小說（特別是長篇）肯定不是失語而是饒舌。明白了這一點，就知道作家還是非常幸福的。在如今，作家基本上有了自由表達的權利（我說的是作家而不是記者或秘書），至少我比我的父親幸福。他是一個典型的失語者——他是個結巴，一字不識。他把他所有的“語言”裁剪成鄉人四季的衣服：春裝、秋裝、皮襖、小孩的兜肚、壽衣以及嫁衣。他是個裁縫。
我也希望我的小說成為普通人的一件衣服，穿著舒適，外觀漂亮；我不想拒讀者於千裏之外，而是每一句話都想進入讀者的內心，就像我是你家偶爾叩訪的一位客人，與你說著彼此都熟悉而且關注的話題，其語殷殷，其情切切。
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探索），說一些八竿子夠不著的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縱然這本小說深奧萬端，在讀者麵前也是一種失語。我的父親走村串戶、量體裁衣時決沒有奢望自己會成為巴黎的時裝設計師，他隻是想養活一家老小，每一針縫得恰到好處。我的小說當然也隻是這麼想的。我的父親使用的是剪刀和針線，我使用的紙和筆，從本質上來說，它們有什麼區別呢？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我的這部《失語的村莊》（和其他所有小說）是在我家陽台鬥室的一架縫紉機上完成的。
我的寡言少語的父親用他的行動告訴我：每天要坐在縫紉機上，給它注油，上緊皮帶，穿針引線，然後不停地踏動踏板。他吃著降壓藥片，開始了他的勞作。我今天也吃著降壓藥片，坐在縫紉機前，鋪開紙筆，搜腸刮肚……一代一代的人就這麼走過去，他們的夢想是相同的，要改變苦難，改變生活的意義。
使作家改變他的情誌非常簡單，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條件沉溺於聲色犬馬，把自己弄成為坐看雲起的社會閑人（譬如我們這類隻拿工資不上班的專業寫作者），而因為我們的閑筆遺漏掉那個“失語的村莊”，誰的筆會成為那群人的見證和良知呢？
還是要提到我的父親。父親留下的遺物不過一根竹尺，一把剪刀而已。竹尺是那種每個刻度都鑲嵌有銅絲的尺，如秤星，不易磨損，好辨認，是為了讓我準確丈量其良心和責任；剪刀也是一種裁縫特有的大剪刀，去年我找一個老磨刀師傅磨的時候，他說這把剪刀現在要值一百多，根本買不到了，是寧波的產品，這十幾年，我還是頭一次磨到這麼好的剪刀。這把剪刀是為了讓我剪裁每一個漢字和每一種感情的時候，有力、沉手、鋒銳，不模棱兩可。
其實我也不願再看到我的村莊和鄉親患失語症，我希望他們能暢所欲言，不再語言謇澀。我想在這個“郎浦”裏能聽見大大咧咧、轟轟隆隆的汽車聲、機器聲，哪怕像南街村的人們抹著滿嘴的油背誦毛主席語錄的聲音也好。總之，是聲音，不是失語；是健康，不是病態。沒有苦難和積鬱，是非常好的事情，那時我和我的土地也會懷鉛盡釋，坐看雲起，儻然大笑；來幾句蟲吟鶯語的唱和。
在沒有出現這種神話之前，我隻能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