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說法認為，伊尹是有莘氏的“小臣”，以庖人身份陪嫁有莘氏之女至商，後因其屢向商湯陳述取天下的主張，得到商湯的賞識而被重用為輔臣。
《墨子·尚賢申》即謂：“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此後，《莊子》、《楚辭》、《韓非子》及《呂氏春秋》所記亦與此類似；另一種說法見於《孟子》，其在對前一種說法予以否定的同時，提出“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之使往聘之，……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意也”（《孟子·萬章上》）。
而《史記·殷本紀》則二說並存：“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未作確斷。
但據當時的曆史條件，應之以上述記載，我們認為第一種說法較為可信。但目前有些學者雖持第一種觀點，卻又斷言伊尹是有莘氏的奴隸，這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符。
因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奴隸處於社會低層，是奴隸主壓迫剝削的對象，根本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如果他是一個奴隸，那麼他後來的治國謀天下的遠見卓識是難以解釋的。
因此，我們認為伊尹並不是奴隸，而是有莘氏的近侍官，屬於奴隸主階級一分子，受過良好的官族教育，因在有莘氏身邊服務，即使沒有從政治國的實際經驗，所見所聞，至少其間接經驗應是相當豐富的。事實也證明，在其從湯之前，就已顯露出其政治才能，聲名遠播，以致湯在見到伊尹之前就說過“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墨子·貴義》）。
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商正在崛起，湯急需羅致人才，壯大自己的力量，而伊尹聲名在外，有才德而欲投賢主，早就想為湯所用，隻恨無由。
因此伊尹歸商實際上是商湯政治發展與伊尹施展抱負這兩方麵需要交織的結果。而有莘氏女嫁湯正好創造了一個契機，至於伊尹負鼎俎以美味說湯，隻是伊尹向湯陳說自己治國之道的一種方式，並不能以此確定其身分。
由於伊尹多次向湯闡明自己的政治主張，而他的主張又正與湯“正（征）城（有）彼天下”（《詩經·商頌·玄鳥》），取夏而伐之的意圖相合，湯慶幸天降賢士於己（《詩經·商頌·長發》），於是委以重任，用之輔政。
伊尹被湯任為相後，便成了商統治集團的謀略人物，為滅夏戰爭的準備與實施出謀劃策，曆時18年終於助湯滅夏而建立商王朝的軍政大權。┅思┅兔┅網┅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湯去世後，曆輔外丙（湯之子）、仲任（外丙之弟）、太甲（湯之長孫）。太甲為政暴虐亂德，不遵湯法，伊尹將其放於桐（河南虞城東北），自攝政理國三年，複歸政於太甲。
《史記·殷本紀》、《孟子·萬章上》和《左傳·哀公二十一年》均有記載，後世也對此頌聲頗著，被太甲尊為“保衡”（《史記·殷本紀》），仍握有實權，直至太甲子沃丁即位時伊尹才老病而死。
伊尹一生，在助湯滅夏，建立和鞏固商王朝的事業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為我國軍事理論的發展，邁出了開創性的第一步，對後世影響極大。
伊尹在軍事方麵的活動，主要是參與了滅夏戰爭的策劃、準備與實施。
關於湯滅夏之戰，史料欠缺，現今所知的有關記載亦多是語焉不詳，尤其是對戰役戰鬥的記載極少，難以全麵詳實地敘述，但關於滅夏戰略的謀劃、準備和實施，古文獻中略有涉及。通過對這些文獻資料的歸納，我們可以看出伊尹在滅夏之戰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其對軍事認識的深刻和駕馭軍事的傑出才能。他對中國軍事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