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將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於指導戰爭。
人類社會自從有了階級和國家之後，政治與軍事便形成了一種密切的關係，政治的興衰與戰爭的勝敗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勢的反映，但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人心向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國處於奴隸社會發展時期，當時社會生產力不高，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生產部門——農業的生產水平還很低，還具有對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賴性。有神論的唯心世界觀在人們的頭腦中占據統治地位，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人們認為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現象和人類行為都受上天支配，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權政治。最高統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權力和行為被視為上天意誌的體現，因此，每有重大舉措必祈請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戰爭更是如此，戰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禱外，還要占卜請示，以決定行動和指導作戰。
但就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伊尹通過對過去戰爭的總結，隱隱約約地發現政治與戰爭的關係，意識到人心向背對戰爭的影響，於是開始衝破天命思想的束縛，把注意力用於研究人心向背這一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視民知治不”（《史記·殷本紀》）的思想，即把民眾是否擁護最高統治者，看作是衡量國家統治興亡的一個重要尺度，進而將這一思想用於指導滅夏戰爭。
為了弄清民眾對夏桀的態度，伊尹前往夏任官，借機探察民情。
當他看到桀“不恤其眾，眾誌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的情況後，即大膽判斷“夏命其卒”，認為夏已出現了滅亡的征兆，因而與湯共同下定滅夏的決心。在戰爭準備期間，伊尹仍以此為指導，一方麵極力宣傳夏之暴政，進一步促使人們對夏的厭恨；另一方麵針對“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的現實，強調廣布仁德，寬以治民，並采取一係列具體措施（參見前文湯滅夏之戰），對內擴大民眾的擁護，對外爭取其他方國的支持，頌聲四起。不少方國歸附，從而收到了抑彼揚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為明證，為滅夏戰爭的具體實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人心向背影響戰爭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是眾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隸社會，卻是前無古人的創造。伊尹第一次認識到這一點並用於指導戰爭，不能不說是對中國軍事發展的重大貢獻。
第二，“上智為間”的謀略。
間諜情報戰，在現代戰爭中已不新鮮，但在中國古代早期戰爭或者說在伊尹之前則是未曾有過的。
當然在人類早期戰爭中也注意到了偵察敵情的重要，但在神權統治時代，這種偵察隻是純軍事的戰場偵察，而沒有深入到敵人內部從事情報搜集和瓦解敵人關係的工作。
隻有當伊尹認識到民心向背對戰爭的作用之後，才以到夏任官的名義打入夏王朝內部開展情報工作。
如果說伊尹第一次赴夏是為了偵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製定滅夏計劃的話，那麼第二次赴夏則不僅僅是為了了解情況，而且還利用所掌握的情報，聯絡夏臣和當時已失寵於桀的妹嬉，擴大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