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內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實力，為後來滅夏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據《竹書紀年》載：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後愛二人，……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未）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
《呂氏春秋》亦有類似記載，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間的作用。
後來孫武總結說：“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孫子·用間》）。
“用間”的重要性隨著戰爭的發展越來越受重視，而伊尹作為中國軍事史上“用間”第一人，其功勞不言可知。
第三，根據敵我力量變化選擇有利戰機。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運動發展的，能否運用發展的觀點，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行止進退，是謀事成事的關鍵。對於戰爭而言，能否正確認識判斷形勢並選擇有利戰機顯得尤為重要。
商湯經“十一征”後，不僅剪滅了親夏的方國，而且擴大了統治區域，實力大增，滅夏的戰爭準備工作業已完成。
當時夏王朝內部矛盾更加尖銳，呈現出分崩離析之勢，在此形勢下，向夏發起最後總攻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但伊尹為確保戰爭的勝利，考慮到夏雖然已近末日，然而它為中原之主已曆時400餘年，其聲威餘緒，不可忽視；再者商為夏之方國，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沒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輕動，因此認為一定要等大多數方國都不支持夏桀時方可進攻。
於是為試探各方國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議湯停止向夏進貢，以觀反應，桀怒而“起九夷之師”，準備大舉伐商。伊尹見九夷等方國仍心向夏桀並聽從桀的調遣，因此認為決戰時機沒有完全成熟，遂與湯複朝貢謝罪，假意忠誠以伺時機。
第二年伊尹建議再次絕貢，桀又召諸侯在有仍（山東濟寧南）會盟，準備伐商，此次不僅九夷之師不奉夏命（《說苑·權謀》），而且有緡氏（山東金鄉南）首先叛反（《左傳·昭公四年》）。
伊尹看到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立即向夏發起總攻，結果大獲全勝，一舉滅夏。
在天命◎
如前所述，西周實行的是以天子為核心的一元化軍事領導體製，無論是“西六師”，還是“成周八師”均為天子統帥，而具體的管理指揮則由兩大軍區的最高軍事首腦負責。
如武成時代西六師歸召公指揮，成周八師歸周公指揮。
在西周尚未建有“軍”的編製，因此，“師”是最大的編製單位。
按周初承商製，每師約一萬人，以14師計，王室軍兵力達14萬餘人，這是一支十分可觀的打擊力量，是周朝廷統治的堅強柱石，加上各諸侯國的軍隊，西周的軍事力量是十分強大的。
也正因西周具有強大可恃的軍事後盾，才能有效實施“刑不祭，伐不祀，征不高”，而維持了數百年較安定的局麵。
①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見《考古學報》1959 年第3期。
① 見藍永蔚《春秋時代的步兵》，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09頁。
② 於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及其屯田》，見《考古》，1964 年第 3 期。
２．周天子掌握組建和指揮諸侯國軍隊的權力
在商代方國軍亦稱諸侯軍，但商代由於商王朝統治勢力的局限，對諸侯軍沒有有效的控製權。
因此，諸侯軍隊往往因商王朝的盛衰而叛服不常，對商王朝統治構成嚴重威脅，最終導致商王朝的滅亡。
西周統治者以商的滅亡為借鑒，加強政治統治，建立了以分封製為基礎的中央集權統治；在軍事上則在增強王室軍的同時，采取一係列措施大力削弱諸侯國的軍事力量，使其完全服從於王室，這樣就形成了以周天子為核心的一元化軍事領導體製。
正如《國語·魯語下》所說：“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讚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奸慝。”
很明顯，周天子掌握了諸侯軍的組建權和指揮權，使諸侯軍成為王室軍的附庸。
周天子對諸侯軍的組建主要表現為諸侯軍的統帥由天子委任和規定諸侯軍的限額。
周天子委任諸侯軍的統帥源於周代的“命卿”製度，根據周代的分封製，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從上引《魯語》可知，王室軍由“公帥之”，至於元侯之師則由“卿帥之”。
元侯，又稱方伯，其地位僅次於“公”，可以說是諸侯之長，如西周初年的衛、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