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伊尹建議再次絕貢，桀又召諸侯在有仍（山東濟寧南）會盟，準備伐商，此次不僅九夷之師不奉夏命（《說苑·權謀》），而且有緡氏（山東金鄉南）首先叛反（《左傳·昭公四年》）。
伊尹看到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立即向夏發起總攻，結果大獲全勝，一舉滅夏。
在天命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伊尹不是通過占卜、觀象來決定是否發動和何時發動戰爭，而是根據對客觀形勢的分析，充分認識人在戰爭中的主導地位，由人〈即他自己〉來把握和選擇戰機，實屬難能可貴。
伊尹在軍事上的成就除以上幾個方麵以外，在前文所述的諸如孤立敵人、壯大自己、迂回包抄和切斷敵人後路等都有其獨到之處，但其最突出的貢獻則在於不受時代的束縛，大膽衝擊天命觀禁錮，較清醒地認識到人在戰爭中的主體作用；其戰略和選擇有利戰機均得於人心向背影響戰爭勝敗的觀點，這對於我國軍事的發展尤其是戰略學說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不愧為我國軍事史上第一個軍事謀略家。
六、西周的軍事
商朝的統治在武丁時達到鼎盛，而自祖甲繼位後，開始衰落。《史記·殷本紀》和《國語·周語下》分別有“帝甲淫亂，殷複衰”和“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的說法，由此可知商滅亡之源，起於祖甲之時。祖甲傳七世至紂王帝辛時，由於商積弊已深，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加之紂王荒淫無道，“戮無辜，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悽之惡，施於大臣。群下不信，百姓積怨”（《韓詩外傳》卷五），社會動蕩不安，階級矛盾空前激化。甲骨卜辭中有人殉、人祭、酷刑、奴隸逃亡和暴動的記載，便是現實的反映。此外，紂王的倒行逆施，又加重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據《戰國策·趙策五》和《史記·殷本紀》載，紂王殺比幹，醢鬼侯，脯鄂侯，且不聽諫阻，一意孤行，不僅“微子去之”，而且其屬下有些官吏，先後棄商投周。如“殷內史向摯，見紂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呂氏春秋·先識覽》），“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史記·周本紀》）。
正如《管子·形勢解》所評論的一樣：“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紂王已處於眾叛親離的危險局麵之中。
正當商王朝岌岌可危、行將崩潰之時，渭水流域的周族迅速興起。經長期積蓄力量，在武王的領導下，以周軍為主的西方諸侯聯軍大舉東進，於公元前1027年，經牧野之戰，紂王軍土崩瓦解，紂王逃回鹿台，自焚而死，周軍乘勝占領商都朝歌，商王朝宣告滅亡。
（一）西周軍事概說
武王滅商之後，建立了周王朝，周朝以平王東遷為界分為西周、東周。
在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二百餘年裏，中國奴隸製達到鼎盛。
周王朝對地方的統治因其實行分封製而發生了巨大變化，與分封製相適應，周天子已成為全國軍隊的最高統帥。
奴隸製軍事製度在這一時期更加完備，主要表現為周天子不僅擁有強大的王室軍，而且掌握著組建和指揮諸侯國軍隊的權力，與此同時還建立了國家管理軍隊的最高官員——司馬。
軍隊的編製也更加具體係統，兵種發展出現新的內容，車兵的地位不斷上升，騎兵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