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即把民眾是否擁護最高統治者，看作是衡量國家統治興亡的一個重要尺度，進而將這一思想用於指導滅夏戰爭。
為了弄清民眾對夏桀的態度，伊尹前往夏任官，借機探察民情。
當他看到桀“不恤其眾，眾誌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的情況後，即大膽判斷“夏命其卒”，認為夏已出現了滅亡的征兆，因而與湯共同下定滅夏的決心。在戰爭準備期間，伊尹仍以此為指導，一方麵極力宣傳夏之暴政，進一步促使人們對夏的厭恨；另一方麵針對“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的現實，強調廣布仁德，寬以治民，並采取一係列具體措施（參見前文湯滅夏之戰），對內擴大民眾的擁護，對外爭取其他方國的支持，頌聲四起。不少方國歸附，從而收到了抑彼揚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為明證，為滅夏戰爭的具體實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人心向背影響戰爭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是眾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隸社會，卻是前無古人的創造。伊尹第一次認識到這一點並用於指導戰爭，不能不說是對中國軍事發展的重大貢獻。
第二，“上智為間”的謀略。
間諜情報戰，在現代戰爭中已不新鮮，但在中國古代早期戰爭或者說在伊尹之前則是未曾有過的。
當然在人類早期戰爭中也注意到了偵察敵情的重要，但在神權統治時代，這種偵察隻是純軍事的戰場偵察，而沒有深入到敵人內部從事情報搜集和瓦解敵人關係的工作。
隻有當伊尹認識到民心向背對戰爭的作用之後，才以到夏任官的名義打入夏王朝內部開展情報工作。
如果說伊尹第一次赴夏是為了偵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製定滅夏計劃的話，那麼第二次赴夏則不僅僅是為了了解情況，而且還利用所掌握的情報，聯絡夏臣和當時已失寵於桀的妹嬉，擴大敵人內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實力，為後來滅夏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據《竹書紀年》載：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後愛二人，……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未）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
《呂氏春秋》亦有類似記載，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間的作用。
後來孫武總結說：“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孫子·用間》）。
“用間”的重要性隨著戰爭的發展越來越受重視，而伊尹作為中國軍事史上“用間”第一人，其功勞不言可知。
第三，根據敵我力量變化選擇有利戰機。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運動發展的，能否運用發展的觀點，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行止進退，是謀事成事的關鍵。對於戰爭而言，能否正確認識判斷形勢並選擇有利戰機顯得尤為重要。
商湯經“十一征”後，不僅剪滅了親夏的方國，而且擴大了統治區域，實力大增，滅夏的戰爭準備工作業已完成。
當時夏王朝內部矛盾更加尖銳，呈現出分崩離析之勢，在此形勢下，向夏發起最後總攻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但伊尹為確保戰爭的勝利，考慮到夏雖然已近末日，然而它為中原之主已曆時400餘年，其聲威餘緒，不可忽視；再者商為夏之方國，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沒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輕動，因此認為一定要等大多數方國都不支持夏桀時方可進攻。
於是為試探各方國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議湯停止向夏進貢，以觀反應，桀怒而“起九夷之師”，準備大舉伐商。伊尹見九夷等方國仍心向夏桀並聽從桀的調遣，因此認為決戰時機沒有完全成熟，遂與湯複朝貢謝罪，假意忠誠以伺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