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明知樊案之後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辦團，但卻將此列為首選，其用心在為左宗棠謀取實際官階，即疏中明白說明的“藩、臬”之職。曾國藩推薦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蔭那樣渲染鋪張，但卻直截了當地為之謀官謀權，更有力度。
三 “滌帥與我，情意郛洽之至”（3）
皇帝於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補，作為曾國藩的助手，襄辦湖南軍務。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銜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夢也沒想到曾國藩等一幹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為大吉，他說對此際遇感到“實非夢想所期”。一沒有掉腦袋，二沒有回老家，對朝廷與朋友們感激次骨，遂磨掌擦掌，準備在曾國藩帳下大幹一番。得到左宗棠這樣的有力助手，曾國藩當然如虎添翼，他決定放手讓左氏大幹，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軍，以做獨當一麵的打算。左宗棠僅一個月時間，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興勃勃，雄心大熾，他在家書中寫道：“此去務要盡平生之心，轟烈做一場，未知能遂其誌否？”
二
雖然深受曾國藩的舉薦之恩，但左宗棠對曾國藩，自始至終毫無唯唯之態。在曾國藩麾下帶兵之初，左宗棠就表現出不甘人下的特立獨行風格。
以前，凡是曾國藩麾下的軍隊，統稱為“湘軍”，而左宗棠卻獨樹一幟，將自帶的五千人號為“楚軍”。其他湘軍將領募軍練勇一遵曾國藩成製，而左宗棠卻對曾國藩的那套做法不太感冒。曾國藩選將專要樸實的讀書人，以其有根底，有操守，大節不苟。而左宗棠卻多用武夫，“亦不盡樸實之選，止取其能拚命打硬仗耳”。左宗棠有左宗棠的算盤。原來，讀書人有功名，立了戰功很快可以高升，不再為己所用。而武人升到提督已是非常不易，不得不一直在自己腳下盤桓，容易控製。曾國藩招兵，多從原籍湘鄉一縣招募，左宗棠認為這樣弊端尤多，因為一旦失利，往往是舉縣盡哀，士氣容易受挫。所以他從全省各府縣招募，優中選優，強中擇強。至於營製，他也參用後來脫離曾國藩係的王鑫之法，處處與湘軍有所不同。
事實證明左宗棠的名氣不是吹出來的。首次親自帶兵打仗，他就旗開得勝。鹹豐十年底，太平軍兵分三路，包圍了曾國藩所駐的祁門。曾國藩四麵楚歌，陷於驚恐之中。幸好左宗棠在景德鎮經過一日一夜激戰，將太平軍將領黃文金率領的數萬軍隊擊敗，令曾國藩轉危為安。
事後，曾國藩專折為左宗棠請功說：“左宗棠初立新軍，驟當大敵，晝而躍馬入陣，暮而治事達旦，實屬勤勞異常，惟係襄辦京堂大員，應如何優擢獎敘之處，出自聖裁。”於是皇帝發布諭旨，著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補。
曾國藩僥幸度過此難，不料更大的危險緊接著到來。鹹豐十一年二月，太平軍李世賢部再度進入江西，並於二月底擊敗左宗棠，攻占了景德鎮，兵鋒直指祁門。曾國藩文報不通，餉道中斷，又一次陷於絕境，在日記中寫道：“憂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甚至給曾紀澤寫下了遺囑。
在這關鍵時刻，左宗棠再次力挽狂瀾。景德鎮失敗後，他退守樂平，三月六日與李世賢大戰於此，左充分利用地形優勢，命人開挖壕溝，引水塞堰，大大限製了太平軍騎兵的作用。在他的指揮下，左軍奮力進攻，結果大敗太平軍，殺敵五千多人。李世賢大敗狂奔，曾國藩再一次走出絕境，他大喜過望，對左宗棠當然又一次獎譽不已，向皇帝彙報稱：“（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審越時賢。”請求“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曾國藩甚至對皇帝說，他以此事斷定左“將來必能為國家開拓疆土，廓清逆氛。”可謂推重備至，也預見到了左宗棠後來收複新疆之功，誠可謂“知人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