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思想上一次大變化，也因對柔軟與剛強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時間深信老子說，“至柔可以克萬物”。後來他在美國之後，有次他去大峽穀，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對韋蓮司說，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為水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是特別柔弱的東西。韋蓮司就以典型的美國人精神告訴他說，你錯了，水絕對不會因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為有勢能。
老曾不會這麼表達，不過，他也並不以為柔弱本身可以製勝，必須飽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書之道時，寫過一句話“寓深雄於靜穆之中”。
跋 柴靜：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3）
“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芒森森，不可逼視者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願字，名為含蓄深厚，舉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
五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與曾國藩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生活，他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弱點》，寫到他對當時中國人的觀察，其中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分布在城市邊裏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裏，但每個村子都叫三裏屯”。
史密斯歎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 “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麵包裏為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麵包裏就不放”；問“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製食品，為什麼不留一點兒過冬？”答案也隻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製食品。”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黴的”。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顧準批評他們：“宋儒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麵，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衝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風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辯，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誌，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著大權的腐儒：“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範圍，惟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這種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聖言量為標準，而不能出煩瑣哲學的範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生了從簡單到複雜的變化。”
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著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聖言”救不了世，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隻靠詳盡“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實一念，人才會從道德製高點上下來，腳踏實地，不激不隨。
鹹豐皇帝即位之初，曾讓大家就“用人行政”發表意見，倭仁與曾國藩都上書。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鹹豐倒也不糊塗，批了一個“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