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腦袋發沉，沒有梳洗，模樣難看，一臉悔愧的神色，從臥室裏出來。這時一位黑胡子先生打從她身旁走過，進了前室，看來這是醫生。屋裏有一股藥水味。科羅斯捷列夫站在書房門口，右手撚著左側的唇髭。
“對不起，我不能放你進去看他，”他陰沉地對奧莉加·伊凡諾夫娜說，“這病會傳染的。說實在的，您也沒有必要進去。他已經昏迷，在說胡話。”
“他真是得了白喉嗎？”奧莉加·伊凡諾夫娜間，聲音幾乎聽不清。
“那些明知危險卻偏要去冒險的人，真應該送交法庭審判，”科羅斯捷列夫喃喃自語，沒有回答奧莉加·伊凡諾夫娜的問題。“您知道他是怎麼感染的嗎？星期二，他用吸管吸一個病兒的白喉粘液。這是幹什麼？愚蠢……是的，胡鬧……”
“危險嗎？很危險嗎？”奧莉加·伊凡諾夫娜問。
“是的，都說這病很難治。說實在的，應當請施列克來才對。”
先來了一個身材矮小的人，他頭發棕紅，鼻子很長，說話帶猶太人口音；繼而來了一個高個子，他背有點駝，須眉濃重，看上去像個大輔祭；最後來了一個年輕人，他很胖，臉色紅潤，戴一副眼鏡。這是醫生們來為自己的同事輪流值班。科羅斯捷列夫值完班後沒有回家，他留下來，像個幽靈似的在各個房間裏踱來踱去。女仆給值班的醫生們送茶，不斷跑藥房，根本沒人收拾房間。家裏冷清而淒涼。
奧莉加·伊凡諾夫娜獨自坐在臥室裏，想到這是上帝來懲罰她了，因為她欺騙了丈夫。這個沉默寡言、從不抱怨、不可理解的人，這個溫順得失去個性、由於過分的善良顯得沒有主見、顯得軟弱的人，此刻正躺在他書房的長沙發上，默默地忍受著痛苦，連一句抱怨的話也沒有。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哪怕是高燒中的囈語，那麼值班的醫生就會了解到，毛病不單單出在白喉上。他們就會去問科羅斯捷列夫：他什麼都知道。難怪他看著朋友的妻子時，那眼神仿佛在說：她才是真正的元凶，白喉不過是她的同謀犯。她已經不記得伏爾加河上那個月夜，不記得那番愛情的表白和農舍裏的那段富有詩意的生活。她隻記得，她由於無聊的苛求，由於嬌生慣養，她整個人從頭到腳都沾上了一層粘乎乎的汙穢，從此休想洗幹淨了……
“哎呀，我把他騙得太厲害了，”她想道，記起了她跟裏亞博夫斯基的那段煩心的浪漫史，“這種事真該詛咒！……”
下午四點鍾，她眼科羅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飯。他什麼也沒吃，隻喝了一點葡萄酒，皺起了眉頭。她也沒吃東西。有時她暗自禱告，向上帝起誓，一旦戴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愛他，永遠做他忠實的妻子。有時她精神恍榴，望著科羅斯捷列夫，想道：“做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人，沒有一點出眾的地方，再加上麵容憔悴，舉止粗野，難道不枯燥嗎？”有時她又覺得上帝會立即來處死她，因為她害怕傳染，竟一次也沒去過丈夫的書房。總之，她的情緒低沉而沮喪，相信她的生活已經毀掉，再也無法挽救了……
午飯廚天色暗下來。當奧莉加·伊凡諾夫娜走進客廳時，科羅斯捷列夫已躺在沙發床上，枕著一個金線繡的綢墊子，在呼嚕呼嚕地打鼾。
值班的醫生進進出出，誰也不曾留意這種混亂狀態。外人在客廳裏呼呼大睡，牆上的那些畫稿，獨出心裁的陳設，頭發蓬亂、衣衫不整的女主人--所有這一切現在已引不起絲毫興趣。有位醫生無意中不知為什麼笑了一聲，這笑聲顯得那麼古怪、膽怯，叫人聽了不寒而栗。
當奧莉加·伊凡諾夫娜再次走進客廳時，科羅斯捷列夫已經不睡了。他坐在那裏抽煙。
“他的白喉已經轉移到了鼻腔，”他小聲說，“心髒功能也不好。說實在的，情況很糟糕。”
“那您去請施列克吧，”奧莉加·伊凡諾夫娜說。
“已經來過了。正是他發現的：白喉杆菌已經擴散到鼻腔，唉，施列克管什麼用！說實在的，施列克也幫不了忙。他是施列克，我是科羅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時間過得很慢。奧莉加·伊凡諾夫娜和衣躺在從早晨起就沒有收拾的床上，迷迷糊糊地打著瞌睡。她似乎覺得，整個宅子，從地板到天花板，讓龐大的鐵塊填滿了，隻要把這鐵塊弄出去，大家就會感到輕鬆愉快。等她清醒過來，她才想起，那不是鐵塊，而是戴莫夫的病。
“靜物寫生，港口……”她想著想著，又陷入昏睡狀態，“港口……療養院……施列克怎麼回事？施列克，格列克，弗列克……克列克。現在我的朋友們在哪兒？他們是否知道我們家的不幸？主啊，救救我……饒恕我。施列克，施列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