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了20世紀80年代的恢複，90年代的初步發展，跨入21世紀後，人類學已開始在中國崛起。
一
人類學在中國崛起的一個突出標誌，就是人類學的本土化。筆者在《人類學本土化論綱》一文中曾說：
人類學研究本質上是理論研究，要解決的是人類各民族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問題。人類學本土化的意義，就在於怎麼把產生於西方的人類學這門學問引進中國，拿來解決我們中國自己的本土問題，甚至包括理論的本土化、對象的本土化、話語的本土化，還包括手段和隊伍的本土化。回顧人類學從西方傳入中國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曆史，經過中國人類學家的不懈努力，中國人類學從無到有，從依附到向獨立發展，從引進到形成具有某些特點的中國學術傾向，並著力從事中國人類學體係的建立。人類學作為一種方法論，正如有的學者所說：“人類學的精神實質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科學的論證方法。”因此，人類學要求人類學家跳出狹隘地域限製，以一種俯仰天地、融會中西、貫通古今的宏觀視野來審視其研究對象。所以，對國內外研究的經驗我們要認真學習，但反對全盤照抄。純粹的“拿來主義”是要不得的，隻有將西方人類學的理論、方法與中國人類學研究實踐相結合，在學習國內外研究經驗的同時，發揮個人研究專長，在研究中強調綜合取向，跳出西方學術界固有的窠臼，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並蓄的傳統進行研究。為此我提出：
1．對中國曆史文獻進行人類學的解讀和分析
舉世皆知，中國曆史的悠久是舉世公認的，其相關曆史文獻豐富也是世所罕見的。可以毫無疑問地說，這是人類學一座古老而豐富的學術寶庫。但是，幾千年來，雖然出現過以《史記》作者司馬遷為代表的曆史學派，他開創了紀傳體的研究方法，在《史記》中對當時中國的民族作了我們今天所謂的民族誌描述，但其後，尤其是清代考據學派的興盛，他們運用訓詁、校勘和資料收集整理的方法研究中國豐富的曆史文獻，使得近現代的學者往往隻重史料的考證，卻忽視對經過考證的材料的理論升華。今天我們麵對新世紀的到來，在推進人類學本土化的今天，提倡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浩如煙海的曆史文獻重新審視、重新整合，作出新的解讀和分析，從中概括出新的論題，升華出新的理論，使人類學在中國的曆史文獻中受到一次洗禮。
2．對中國社會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一向是人類學家們看重的研究方法，在中國人類學發展的今天，由於人類學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調查的作用愈來愈重要。人類學家隻有深入基層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才能突破他過去所堅持的理論及個人的意識形態立場所構成的認識框架，讓人類學理論在具體的田野調查中經受一次錘煉，從而使人類學的理論升到一個新高度。甚或從中升華出新的理論來。
3．把對中國曆史文獻的人類學解讀與對中國現實社會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結合起來
西方人類學界有許多流派，其共同特點是十分重視田野調查；中國學者的特點是擅長曆史文獻的考據。而人類學的研究則既要求中國的人類學家們從考據中跳出來，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曆史文獻進行人類學的解讀和分析，又要求中國的人類學家要十分重視田野調查，為國家服務、為社會服務。換句話說，就是要求中國的人類學把對中國曆史文獻的人類學解讀與對中國現實社會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結合起來，隻有這樣，中國的人類學才具有生命力。
中國人類學的發展正是沿著本土化的軌跡從恢複到發展到崛起。如果說20世紀30～40年代，中國人類學家楊成誌的《雲南民族》、淩純聲的《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王同惠的《花籃瑤的社會組織》、陳序經的《疍民研究》、林耀華的《涼山夷家》、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潘光旦的《開封猶太人》、楊堃的《灶神考》、楊慶堃的《中國家庭與社會》等為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的話，那麼，可以與之相媲美的是當代中國人類學家蔡華的《無父無夫的社會》、閻雲祥的《禮物的流動》、羅紅光的《不等價交換》、莊孔韶的《銀翅》、王築生的《中國景頗人》、景軍的《神堂記憶》、郭於華的《在田野閱讀生命》、張小軍的《場域論》、周永明的《雲南毒品》、張鸝的《北京浙江村》、劉欣的《陰影之下》、劉錫誠的《象征--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等則為人類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鋪就了一條進軍之路。此其一。
其二，20世紀30～40年代，中國人類學家從本土中吸取營養，通過對本土的田野考察，從中概括、提煉、升華出人類學新的理論和方法論，如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打破了人類學家隻研究異文化而不研究本土文化的傳統模式，因此，國際人類學大師馬林諾夫斯基為《江村經濟》作《序》，對此作了高度的評價，他說：“我敢於預言費孝通博士的《中國農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經濟》--譯注）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裏程碑。此書有一些傑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誌著一個新的發展。本書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作者並不是一個外來人，在異國的土地上獵奇而寫作的；本書的內容包含著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這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說人貴有自知之明的話，那麼，一個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類學當然是最艱巨的，同樣，這也是一個實地調查工作者的最珍貴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