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1980年國際人類學會授予費孝通先生1980年度馬林諾夫斯基獎；1981年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他人類學領域的最高榮譽--赫胥黎獎。
如果說費孝通是中國20世紀30～40年代為中國人類學爭得國際榮譽的代表，那麼，蔡華是當代為中國人類學爭得國際榮譽的代表。
蔡華對居住在滇川邊界的納人（漢族稱為摩梭人）進行了多次田野考察，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納人的親屬製度進行了全麵的觀察、描寫和分析，從中概括、提煉、升華出“婚姻家庭都不能再被視為人類社會的普通現象”的結論，從而重新定義了血緣關係、亂倫禁忌、婚姻與家庭四個人類學的基本概念。因此，當代國際人類學大師列維·斯特勞斯在評論蔡華的《無父無夫的社會》時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這是一部傳世之作”。並在該書英文版封二上寫道：“蔡華博士對西方人類學做出了傑出貢獻……多虧了他，現在納人在人類學典籍中獲得了一席之地。”
為此，蔡華榮獲法國科學院授予的2002年度“法語國家金獎”。
兩個時代，兩個代表，他們都為中國人類學在國際人類學界贏得了聲譽。清華大學景軍教授在《讀書·評論·學術發展》研討會上說得好，他說：
蔡華的《納人》一書成功地挑戰了學界和常人已經成為常識性的知識和理念，是中國20世紀以來諸多人類學著作中的佼佼者；這一係列成果標誌著“中國人類學的第二個春天終於出現了”。
二
人類學在中國崛起的男一個突出標誌，就是人類學作為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學科地位的廣泛認同。數學在自然科學中的基礎地位是自然科學界公認的。而人們對人類學作為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數學”卻經曆了一係列的曲折。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被定判為資產階級學科而被“槍斃”的往事自不用去說道，自20世紀80年代初人類學在中國恢複以來，由於種種原因，其一直處於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邊緣，默默地但卻頑強地在中國做著“紮根”工作。20年的潛移默化，在與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互動中，逐漸被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認同，人類學作為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學科的地位逐漸凸現出來。最近《光明時報》發表了暢孔熾一篇論述人類學對教育理論研究的啟示的文章，十分深刻。好在該文不長，引述如下：
人類學研究對於教育理論創新研究的啟示之一，是注重觀察基層群眾的實踐活動並加以分析研究。文化人類學研究將群眾文化實踐活動的觀察研究方式規範化，變成了研究過程中一個必不可少的基本研究階段和一種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這就是所謂“田野工作”。田野工作，是指人類學家為了真實地了解某一地方人類的行為，而將自己融入當地群眾的生活之中。因此，人類學的“知識建構過程不是從書本到書本，而是經過田野工作回到書齋，再把得自生活的新知寫進書本”。
與此相比，當今我們關於教育的一些課題研究，卻常常顯得書齋氣十足。在這些課題研究中，究竟有多少是研究者從長期觀察和深入分析基層教育活動開始的，又有多少不是從教育專家們預先設定的理論框架出發的？而人類學社會學的專家們在研究中涉及到教育問題的田野調查，可以說為教育研究者提供了一種值得借鑒的研究範式。“田野工作”作為人類學學科的一種基本研究理念和方法，給人類學研究提供了寬廣的基礎和動力源泉。實際上，一切學科理論研究的創新都應基於認真的實踐活動。教育理論研究也不例外。
文化人類學研究對於教育理論創新研究的啟示之二，是它以“整體性視角”對某一文化進行全貌性的深入研究。試圖給出一個全貌性的觀察和整體性的結論。這種研究強調事物之間的相互聯係，強調文化的背景分析，從而將從田野工作中所觀察到的文化現象與廣闊的背景聯係起來，由此更好地解釋和理解所觀察到的地區人類社會生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