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1990年後，我比較關注西藏和新疆的現實問題。可能由於工作性質，我的注意力側重在政策對這兩個地方民族發展的影響上。西藏和新疆在中國，是麵積最大、少數民族居住相對最集中的兩個區域，由於曆史和現實的種種因素，這兩個地區對中國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民族團結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研究中國現實的民族關係和民族問題，研究民族問題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必須抓住這兩大區域。
1991年，中央有關領導鑒於蘇聯東歐劇變中民族宗教因素不可忽略的影響，指示在中央黨校成立“民族宗教理論教研室”，進行相關的教學、研究。黨校領導一聲令下，我就從社會學室劃到了這個教研室。我們主要的教學對象是西藏民族幹部班和新疆民族幹部班。我講授的題目有：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理論和政策、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民族問題、鞏固和加強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周邊國家的民族宗教問題等。給學員講課時，經常聽到他們說：老師你去過西藏（新疆）嗎？沒去過，應該去。我們希望聽到老師用理論分析解釋我們西藏（新疆）的實際問題。
田野調查是人類學的看家法寶，有念碩士期間獨闖西雙版納的經驗，1994年暑假我自己籌錢去了西藏。在西藏，我又看到一個虔誠信仰佛教的民族，隻是這裏的自然環境非常嚴酷，這個民族的信仰也更執著。我在拉薩、日喀則、山南三個地區跑了幾個縣，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訪問農戶，開座談會，走訪寺廟和僧人，觀察民眾的宗教活動。此行粗粗體會到西藏自然景觀的磅礴大氣、人文景觀的奇異多彩，深受震撼和吸引。同時也感覺西藏這個題目太大，必須找一個切入點才能進得去。於是在，1995年申請了社科基金課題：援藏項目的社會效益研究。1996年批準立項。
徐：作人類學田野調查，比較困難是經費，能申請到社科基金是幸運的。你為什麼選擇“援藏項目”作為研究西藏的切入點？
靳：在經濟上援助西藏，是我們人民政府在西藏和平解放後一直施行的政策，目的是幫助經濟文化較落後的西藏加快發展。要研究中央政策對西藏發展的影響，就必須從此問題入手。
西藏自元朝歸人中國版圖後，曆代中央政府大多采取經濟上扶持、政治上遙控的政策。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對西藏持續地給予經濟扶助，其數量、力度遠遠超過曆朝曆代的封建統治者。據不完全統計，1952～1998年，國家在西藏各項資金投入累計500餘億元。這些資金主要用於行政開支、教育、支持農牧業發展等。此外，國家還巨額斥資，在西藏興建了一大批包括水電站、公路、機場、郵政通訊等基礎設施。那麼，中央政府的援助政策是否被西藏民眾知曉和認同？西藏這樣一個經濟較落後、文化迥異於內地的區域，這些項目建成後是否能“服水土”，能否正常運轉，達到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領導期望的效果？援助政策對西藏的發展有哪些影響？這些是我想搞清楚的問題。
徐：聽說你曾四次進藏，都是作這方麵的調查嗎？
靳：是的。1996、1998及2002年，先後得到社科基金、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基金的資助，我又三次進藏，曆時近半年，北上那曲牧區，向東沿雅魯藏布江至澤當、林芝及昌都。向西向南抵日喀則、跨過喜瑪拉雅下至樟木口岸，主要對1984年實施的43項工程和1996年實施的62項工程進行了係統調查；以人類學、社會學的調查研究方法為主，對分布在西藏七個地市的20餘個建成的援藏項目作個案調查，在18個調查地點做了二千餘份問卷調查。主要了解兩方麵的情況：建成項目的基本運行狀況，西藏民眾對援藏政策和援藏項目的認知、評價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