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漢民族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大家知道，宏觀地來說，用世界觀去指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論。而漢民族研究作為中國民族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其自身的研究方法是多學科研究方法的綜合。我最初開始進行漢民族研究，確定的課題是“漢民族史”，所以研究方法基本上主要運用民族形成和發展規律的理論以及史學的方法，對文獻資料進行分析綜合。概括出漢民族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曆史規律。後為了具體勾勒漢民族的形象，又運用文化學和民俗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文獻資料以及本人對主位文化的親身感受和體驗，探討了漢民族特征、民族性格和文化，使人們閱讀了《漢民族發展史》後，不但能了解和認識世界上最大的漢民族起源、形成和發展的規律，對其文化和文化特征以及對民族性格也有一個形象的、輪廓式的了解。而當我轉向研究當代漢民族的時候，就感到僅僅運用文獻資料的分析綜合以及憑個人對主位文化的感受和體驗的方法就遠遠不夠了，所以需要引入新的理論和方法來對當代漢民族進行研究，因為我們麵對的是現實中的動態的研究對象，必須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如參與觀察法、問卷法，考察族譜資料、語言等進行研究，如現在不少學者對客家人的研究、對閩台惠東人的研究等。總之，回憶民族研究方法論的發展軌跡，可以說是從史學方法入門，逐步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到最近強調運用人類學的方法。從而體現出我的漢民族研究方法論有累加性和綜合性兩個特點。在我進行漢民族的研究中，在綜合運用各不同學科的方法時，它們之間雖有差異但並不矛盾，而互動互補，相得益彰。正因為對漢民族方法論有了這個認識，所以我在對漢民族研究進行界定時才明確漢民族研究是“運用人類學和民族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漢民族的起源、形成、發展、構成、特征、文化，以及與其他民族的關係等方麵的曆史和現狀進行宏觀和微觀的係統研究，探討規律的一門學科。”
具體到《漢民族發展史》，我的創見主要有以下幾點：
1．提出了漢民族多元的起源、要區分主源和支源的觀點。長期以來學術界曾流行過漢民族起源於黃帝，或起源於黃帝與炎帝的一元論，這個觀點至今在民間仍有一定的影響，“黃帝子孫”之說、“炎黃世胄”之說仍流布於市。後漢民族起源多元說興起，但卻過於籠統。我在《漢民族發展史》中主張漢民族起源多元說，並將多元的起源又分為主源和支源兩大類，認為炎黃和東夷是主源，百越、苗蠻、戎狄是支源。其區別在於前者在漢民族形成的過程中全部融於其中，而後者隻是部分融於其中，還有一部分分別先後分化、融合而形成為中國的少數民族。
2．提出了漢民族形成三階段說。漢民族的形成，人們或認為漢民族是“一蹴而就”的，或認為漢民族的形成是分兩步完成的，我則從漢民族形成過程的曆史實際出發，提出了漢民族形成三階段說，即夏商周三代之時黃河和長江流域夏、商、周、楚、越諸民族相繼崛起為漢民族形成的第一階段；春秋戰國到秦之時夏、商、周、楚、越，以及部分蠻、夷、戎、狄在大溶合中育成華夏民族為漢民族形成的第二階段；兩漢之時為華夏民族在“大一統”中發展、轉化為漢民族為漢民族形成的第三階段，我稱之為“漢民族形成三部曲”。
3．提出了漢民族滾雪球發展說。漢民族如何逐步發展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學術界多用“民族融合”來進行詮釋。但“民族融合”的概念指的是民族消亡的過程，而中國曆史所出現的漢族不斷壯大、少數民族則不斷“漢化”的曆史現象，用“民族融合”來詮釋極不準確。熟悉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同誌都知道，中國曆史上少數民族的“漢化”問題，實際是一個民族喪失本民族的特征變成另一個民族的問題，這種民族互動的曆史現象，從理論上來講應該是“民族同化”。當然民族同化又分為自然同化和強迫同化，我們當然讚成前者，反對後者。但曆史是複雜的，在中國曆史上又有入主中原為統治者的少數民族實行“漢化政策”，強迫自己的民族同化於漢族的曆史現象存在，如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就是一個典型，對此有利少數民族社會進步的強迫“漢化”政策，我們又小能一概加以反對。所以，我就在《漢民族發展史》中提出了漢民族滾雪球發展說，既論述了北方民族同化的風起雲湧，又探討了南方民族同化的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