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長期以來，由於封建正統思想在舊中國一直占居統治地位，“漢族即中國，中國即漢族”的傳統觀點在封建史家中幾乎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的。解放後，雖然批判了封建正統觀，但大漢族主義的影響猶存，總是有人抱著“漢族即中國，中國即漢族”的觀點不放。如在研究中國民族史時，或把漢族以外的一些少數民族視為“外族”，或把少數民族建立的地方割據政權視為“外國”，在中國史與漢民族史之間劃等號。有人撰文說：“我國是以漢民族為主體民族的國家。漢族有著悠久的曆史和光輝燦爛的文化。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即從甲骨文、金文到二十四史，乃至中國近代史，其主要內容是以漢民族為中心來記載的。在我國曆史上北齊的史館、唐代的太史局、元代的太史院、明清的翰林院，以至今天的社會科學院中的曆史、文學、藝術、宗教等研究所，都是研究漢民族的研究機構。……就此而論，另設置一個‘漢民族研究所’是沒有必要的。”這就把漢民族與中國曆史、文學、藝術、宗教之間全方位地劃了等號。這種觀點對學術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作為中國的曆史、文學、藝術、宗教，乃至文化的各個方麵絕不是漢民族一個民族創造的，而是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一部中國史，就是曆史上包括漢族和許許多多其他民族在內的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如果在中國史與漢族史之間劃上等號，那麼置其他民族於何地？尤其是蒙古族占統治地位的元代和滿族占統治地位的清代還是不是中國史的範圍？顯然，中國史與漢民族史之間是絕對不能劃等號的。這是我與別人的觀點最大的不同之處。我之所以不同意在漢民族史與中國史之間劃等號是因為這種觀點完全混淆了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與作為社會實體的民族之間的區別和界限，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與此相類，在中國文學與漢民族文學、中國藝術與漢民族藝術、中國宗教與漢族宗教，以及中國文化與漢民族文化之間劃等號的看法都是失之偏頗的。正是由於漢民族研究與中國研究之間有劃等號的誤區存在，才使得人們長期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漢民族熟視無睹，幾乎使之成為一個學術空白。
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1985年4月22日，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漢民族研究芻議》，第一次公開向學術界發出了“漢民族研究是大有可為的”呼喚。1987年，在廣西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支持下，聯合了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廣西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所、雲南大學曆史係發起召開了全國首次漢民族研究學術研討會，揭開了新時期漢民族研究的序幕。從此，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我也逐步加深了對漢民族研究的認識。1996年12月26日在廣西民族學院召開《’96當代漢族學術研討會》時，我在提交給大會的《漢民族研究縱橫談》一文中對漢民族研究作了界定。我認為所謂漢民族研究，就是以漢民族為研究對象，運用人類學和民族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漢民族的起源、形成、發展、構成、特征、文化，以及與其他民族的關係等方麵的曆史和現狀進行宏觀和微觀的係統研究，探討規律的一門學科。簡言之，漢民族研究就是對漢民族進行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的一門學科。
1996年初，在北京大學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我作了題為《漢民族研究的人類學意義》的發言，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係講座教授、台灣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喬健教授作評議時說：“您現在提倡漢民族研究，是漢民族研究很重要的一個創始人，在方法論上是不是要有創新？”與此同時，他還就漢民族研究與漢學研究與漢人社區研究在方法論上之不同提出了問題。喬先生一向是我敬佩的人類學家，這次他中肯而又明確地提出開展漢民族研究首先要解決好方法論的問題，對我啟發很大。當時，由於時間關係，沒有能立即回答這個問題。事後，仔細想來這個漢民族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包含兩個方麵的內容：
一是漢民族研究與漢學的區別是什麼？與漢人社區的研究上有什麼不一樣？關於漢民族研究與漢學的區別，大家知道，所謂漢學是外國人以中國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稱之為“Sniolowy”，傳統翻譯為“漢學”。漢學與漢民族研究最大的區別在於兩者的研究對象不同，前者以中國文化（包括漢民族與少數民族文化）為研究對象，後者以漢民族為研究對象。1990年3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以《漢民族研究與中國文化》為題講學時，曾與到會的學者討論過漢民族研究與漢學的關係。本來“漢民族研究”可以稱之為“漢學”，但是這與國際上通行的“漢學”一詞雷同，雖然國際上通用的“漢學”實際上應為“中國學”，《辭海》也稱“今譯為‘中國學’”，但人們已經習慣稱中國學問的研究為“漢學”，稱研究中國學問的學者為“漢學家”。所以為了避免混淆兩者的區別，大家還是主張用“漢民族研究”來區別於“漢學”。關於漢民族研究與漢人社區研究的區別主要在於我們所提倡的漢民族研究最早是從民族學的角度切入的，主張對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漢民族的起源、形成、發展規律及其特征和文化進行民族學的研究，而漢人社區研究則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切入，對社會學所表述的特定空間社會關係的概念--社區，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揭示漢人社會的一般規律，同時與宏觀的社會分析相得益彰，以指導現時代的社會變革。北京大學的王銘銘博士將此稱之為“漢學人類學”。依我之見，若稱之為“漢人社會人類學”可能更準確一點。這就很清楚地顯示出漢民族研究注重宏觀的、曆史的、文化的研究，而漢人社區研究則注重微觀的、現實的、社會生活的研究，可見兩者研究的對象和研究目的都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