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廣西民族學院徐傑舜教授
孟凡夏
孟：漢族是中國最大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在學術上，對漢民族進行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在國內和國際學術界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徐教授您長期以來不斷致力於漢民族研究的開拓，不斷呼籲重視這一領域的研究，並開展了許多專題性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了讓更多的讀者都來了解您所做的漢民族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讓更多的誌同道合的專家學者來關注漢民族研究，今天先請您介紹一下您的學曆和經曆。
徐：我祖籍浙江餘姚，是河姆渡人的子孫，作為學曆史出身的人為此而常常有一種驕傲感油然升起。1948年12月24日隨父母逃難而出生於湖南零陵（今永州市）。這一天正好是西方聖誕節前的平安夜，近幾年西俗漸盛，每當過生日時，人們常開玩笑地說我的“學運”（指學術成果）這麼好是“平安夜”給我帶來了好運。其實我的人生經曆和治學道路都是坎坷曲折的。
我從小學開始一直在武漢市讀書，1958年7月考入武漢大學共青團中學，第二年改為武漢大學附中。1961年參加高考，檔案上錄取學校為武漢大學哲學係，但錄取通知是中央民族學院分院（現為中南民族學院）曆史係（後來才知道是當時任中央統戰部長的李維漢同誌指示要招一批漢族學生進民族學院學習曆史，以培養民族研究人才，故而把我以及上海、四川、武漢的七八個漢族考生錄取進了中南民族學院），這算是一個曲折吧。
幸運的是，入學後受業於中國著名的人類學民族學家岑家梧教授門下，很快熱愛上了自己所學的專業，下決心獻身於民族研究事業。在校期間與高一級的彭英明同學（現任中南民族學院院長、教授）一起結成了學術夥伴，在岑教授的指導下開始了最初的學術研究。當時全國學術界對民族譯名及其概念問題正討論得熱火朝天，最有價值的是當時任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長的牙含章先生提出了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說的“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的觀點對民族概念的理解。以及民族形成問題的認識有普遍意義，因而從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曾說民族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才形成的教條。我與彭英明一起，結合岑教授向我們講授的原始社會史，認真精讀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對最初民族形成的過程展開了研究，於1968年在《江漢學報》第5期上發表了處女作：《試論從部落到民族發展的曆史過程》。1964年又在雲南《學術研究》第6期上發表了《如何區別中國曆史上的民族與部族》。正當我們興致勃勃地為進入民族研究的大門而勤奮用功之時，眾所周知的“四清”開始了，我被批評為走白專道路，1964年8月赴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搞“四清”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接受脫胎換骨改造世界觀的教育，從此中斷了我剛開始的學術研究，這也算是一個曲折吧！但是這個曲折雖然使我放下書和筆，但卻使我有生第一次走進了少數民族地區，在三江程陽橋下的平寨與侗族兄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幹在一起，從感情上豐富，民族研究的知識，為我以後研究中國少數民族以及在民族學上取得一些成果打下了比書本知識更重要的田野基礎。這也就是因禍得福吧！
在三江搞了一年“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1965年7月我從政治係畢業被分配到了浙江南部的一個山區小縣--武義縣，這一年我剛22歲。說起武義知名度極小，但武義出了一個陸軍司令湯恩伯，看過電影《戰上海》的人誰也不會忘記這個“湯司令”：還出了個知名度不小的經濟學家千家駒。在這個縣城裏我先在武義一中任教17年，後又在武義三中任教3年，先後教過政治、語文、曆史等課。在武義的20年，是我的命運最坎坷的20年。1965年到武義一中工作不到一年就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這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僅我的學術生命被凍結了，全國學術界均陷入停滯狀態，“文化大革命”實在是“文化大屠殺”，他扼殺了我們這一代學人整整10年的學術生命，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曲折！
乾坤扭轉後，全國學術複蘇，我也重新開始了學術研究的新征途，1979年底開始了對漢民族史的研究。以後，為了改善研究環境，先後試圖調往深圳大學、海南大學、太原市委黨校、浙江師範大學，但都因武義縣的領導不同意放人而被卡住。1984年底廣西民族學院向我伸出了手，經廣西區人事廳同意引進我這樣的人才可以“三不要”（即不要戶口、不要工資關係、不要檔案）。在這種情況下，我終於從浙南山區走了出來，於1985年4月進入廣西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曆經24年，方才圓了我從事民族研究專業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