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廣西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後，完全改變了我的治學環境，特別是資料條件從根本上得到了改變，我學術研究的熱情和幹勁迸發了出來，1985年12月出版了《漢民族曆史和文化新探》，1987年5月出版了《民族新論》，1988年6月出版了《民族理論政策簡明教程》，1992年4月出版了《中國民族政策史鑒》、《中國民族政策通論》，12月出版了《漢民族發展史》，到1998年10月為止，13年來先後出版了專著以及主編、合編各類專著33本，發表論文160多篇，總計發表約800萬字。1994年被廣西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的科技人員”稱號。1986年被評為講師，1988年破格評為副教授，1993年被評為教授。在廣西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曆任民族理論研究室主任、副所長。1994年8月調入廣西民族學院學報任副主編、編輯部主任，1996年12月兼任廣西民族學院漢民族研究中心主任，1997年被評為廣西自治區級重點學科民族學學科帶頭人。並先後被雲南大學、中南民族學院、廣西右江民族師專聘為兼職教授，被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聘為特約編審。1996年任雲南大學碩士生導師，1998年任廣西民族學院碩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都市人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理事、中國民族理論學會理事、中國社會民族學研究會理事、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常務理事、廣西高校學報研究會理事長、廣西民族法學研究會會長。1998年7月應邀出席了在美國威廉斯堡召開的國際人類學民族學聯合會第14屆世界大會。
孟：全國解放後不久，我們國家掀起了一股民族研究的熱潮，當時民族研究基本等同於少數民族研究，在這樣的熱潮之下，您提倡並堅持漢民族研究，形成了今天自己獨特的學術思路和方法論特征，確實難能可貴。那麼您何時起、因什麼而觸發了對漢民族研究的興趣？
徐：我對漢民族研究的興趣是從進入中南民族學院，在與異文化的比較中觸發的。1961年9月，進入中南民族學院曆史係61級學習，當時班裏除我們幾位特招的漢族學生外，還有壯族、土家族、苗族、回族的同學，學院裏還有瑤族、佘族、黎族等少數民族的同學，當時他們不僅有自己的風俗習慣，有的還保留有自己的頭飾和服飾。而我作為一個漢族學生在與少數民族同學的相處中，不同的文化經常發生衝撞和交流，從此激發了我對民族由來的濃厚興趣，為什麼人會分成不同的民族呢？漢族又是怎樣形成的呢？帶著這些問題，我師從岑家梧先生學習了原始社會史，懂得了人類早期社會的曆史及其發展規律，閱讀了記載50年代初期學術界對漢民族形成問題展開過討論的《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積極參加了當時學術界正熱烈進行著的關於民族概念與民族譯名問題的討論。在這個過程中，我與師兄彭英明一起，在研究從部落到民族發展的曆史過程中，發現範文瀾先生提出的漢民族形成於秦漢的觀點雖然為漢民族形成問題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天地，但是漢民族形成的具體過程如何？有什麼特點？由於條件的限製，那時並沒有深入討論。更重要的是我們還發現範先生漢民族形成於秦漢的觀點與漢民族形成過程的實際曆史情況對照還有值得商討之處。當時我這個“乳臭未幹”的學生意識到這是一個可以大作文章的課題，就在1963年發表的處女作《試論從部落到民族發展的曆史過程》一文中寫道：“在我國，也有一些民族是在部落的基礎上形成的，漢族、滿族、藏族、蒙古族等都是這樣”。並暗下決心要鑽研這個課題。從此，在我心中埋下了研究漢民族的種子，這就是觸發我對漢民族研究興趣的“源”。
孟：《漢民族發展史》是您的代表作。您寫這本書《漢民族發展史》的決心是如何下的？寫作過程中的艱辛情況如何？
徐：好事多磨。1965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浙江武義一中任教。並且很快被卷入了十年浩劫的惡浪之中。在十月秋風掃落葉之後，麵臨著振興中華的曆史使命，我心中又常翻騰著一個問題：縱觀漢民族發展的曆史，雖然其曆經滄桑、多災多難，但總是以其偉大而濃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難之後，妙手回春，創造了飲譽世界的漢文化、唐文化、宋文化和明文化。當今麵對著浩劫毀滅的破壞，難道就無“回春”之力嗎？不！黨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雨”，使埋藏在我心中十多年的種子重新萌芽，我要用我的筆，寫出漢民族曆盡人間滄桑的發展史。為振興中華呐喊！
成事往往在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1979年底我開始了艱難的漢民族發展史的研究和撰寫。事情往往是下決心易，做成功難。一開始，我這個中學教師就碰到了學識淺薄、資料缺乏、經濟拮據、業餘時間緊張等困難。這一個個困難像攔路虎一樣橫在麵前，怎麼辦？心中一直在打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