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打鼓”，一邊查資料，當我查閱了20世紀以來的史學書目後，發現除30年代出版的各種不同版本的中國民族史中對漢民族的起源、形成和發展略作過論述外，80年來竟然沒有出版過一本關於漢民族的專史，而這時我國各少數民族的簡史卻已陸續開始出版，漢民族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民族，怎麼能沒有一本史書呢？我震驚了！更使我震驚的是國際學術界，如俄羅斯、日本、美國等國學者已把注意力轉向了對漢民族的研究，我們也需要中國人自己編寫的漢民族史啊！還有，台灣學者也把研究的方向轉向了對漢民族“根”的探討，旅日學者吳主惠的《漢民族的研究》在台灣已出了二版。震驚使我深感我所要研究課題的意義重大，一種責無旁貸的民族責任感在我心中燃燒。1979年11月底在我國社會科學枯木逢春的形勢下。為了實現埋藏在我心中已久的夙願：為漢民族樹碑立傳，結束世界上最大的漢民族沒有專史的曆史，也為了提高“大難”之後麵臨複興的漢民族的自信心，我下定決心，懷著為漢民族研究添磚加瓦、鋪路搭橋的心情鬥膽揮筆上陣了。
決心下定，幹勁倍增。學識淺、資料缺就學“笨鳥先飛”，如饑似渴地大量閱讀。當時我工作的武義一中圖書室收藏的解放初期和解放前出版的圖書幾乎都被我看了個遍，武義縣圖書館的藏書也向我開了綠燈。這些還不能滿足我的需要，我又向鄰縣圖書館借書，當時金華地區群藝館圖書室，永康一中、二中圖書室都慷慨地向我敞開了大門，使我從他們的藏書中吸取了許多營養。後來又自費到上海圖書館和浙江省圖書館去看書。記得1982年暑假我隻身到上海圖書館時，既沒帶工作證，又沒開介紹信，開始上海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感到不好接待，但當他們知道我是為撰寫漢民族史而來查閱資料時，上海圖書館的領導特批，允許我查閱所需要的資料、書籍，包括港台出版的圖書。這樣，我在上海圖書館這個圖書的汪洋大海中大開眼界，做了3000多張卡片，從而思路大開。在這個過程中，我為了克服學識淺薄的困難，化整為零，先進行專題研究，一邊深入研究民族理論，一邊鑽研漢民族史，一邊進行田野考察，這樣在近6年的時間裏，撰寫了近40篇論文，2個田野調查報告。同時，四易其稿，使最初7萬餘字的名為《漢民族形成和發展概論》的初稿，最後寫成了50餘萬字的《漢民族發展史》，首次對漢民族的起源、形成、發展、特征、文化作了係統的全方位的審視，從而結束了我國漢民族沒有專史的曆史。
現在回憶起來，當時經濟困難，全家人省吃節用，把我微薄的工資全投入到課題之中去了，生活則全靠妻子的收入。當時為了完成這個“神聖的使命”，我們生下了一個孩子後就自覺超前地實行了計劃生育。抄卡片、寫書稿需要大量的紙，就將16開的白紙裁成64開做卡片，沒有稿紙就自己劃格子作稿紙，買不起好紙就用差一點的紙，所以我第一稿的紙很雜，被人們戲稱為“彩紙”。時間不夠，抓緊屬於我自由支配的日日夜夜，節假日更是我研究的最佳時間。1980年到1982年初我在武義桐琴果園勞動時，白天與農工一起幹活，晚飯後衝個冷水澡就挑燈夜戰到深夜，有時寫得興起就幹到下半夜三四點鍾，常常雞叫三遍後才躺下睡覺，清晨照樣出工。冬天裏下半夜寒冷刺骨，隻得用棉毯把下身圍起來。八歲的兒子曾陪我在果園住過一段時間，睡夢醒來常目睹此景，小小心靈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上初中一年級作文時寫了《爸爸的背影》一文。後班主任告知：“你這孩子這樣理解父親，看他寫的這篇作文讓人感動得掉淚。”回想撰寫《漢民族發展史》的這種種艱辛，雖苦猶甜，正如我在後記中曾寫道，當1980年2月5日我“在桐琴果園的宿舍時寫出了7萬餘字的初稿，定名為《漢民族形成和發展概論》。時值大雪紛飛。天寒地凍，但我為自己能在漢民族研究的‘北大荒’裏開墾出了一小塊土地而感到暖烘烘的。”所以，當我曆經千辛萬苦於1986年將50萬字的書稿寄給四川民族出版社時，我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世界上最大一個民族的專史由我這個小人物寫就，我為此深感欣慰！
孟：您的哪些論述是漢民族研究上的創見？您和別人不同之處在哪裏？他人的哪些觀點是您所不同意的，為什麼？您最欽佩哪些人的哪些觀點？
徐：在漢民族研究上，我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創見就是，漢民族是一個民族，必須對漢民族進行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