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雖然在完成《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實生活》之後我有誌於做貧困問題的研究，但我並沒有打算要寫一本《扶貧手記》的書。寫作這本書完全源於我們單位領導的一點私心，就是說，那一年本不該叫我去扶貧的，最初確定的對象是另一位同事，但那位同事鬧著不去，於是領導犯難，因為單位每年要選派人下鄉扶貧是省委的決定，是硬性任務，不可推脫，於是領導拿出單位職工的名單，掃了幾遍之後，目光最後鎖定在我的名字上。他們找到我，談話，說組織上決定安排我下鄉，問我對此有什麼意見？我說我妻子父母身體均不好，需要照顧，女兒又才半歲……領導說，這些都不是理由，就這樣定了，趕快回家收拾東西，準備出發。我就這樣被安排下鄉了。為了照顧體弱多病的妻子。我把在鄉下的母親接到城裏和妻子一同居住，讓母親照看年僅半歲的女兒。兩個月後，我父親不堪勞累而猝死，而我當時還在貴州最邊遠的靠近廣西邊境的一個小鎮裏當鎮長助理。寫作一部《扶貧手記》的念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萌生的。在那個小鎮裏，我呆了整整一年時間。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我應邀到廈門大學中文係做訪問學者，我用兩個月的時間寫完了這本不足十萬字的小書。僅過了半年，書就出版了，社會反響出乎意料的好，可以當得起“強烈”二字。我收到相當多的讀者來信和電話，還有許多素不相識的讀者在報刊上寫了書評，市場銷售也不錯，首印5000冊在半年內賣完，後又加印了3000冊，共8000冊。當然也有不太好的反饋，比如2000年我以此書申報泉州社科評獎，華僑大學的一位社會學博士評委就公開責難我這本書沒有理論，說隻有兩章有理論，其餘全是材料，因此不能算學問。於是，那年的評獎我連入圍都沒有入圍，而那位博士評委自薦自己的一篇在內部刊物上發表的文章為一等獎，後來因其他評委提意見。博士才自謙要求屈領二等獎。這位博士評委，據說是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評獎結束後，社科聯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來告訴我評獎的結果，當我聽到他轉述的博士評委的意見時，我馬上明白這位博士評委如果不是人類學的外行，那就肯定是一個白癡。朋友問：何以見得？我說，你馬上可以驗證他的人類學知識水平，你現在給他打一個電話，問他知不知道“深描”這個詞在人類學裏是什麼意思？我對朋友說。“深描”這個詞之於人類學這門學科，就像數學裏的“開方”和“根號”，曆史學中的“戊戍變法”和“辛亥革命”、文學中的“誇張”和“描寫”、邏輯學中的“歸納”和“演繹”。是一個極普通的俗語和常識。朋友的電話打過去，沒想到這位留日的博士仁兄果然不知道，他說要查一查，結果半個多小時後，這位博士仁兄打電話回來說，查不到這個詞，他不太清楚是什麼意思。而我隨意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格爾茲的《文化的解釋》對我的朋友說，你看，這裏，第一編裏的第一章，標題就是“深描”。我對朋友說，格爾茲的《文化的解釋》，是當今大學中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生的必讀書或必修課程。我那朋友當場把腦袋搖得像撥浪鼓，連聲歎息，卻又無話可說。
徐：那麼你認為你的著作是標準的人類學著作嗎？
潘：我從來不認為我的著作是標準的人類學著作，坦率地說，我對人類學所知甚少，我雖然讀完了兩個圖書館（後來貴州社科院的圖書館差不多被我讀完），但我沒有經曆，沒有經過學科的訓練，對此我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因此我從來沒有自稱為人類學學者，我的名片上印的是“旅遊、攝影愛好者”，而不是什麼人類學學者，這都說明我有自知之明。但是，我卻可以肯定地說，我的所有文字，都受惠於人類學，這應該是毫無疑問的，我畢竟讀了那麼多人類學的書嘛，要說我的文字跟人類學毫無關係，這就說不過去了。
徐：能否把你的這些著作看作是一種文學人類學的寫作呢？
潘：怎麼說好呢，文學人類學依我的理解。那應該是從人類學的角度研究文學，這在國外是自成學科的，國內也有不少人在做這樣的研究，比如我的好友葉舒憲大賢就從人類學的角度解讀韓少功的小說《馬橋詞典》，我看後很受啟發。但我的寫作顯然不屬於此類。那就是說，我的文本既不是純粹的理論研究，也不是純粹的小說創作，而是介乎於文學與人類學之間的一種寫作和表述形式，或者說，是在人類學思想指導下的文學寫作？這種東西應該叫什麼？能叫文學人類學嗎？我對此沒有自信，也沒有思考。我覺得學問是學者們幹的事，我要做的隻是用文字敘述事實和表達思想，至於是什麼樣的文體，歸為什麼樣的文類我不管，也不想去探究。
徐：但是你在《故鄉信劄》、《木樓人家》、《傷心籬笆》這三本一套並總名為《潘年英人類學筆記係列》的著作中，你曾明確表示你是一種文學人類學的寫作，你對此有何解釋？
潘：是這樣。但我想這裏並不存在矛盾。的確，“筆記係列”是我蓄謀已久的寫作計劃，我最初就是在人類學思想指導下搜集素材，然後進行“創作”的。但這裏的“創作”與一般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不同，文學創作更強調虛構和想象，而我這裏的“創作”則基本以寫實為主，近似於人類學的“深描”吧。但我的確借鑒了文學創作的形式。不過我想這也許恰恰體現了“筆記係列”的人類學特點。我說過，人類學史上的許多經典名著常常都是非常文學化的，米德《薩摩亞人的成年》中的許多篇章是十足地道的散文佳作，列維·斯特勞斯的《憂鬱的熱帶》簡直是經典的名篇隨筆，而林耀華的《金翼》則是徹頭徹尾的小說體研究報告……我覺得當初人類學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正在於它優美而靈活的文體，我後來的寫作不僅受到他們的影響，也是在許多方麵簡直是刻意的模仿。當然，我不會亦步亦趨完全照搬，許多時候，我也為我從形式到內容的創新而歡呼不已，比如《木樓人家》，我記述了一個侗族村寨一年中的全部農事，我從1月寫到12月，每月以一首民歌作引子，為尋找一個較為理想的結構我常常像作家一樣冥思苦想多日，當我終於找到這種結構時我簡直欣喜若狂；《故鄉信劄》則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結構，它的主線是一場傳統的婚禮和婚俗，但在以主線為中心的同時則安排若幹光芒四射的副線，最終構成一個縱橫交錯自由開放的敘事空間--這難道不是小說嗎？當然是。但這僅僅是小說嗎？當然不僅僅是小說。也許可以這樣說吧，“筆記係列”是我有意為之的作品，即刻意用人類學思想指導的小說創作，或者是用文學的形式表達著我的人類學思想。而此前的寫作，則沒有這樣明確的想法，如果我那時的寫作同樣沒有表現出濃烈的“理論”色彩，而更多“散文”成分--誠如某博士所指出的那樣，那我隻能說是一種偶然和巧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