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能談談你在“筆記係列”中所欲表達的主要的學術思想嗎？
潘：當然可以。除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的三本一套係列所謂的“人類學筆記”外，我還有2001年出版的《文化與圖像》和即將出版的《西南筆記》和《西南聞見錄》，這些書構成了我的“筆記”寫作係列。王銘銘有次跟我開玩笑，說我是“筆記”大師。這雖是一種調侃，卻也表明了我偏愛“筆記”體寫作的事實。我為什麼喜歡選擇“筆記”體呢？首先，“筆記”很靈活，彈性大，可伸可縮，可長可短，可鬆可緊，可張可弛，很自由；另外，借筆記體記述的東西，往往是我觀察到的文化現象和對這一現象的簡單思考，這些思考是不成熟的、零碎的，所以借用“筆記”的形式是較為恰當的。但隨著筆記的日積月累，我覺得自己的思想也漸漸清晰起來，在這些眾多的筆記中，我想要表達一種什麼觀點和思想呢？我想說，在我們偉大祖國的西南地區，有著眾多的形式各異的原生文化和文明形態，在我看來，這些文化和文明現象並不像我們某些學者和官員想象的那麼原始，那麼落後，而是一種具有高度和諧和巨大活力的生態文化係統，應該說我們對這些文化係統的價值認識是極為有限的--雖然現在我們的各級文化幹部和政府官員多少都看出了其潛藏著的巨大的旅遊開發價值，但僅僅從旅遊開發的角度認識這些原生文化形態，肯定是遠遠不夠的；甚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認識可能將導致對這些文明和文化的徹底毀滅和傷害，最終斷送我們整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程。
徐：你能說得具體一些嗎？
潘：我舉兩個例子來說吧。1996年我下鄉掛職扶貧的地方，有許多山洞，當地的布依族老百姓帶我去看過，說那是當年國民黨的兵工廠，抗日戰爭期間成了中國政府提供戰爭補給的大後方。可是這些山洞此前似乎並沒有什麼大用途，要說有用也是對土匪有用，沒想到在抗戰時卻派上了大用場。那麼我們不妨這樣設想一下，抗日戰爭之前，西南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什麼樣的呢？蠻荒之地，還是不毛之地？但是，戰爭一下子顯現了它的潛在價值。另外一個例子是紅軍的長征，我們都知道改變紅軍命運的一次重要會議是遵義會議。紅軍為什麼要在貴州召開會議？因為隻有在貴州紅軍才能得到休整和喘息的機會。為什麼隻有在貴州紅軍才能得到休整和喘息的機會？因為落後，閉塞。落後是什麼意思？落後就是經濟不發達，就是貧窮。這樣我們就覺得奇怪了，貧窮的貴州居然挽救了紅軍的命運，從而改變了中國曆史的進程，這就有點讓人不可理解了。其實我告訴你，我們說貴州貧窮是很不準確的，因為貴州山區的土著居民雖不具備江南或沿海的物質硬件，但自給自足，且藏寶於山，藏富於林，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吧，他們的有形資產不多，但無形資產很豐富，這就讓流亡的蘇維埃政府在此獲得了休整和喘息的機會，獲得了轉機。我們過去總認為紅軍之所以選擇貴州，是因為貴州的軍事防備薄弱，這當然也是原因之一。或者說是主要原因吧；但另一方麵呢，貴州有形與無形的資產卻極大地補充了紅軍，這也應該是我們不能忽略的。紅軍傷員用貴州茅台酒療傷的故事流傳至今，成為美談，但要知道，那時的茅台依舊小打小鬧，不成規模啊。那麼我們現在就要問，貴州乃至西南山區何以蘊藏著如此豐富的資源呢？誰在保存這些資源？我告訴你。是當地的土著。遵義是苗族聚居地，遵義會議之前召開了一個黎平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前奏曲，黎平是侗族聚居區，苗族和侗族都是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民族，曆史上苗族還是曆代封建王朝反複征剿的對象，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和逃亡中最終選擇了話南作為自己的家園，他們依托西南獨特的地理、氣候、物產等天然條件，一方麵沿襲自身古老的社會文化製度，一方麵繼續與封建朝廷形成潛在的抗衡力量，而這種抗衡力量反過來又促進和維護了其自身文化運行機製的完整性。這就像我們平時常說的那樣，人創造了文化，反過來文化又製約著人，苗族侗族文化的完整繼承和運行機製最終保證了這一方水土的純潔和幹淨，或者說這就保證了藏富於生態的文明模式得以存在和沿襲的可能性。進而改變了抗戰和紅軍的命運。2002年我被香港鳳凰衛視台《縱橫中國》欄目邀作嘉賓，談到貴州苗鄉侗寨的自然生態至今保持完好的原因時，主持人問我主要原因是什麼？我說主要原因是：貴州土著民族敬畏自然，而不像漢族或一些西方民族那樣，認為自然可以征服可以控製，人類是萬物之靈，可以無往而不勝。可西南土著從不想征服自然戰勝自然，他們隻想利用自然並跟自然保持一種和諧關係。當然了，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基礎之上的苗侗人民是不可能產生像資本主義那樣先進的生產力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當然也十分滯後，但是我的問題是，人類隻有選擇資本主義才能獲得幸福嗎？人類隻有進入高度發達的信息化社會才能通達天堂嗎？答案顯而易見。好了，回到我的最初的話題，西南土著文化與文明的價值何在？我為什麼那麼執著地關注這片地域？答案同樣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