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聽你這樣一講解，的確使人茅塞頓開，也使我明白了你的這些研究的價值和意義。那麼，我想進一步問你一個問題：你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哪些單位和部門的支持？社會認可你的研究成果嗎？
潘：說到這個問題，我感到很慚愧。二十多年來，我所有的人類學知識都是通過自學獲得的，我所有的課題研究都是自費的，我也曾向有關部門申報過課題，但從來沒有被批準過，這就是說，我的研究沒有得到任何單位和部門的支持，我沒有使用過一分錢國家科研經費。當然我也曾經參加過一些國家重點科研課題的研究，但那是集體課題，另當別論，就我個人獨立完成的課題來說，應該全部是自費的。至於社會效應嘛，我想應該是認可的，至少我的著作都是出版社應市場需求而出版的，沒有任何補貼，市場的存在，那應該是檢驗你的成果是否被社會認可是否有社會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尺吧，我想。當然了，我的成果從未獲獎，就像2000年的那次評獎一樣，我不僅沒有入圍，而且每次的結果都是自取其辱。
徐：你現在在沿海工作，又怎樣去做西南文化研究呢？方便嗎？
潘：那當然是很不方便啦，但也並不是很糟糕。我過去在貴州社科院，雖然有很多時間搞社會調查，但錢太少，工資收入不能養家糊口，我調來福建之前月工資是370元，那已經是1997年的水平了，拿的是副研究員的工資了，在此之前工資更低，到福建翻了兩倍，月收入1200元，雖然在福建這邊還是窮人，但總算可以養家糊口了。魯迅說人首先要生存，然後才能求發展，我調到福建主要是解決一個生存問題，發展還沒有考慮到，不過，我現在的經濟情況是大為好轉了，除了養家糊口，我每月還能餘兩三百元買書買膠卷。然後每年都能利用寒暑假回西南搞田野考察，這在貴州是做不到的。
徐：你感到孤獨嗎？
潘：不，我內心裏有一個廣闊而熱烈的世界。
徐：你最近在研究什麼課題？下一步有何打算？
潘：最近我在寫一本書，叫《土著者說》，正在寫，估計年底才能寫完。下一步嘛，我計劃繼續出版我的田野筆記，總名《田野文叢》，打算出十本。
徐：有希望出版嗎？
潘：正在與某出版社洽談，我相信出版是沒問題的。馮小剛說過一句話，說在我們這個年代，人才被埋沒的概率已經很小。我對他這句話的理解是：各人有各人的能力，各人有各人的造化，結果是，各人都能找到各自生命存在和延續的形式和方法。因此在這個年代，我們惟一擔心的隻是自己的懶惰與無能。
徐：讀你的文章和與你談話都是很愉快的，你無論是作為作家還是作為學者，都有著太鮮明的個性。不過。在當今這個社會，個性太強了，恐怕會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傷害，最終影響個人能力的發揮。我不知道已經到了不惑之年的你能否對此有所認識和警醒？
潘：中國古人有句話，叫無欲則剛。人之所以受製於人，在於人有求於人，人若無欲，則無所求，無所求了，也就自由了。對我來說，我一生所欲追求的最大的學術目標，不是成功，而是自由，若不自由，我毋寧死。
徐：你會將你的人類學研究進行到底嗎？
潘：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告訴你，不一定。學者是靠學科生存的，我則靠興趣生存，這是我和學者的最大區別之一，也是我的自由之所在。人類學於我不是一種職業，而僅僅是一種知識和方法。我最終的夢想是什麼？是文學，還是攝影？我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不會停止寫作。古人說，文以載道。我要通過寫作來載我的道。我的道是什麼？是自由、平等和愛。這不是一句很古老的口號嗎？是。但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得到和實現，對於21世紀的人們來說，要實現這一目標，更加任重道遠。
徐：您的筆記人類學實際上是人類學本土化獨樹一幟的一種表達形式，我十分讚賞。希望您在自由中獲得更大的成功！
原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