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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雖然經過了20年的民主訓練，台灣老百姓對法治仍然沒有概念，什麼事情都想去找總統解決，這是錯誤的！宋楚瑜當省長，老百姓都說他好，因為他會當場解決問題，但他實際上破壞了地方的行政，擾亂了地方利益體係，社會不能永遠這樣。
馬英九不越權去幹涉地方官，這是具有非常深遠影響的。雖然他看上去無所作為，但他會在曆史上留下一筆。
劉晉鋒
“嘿！你們去哪兒？”
“墾丁。”我戒備地瞪了一眼來跟我搭訕的人。十分鍾前，我和朋友從高雄市的火車站出來，一個出租車司機向我喊出了2000 台幣的報價，我決定坐大巴去墾丁。
在高雄汽車站外，那個倚靠在一輛新車上的年輕男人突然攔住了我們：“一人300 塊（台幣）！”現在是1 月26 號，尚屬春節期間，開車約3 小時的路程，這個價錢公道得讓我有些惶恐。
20 分鍾之後，我知道了他叫阿福，今年33 歲，中學念了9年都沒拿到文憑，老師到家裏去“求”他繼續上課，他說：“老師，我真的沒時間！”他繼承了父親經營了20 多年的汽車租賃公司。雖說是自家的公司，實際上幹活的也就是他們自己。在台灣，我常常遇到這一類兼“管理者”與“勞動力”於一身的小業主，他們的店鋪曆史悠久，沒有能力長大，但是能夠一代代地存活下來。
天快黑了，蔡英文的半身肖像還偶爾出現在高速公路附近，我還記得她在電視裏自信的樣子：“我知道，我馬上就要成為台灣的第一個女總統了。”阿福把選票投給了誰？我話到嘴邊又有些猶豫。
1 月21 號那天，我第一次來到台灣。
每天，我無論碰到誰，都熱衷於問他\/ 她在剛剛結束的“總統大選”
中投了誰。有一天，我的朋友“大頭”嚴肅地提醒我：“你不要隨意地問別人這個問題，台灣人互相之間幾乎都不太問的。”大頭原本在北京工作，現在來到台灣上學，已逾半年，“你尤其不要問出租車司機，他們當中很多人是深綠，小心惹惱他們。”
後來，我到中央研究院拜訪學者錢永祥。“錢老師，您投票給誰？”
他回答說：“我投給男的。在台灣不能隨便問人家選票的。”為什麼？“會覺得不好意思吧。也許還會引起衝突。”但他又安慰我說：“我覺得台灣人還是好客，他覺得你是外人他就會回答。”
“你投了誰？”我問阿福。
阿福聳著肩膀嘿嘿幹笑幾聲：“我啊，投給了那個讓我輸錢的人！”
阿福在投票之前，投注了“南台灣選舉賭盤”。台灣媒體曾報道說：“經過實踐檢驗，地下賭盤最後在投票前所開出的比注，經常跟實際開票結果相差不遠。”去年總統選舉之前，“小英凍蒜”（蔡英文當選）的呼聲在南台灣頗高，阿福也投注了蔡英文。
輸錢才是讓他最懊惱的事情，對於他，一個在墾丁經營租賃業務的小業主來說，“誰當選，我都得工作，不是嗎？”
去年的一天，幾個廣東客傷了阿福的心。那天夜裏10 點多鍾，他開車載他們去找吃的，很多餐廳都關門了，廣東客人在車後座抱怨：“這裏跟我們那兒的90 年代似的！”阿福說：“我聽了好難受！我一直都以為是我們台灣發展得更先進！”又有一次，他接待了一個來自大陸的“書記”，書記一頓酒就喝掉了十幾萬。阿福說：“要是兩岸統一，我立刻把紅旗插到家門口！”
阿福開車載我們到住地，我打開廣播，聽到觀察家的言論：“民進黨是被‘九二共識’打敗，如果民進黨還不願意務實檢討大陸政策，很難得到大多數選民信任，也不可能重新執政。”立刻有另外的人出來補充：台灣普通人有幾個真的清楚“九二共識”的內容？他們隻是希望台灣社會維持穩定，維持與大陸的關係現狀。
在我逗留台灣15 天的行程裏，我不斷從各種媒體裏聽到“九二共識”
這個詞，可是的確，我見到的每一個普通台灣人，都從未提起過它。
藍與綠
1 月23 日，大頭打來電話：“我有一個朋友文，她想帶我去她姑爹姑媽家吃飯，她說他們都是外省人，而且是深藍！你們想一起去嗎？”
傍晚，文開車來接我們。她是一個瘦高的女生，走起路來颯颯生風。
她最近租了一塊地，要研習最原始的農耕方式，因為她認為台灣太依賴向國外進口糧食，這太不安全了。她希望試驗出一個辦法，讓台灣能夠在糧食問題上自給自足。
文的姑媽家在一棟小樓裏，進門之前，文對我們說：“他們的鄰居都是外省人。”姑爹姑媽長得非常體麵漂亮，就像任何發達城市裏的中產階級老年夫婦，我們便跟著文叫“姑爹、姑媽”。
還沒有吃多久，姑爹就主動發問：“大頭，你在台灣待了這麼久，你對這次大選怎麼看？”大頭有些窘地笑起來，我出賣了她：“她說她會投蔡英文。”姑爹說：“什麼？你這樣想，那請你出去。哈哈。”我連忙補充說：“我和她都覺得台灣政治體製已經相對成熟，無論選誰當選都差別不大。那何不選一個女性當總統試試看？”
姑爹立刻搖頭說，你們太幼稚！為了證明自己的客觀，他強調說他曾在20 世紀70 年代因為不滿國民黨的統治方式，主動退出國民黨。但是，“民進黨就像小醜一樣！”他舉出民進黨的各種腐敗案例，尤其是提到蔡英文有案底待查。
姑媽嫌惡地說：“我想到如果蔡英文當選，以後就得天天在電視上看見她那張臉！”這對她是一個極大的傷害，在後來的聊天中，她多次提到這一點。她也認為宋楚瑜陣營吸走了一部分本該屬於國民黨的選票，致使國民黨在競選中一度落入危險境地。春節期間，她遇到大選之後才回台灣過春節的晚輩們，一一譴責：“你們回來得太晚了！就差你們這幾票！”
實際上，姑媽是將票投給了綠黨——一個訴求環保的小黨。這是文和姑媽之間的交換：文投給馬英九，姑媽投給綠黨。
文的爸爸是外省人，媽媽則是深綠的本省人。文從小就生活在政治衝突中，這一次，媽媽對於她與姑媽交換選票沒說什麼，但是有一天早上，她媽媽嚴肅地對她說：“告訴你那些綠黨朋友，以大局為重！”
實際上，文多年來受母親的影響，也更多支持民進黨。今年，她把這個兩難的抉擇，轉化成了與姑媽之間的“交換行為”。
文聽著姑爹姑媽的言論，連連歎氣，認為他們有失公允。姑爹說：“我也不是說國民黨有多好！我問你，現在的民進黨內有什麼人才？他們有足夠的政治經驗嗎？”第二天，文決定“平衡”一下我們的見聞，帶我們去另外一家，她的朋友Koko 的父母家，她認為他們是深綠。
“你們知道嗎？ Koko 爸為了迎接你們的到來，把他看過的有關中國內地的書都拿了出來。”進門之後，我果然看到入口處整齊排了一列書，比如林毅夫的《解讀中國經濟》，宋鴻兵的《貨幣戰爭》……Koko 爸是台灣“中石油”的退休人員，他常年被派駐國外，對於各個大國之間的石油貿易與經濟往來了如指掌。聊天過程中，他常常向我們拋出“未來最重要的能源是什麼？”這類問題。相比於台灣政治，他更關心人類的整體命運。
不知是否因為所支持黨派敗選的原因，他們不喜歡關於總統競選的話題:“文經常說我們是深綠，我們不是！”Koko 的媽媽告訴我們，在她年輕的時候，她和外省人相處得非常好。可是，外省人就是提拔得更快一些。
而且，她的親人在戒嚴時期曾被國民黨抓去坐牢，這些陰影無法從她的心中輕易抹去。
Koko 爸則說：“國民黨是一個擁有更多權勢的黨，利益已經深度盤根錯節，而且，即便民進黨的人當選總統，在議會席上，國民黨仍然占多數。”
於是我看到，深藍和所謂的深綠家庭的這兩對夫妻，他們也許情緒化地表達了他們對不同政黨的態度，但他們對製度問題已經達成了基本共識，隻不過在最後選擇的關口，他們一方選擇了“讓社會穩定發展”，另外一方選擇的是“讓政治生態實現製衡”。
在台灣的這些天，我有時候遇到“淡藍”的司機，她說：“蔡英文缺乏經驗，馬英九雖然政績平平，但我們老百姓追求的是平穩的生活。”有時候遇到“深綠”的司機，他認為陳水扁的貪汙案完全是誣陷，他說：“你肯定也知道的啦！中華民族曆史上總是如此，一朝天子一朝臣……”有時候我遇到女同誌，她的父母支持藍營，可是她認為：“大約因為我也是屬於邊緣人群，我覺得民進黨更能看到弱勢族群。”也有人說民進黨那些看似追求平等的舉措，實際上是政客的伎倆。台灣知名的文學評論家唐諾說他曾經對民進黨報以很高的期望，可是，就好像“受過太多欺騙，你再也無法相信愛情了！”
他們盡管有許多的不同，但仍然讓我意識到，他們相信自己手中的選票。即使是阿福，他投票是為了在賭局中贏到錢，他也相信自己投下的一票，會對結果產生影響。
這場有上千萬選民參與的選舉，人們如此看重自己手中的一票，這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台灣人對現行製度已有基本的信任？錢永祥告訴我，十幾、二十年前，常常有賄選的醜聞在選舉期間曝出，而現在已經幾乎看不到這類新聞了。
首投族
2 月1 號那天，為期6 天的台北國際書展開幕了。書展就設在著名的101 大樓旁邊，分為3 個館。1 號上午，馬英九出現在主館發表演說，圍觀聽眾大約有200 人，並沒有嚴格的安保措施。
我吃了一驚，沒有想到“總統”會有這麼多“雞毛蒜皮”的工作，可是回頭一想，書展對他來說可能已經是盛大的事，在選舉需要拜票期間，馬英九不知跑了多少家小吃店，使勁討好百姓。我離他並不太遠——那是一張消耗過度的人臉，瘦窄的臉上毫無血色可言，疲累的眼袋和兩頰被地球引力拉得一直往下墜，幾乎就像一個蠟做的假人。
接下來幾天，我一直在主館裏逛，這裏集中了國際上和台灣本土最好的出版社。但是有一天，我走到動漫館，發現那才是真正熱鬧的場所。館內外擁擠不堪，人幾乎挪不開腳。春節期間，台北一直淫雨霏霏，連日不開，但是3 號館的每個門前都有長長的隊伍，少男少女們撐著雨傘在排隊，肩上都挎著三四隻印有誇張動漫形象的巨大紙袋，但他們仍然等著衝到館內繼續購買其他漫畫書。這樣癡迷於日本動漫的年輕人，還會像他們的父母輩、爺爺奶奶輩那樣精心琢磨不同政黨的理念，然後投下他們認為會對自己未來人生產生影響的一票嗎？
大頭曾經對我說起她在台灣的同學，她說那些20 歲出頭的年輕人不僅對政治無感，而且“極其守規矩”。唐諾也說了一個笑話給我們聽：台灣的革命青年到總統府去造反，熱情澎湃，但是走到一半，遇到路上的紅燈，他們立刻乖乖站定等綠燈。
“台灣人，尤其是台灣年輕人，幾乎不關心世界，隻關心自己。”我從不止一個大陸人那兒聽到這種批評。唐諾說：“台灣也可以對世界發表意見啊，但是誰會聽呢？”
最近，我收到大頭發過來的日記，她記敘了她在1 月14 日陪她的朋友一起去投票的故事：12∶00 我們下樓。念雲一抬頭：“今天天氣好好啊！”
我也抬頭，淺灰色的天空中，陽光從雲的狹縫中勉力擠出。我說，這樣就是天氣好？念雲笑，對啊！今天投票率一定很高，尤其是首投族（即剛滿投票年紀、第一次投票的人）。天氣不錯，他們應該會想要出來逛逛，順便投個票。
大頭說，念雲的父輩以上都是深藍，奶奶告訴她：“如果民進黨上台，會把外省人丟進海裏。”她不喜歡這種你死我亡的討論方式，曾經選擇投綠，她對大頭說：“也許是長輩們這種討論政治的方式，讓很多年輕人變得對政治冷感。”這一次，她反對的是這個隻有兩個選項的選舉。為了表達她們的態度，她和她的朋友們製作了一個貼紙，上書：“以上皆非”，要把它貼在選票上。這是一個違法的行為，她們緊張地完成了它。
那一整天，很多人都在期待首投族帶來的高投票率，但是後來的數據表明，2012 年總統選舉的投票率並不高。
如果一個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多對政治冷漠的人，那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關心政治的成本太高、追求個人發展動力又特別大；另外一種是，當地政治的運轉越來越依靠規則而不是個人。
笨蛋
在台北期間，我特意選擇住在重慶南路上，這條路是台北書店最集中的一條街，也有無數出版社在此紮根。我在這條街上，看到了無數簡體字書，甚至有幾家專營簡體字書的書店。
在一個陳舊的樓道口，一個極不顯眼的廣告牌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它指示說有書店在7 樓。我們上了7 樓，推開一扇門，大概100 平方米左右的一家書店，光線黯淡。店裏隻有一個老頭兒，斜睨著眼睛，聲音冷酷地問：“你們要幹什麼？”
“隨便看看！”
“公司法第一條，公司以盈利為目的！你隨便翻翻，拍拍屁股走了。
我這些都是從國外進口的書，我能退貨嗎？我又不是幹慈善事業的！”
“現在生意好做嗎？”我問他。他說：“你知道這店裏的書值多少錢嗎？
7000 萬（台幣）！我做了30 多年積累下來的！現在能以500 萬（台幣）出手就是相當好了！還不見得能拿得回來。”
這是一家名叫“古通今”的藝術書店，隻要稍微翻閱一下店內的圖書，你就能發現這些書的選擇絕非一般初入書店業者所能實現的。隨著動漫產業（其實跟其他製造業一樣，也是處於鏈條的最末端，為歐美國家做基礎的繪圖工作）向大陸的轉移，藝術書店也逐漸失去了它的消費者。
“與我同齡的同行，除我之外，他們的腰椎都壞掉了！掙這點錢，搬書搬得累死。”我說：“你怎麼不雇傭幾個人？”他點著我的鼻子說：“階級思想嚴重！”我又問：“那你希望政府補貼你們這些已經有文化品牌的老書店嗎？”他又大哼一聲：“政府憑什麼拿錢補貼你私人機構？做生意是你自己的選擇，你厲害你多賺錢，不行就換，就這麼簡單！”
我不知不覺地和他聊開了，一兩個小時裏，他罵罵咧咧地什麼都說成是“狗屎”，把誰都叫“笨蛋”，馬英九則是“死腦筋”。對於馬英九連任，我聽到有人說他應當無連任壓力，可以大幹一場，有的人說他贏在對手太弱，有的人說他太討人喜歡了！更多的人說，馬英九不過是個平庸的人。
這位書店老板罵道：“愚蠢的百姓！”他說，“民進黨做地方官做得有聲有色，但是他們執政中央八年，做了什麼？他們就是善於把表麵功夫做得很好。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去紮根，才能見到長遠效果的。但既然四年後就要換人，我幹嘛花費心血在那上麵？我要的是讓選民馬上感受到我的好。”
“但是馬英九這四年又做了什麼？”
“這個死腦筋是學法律的，他守法，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台灣雖然經過了20 年的民主訓練，台灣老百姓對法治仍然沒有概念，什麼事情都想去找總統解決，這是錯誤的！宋楚瑜當省長，老百姓都說他好，因為他會當場解決問題，但他實際上破壞了地方的行政，擾亂了地方利益體係，社會不能永遠這樣。馬英九不越權去幹涉地方官，這是具有非常深遠影響的。雖然他看上去無所作為，但他會在曆史上留下一筆。”
我在台灣僅僅待了15 天，耳聞目睹的也都是台灣一般民眾的想法，我無法輕易去評判各種論調，但這位默默無聞的書店老板的政治意識打動了我，法治與製度，是民主的骨架，也是民主的節製。
那他的書店，會有人接著經營下去嗎？誰能接手？他的兒子在內地做生意，和政府關係很好，並且告訴他：“爸，打死我也不回台灣！”
法國人的平等基因
計票的過程，完全是人工的，靠筆和紙完成的。最後計算選票總數的時候，工作人員掏出一個袖珍計算器在那裏啪啪算著。中間算錯了，重來一次，工作人員頭上有些冒汗，最後總算把數給對上了。隨後，另一位工作人員掏出手機，向市級選舉委員會報告結果。投票站主持人最後把所有選票裝進一個手提箱裏，步行送到選舉委員會去。
李梓新
這一次，我才知道巴黎其實不大。它在麵積上是平易近人的。
在空曠的協和廣場，往南望去，便能看見雄偉的波旁宮。它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慢慢被改成國民議會所在地。
波旁宮在窄窄的塞納河另一側望著這片曾經把波旁王朝國王路易十六和一眾權貴送上斷頭台的廣場。1794 年這裏曾經殺人如麻，著名化學家拉瓦錫因為擁護路易十六，也同樣被處死。傳說，他死之前還約劊子手做一個科學實驗，通過不停眨眼判斷人身首分離之後還能存活多久，據提著頭顱的劊子手說，拉瓦錫的眼睛至少眨了11 下。
在波旁宮的背後，有一個驕傲的金頂，那是葬著拿破侖的榮軍院，它仍然以強者的姿勢俯視著巴黎市中心。經過幾番革命浪潮的前進和倒退，法國才確立了共和國的政體，從這一點上，它和英美民主製度已有天然的起點差異。
法國總統所在的愛麗舍宮掩映在協和廣場一旁的花木叢中，薩科齊曾經計劃，如果他成功連任的話，盛大的慶祝活動將放在協和廣場舉行。可是5 月6 日投票日下午6 點，選舉結果還沒公布，慶祝儀式的準備已經悄悄取消了。人們湧向了東邊的巴士底廣場——這個象征底層人民力量的地方，去慶祝奧朗德的勝利。
一個新時代來臨了，廣場上聚集的人群仿佛讓人重新回到了1789 年。
法國是一個通過血與火把自由平等觀念烙進人心的古老國家，他們精心於製度設計，用三權分立思想影響了全球，並向美國人贈送了成為新世界永恒象征的自由女神像。法國人對政治的熱情幾乎無人比肩：大選經常有80% 的投票率，這在其他西方國家是很難想象的——而且進行了兩次。
英國和俄羅斯的投票率即便令人滿意，也隻有60% 多一些；而美國更是經常徘徊在50% 左右。
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法國人與生俱來的平等基因。
塞納河的左與右
在4 月底5 月初時，人們聚集在塞納河兩岸熱烈地談論政治，談論奧朗德和薩科齊的主張。像塞納河有左岸右岸一樣，人們自然地分成了左派和右派。左派支持奧朗德的社會黨（Party Socialist，其實也可翻譯為社會主義黨），右派支持薩科齊的人民運動聯盟（UMP）。
盡管“左派激進、右派自由”的基本標簽早已熟知，我仍舊在法國遭遇了很多陌生的觀念。我的一個朋友，叫約翰·帕拉頌（John Palacin），他在法國財政部審計局工作，是畢業於國家行政學院（ENA）的高材生。
盡管家世不錯，但他仍是堅定的左派支持者。他的觀點讓來自社會主義中國的我都感到陌生。
相對於右派的自由市場觀念來說，左派認為平等、保護弱者是更應該放在優先考慮的事。
“為什麼要對富人征重稅，甚至年收入100 萬歐元以上征稅達75%，因為金錢多到一定程度，對他們來說已經不那麼重要，他們應該更多地負擔起保持社會平等的責任。而在金融危機的時候，富人們往往都要求動用公眾的錢為他們注資來保全自己，這種保護不能是單向的。”
帕拉頌說：“麵對法國龐大的公共債務，解決的辦法並不是削減開支，降低人民的福利，而是創造更多的商業機會，並向大型企業征更多的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