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亟待要問個“為什麼”的問題。
毫無疑問，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14年2月27日表決宣布將每年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時，南京的趙龍先生是最激動的一位，因為他是十年前第一個正式向國家立法機構提交將南京大屠殺紀念日設為國家公祭日提案的人。2005 年，在第十屆全國政協會議上他首次提出此動議，並獲得許多“兩會”代表和委員的支持與讚同，由此形成了48位政協委員的聯名提案。“在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遺址舉行公祭活動，並以法律或製度形式固定下來，使世界永不忘記，讓國人永世銘記”，提案如此明確其意義。
十年後，這一提案終被采納並以國家法律形式確立下來，實在令人感歎！
我們怎能忘卻77年前的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在這之前的三個月裏，日軍與中國軍隊在黃浦江畔展開了一場生死大戰，這就是有名的淞滬戰役。在此次戰役中，中國軍隊陣亡25萬餘人，日軍陣亡8萬餘人，此役激烈異常，最後以日本軍隊取勝告終。
淞滬戰役之後的一個月，日軍乘勝前進，分三路攻向中國當時的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進入南京城。進城的日軍，以其占領者的優越感，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裏，殘暴地屠殺了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達30餘萬人，在中國人心頭和中華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遠難以愈合的傷痛……
30萬人是個什麼概念？
科學這樣告訴我：一個正常成年人的血液大約為4800毫升。30萬人的血液，應該約有1500噸！如果用10噸的車裝運這些血，則需要150輛車。150輛車組成的車隊，可謂浩浩蕩蕩，見首不見尾。如果將1500噸的血，注入一根小管子內讓其自然流淌，則需要數月時間方能流盡，流經的長度可以延綿幾百公裏。
科學還這樣告訴我：一個人在絕望的時候所發出的聲音為15000HZ。30萬人若同時發出絕命的怒嚎，則產生的巨大震撼力超過八級地震，能將20層高的摩天大樓推倒……
嗬，我苦難的30萬同胞，當年你們就是這樣被一群野蠻的異國侵略者斷頭割喉、百般躪蹂甚至身首分離而亡……這是多麼悲慘而殘暴的一幕！
距日軍在南京實施大屠殺到今天，已經整整77年。
77年後的2014年春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一項決定：將每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開始在南京大屠殺之日，確立為“國家公祭日”。
這個“國家公祭日”來得好晚嗬！但它畢竟來了。
也許如果不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執政者一次次挑戰我中國,變本加厲地不斷傷害我國人民的感情，我們可能仍然不會為被侵略者屠殺的30萬同胞舉行如此特殊的儀式。
我健忘的民族，我寬容的祖國，也許不會讓我來寫這樣一部作品——事實上雖然我也早早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殺”事件，但一直認為早已有人寫過這樣的作品了。
“沒有，絕對沒有人全麵寫過。我向你保證！”對我說這話的人叫朱成山，他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著名的日軍侵華史研究專家。朱成山的另一個身份還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出的幾十本書中，多數是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文章和隨筆散文。
為了印證朱成山的話，我認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殺”的相關書籍，結果令我大吃一驚：77年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圖書數以百計，資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積成山，但有影響的紀實文學作品隻有兩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軍區的作家徐誌耕寫的，一部是華裔美籍女記者張純如寫的。前者的貢獻是：作者親自走訪了一批戰爭幸存者，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十分可貴；後者則以外籍記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國外對當年南京大屠殺報道的資料，而張純如的最大貢獻是發現了《拉貝日記》……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這些作品或由於視角單一，或因為資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視角地深刻揭示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全景。尤其讓人遺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國年輕人心目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概念，似乎還基本停留在《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釵》等電影故事上，這實在是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