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社會裏，農民的教育、文化、習俗以及生活環境是渾然一體的。大體上，農民農業生產以外的知識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學校教育（私塾、鄉塾等），一是戲曲熏陶。私塾教育不僅給了農民識字的能力，還教會了農民禮儀，使得農民的婚喪嫁娶有了張羅和喊禮的人，更重要的是給了農民說事的道理。這種道理經過戲曲裏忠臣義士、義夫節婦形象的催化，使農民知道了什麼叫做不忠不孝，什麼叫做不仁不義，什麼叫做不通情理。如果他們中間有人出現了問題，他們就會用這些道理來衡量。農民之所以總是傾向於請鄉紳來調解糾紛，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鄉紳更加知書達禮，對這些道理懂得更多，盡管這些沒有做過官或者具有高級功名的鄉紳、秀才乃至童生或者別的什麼有威望的人出來調解，用的話語也都是一樣的。反過來，如果鄉紳在行為上有失檢點，嚴重違反了這些道理，那麼他在農民中的威望也就喪失了。大狗叫，小狗也會叫，農民的嘴巴同樣是不饒人的，古代的農村社會，也有公共空間，也有社會輿論，別的不說，就是婦女們的家長裏短，唾沫就能把人淹了。農民的這種話語，雖然不能上達天聽，影響朝廷的政策，但對鄉紳卻是有作用的。鄉紳在鄉村的自治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農民對他們的擁戴，顯然，這種擁戴是跟鄉裏道義有密切的關係，鄉紳絕大多數都不樂意讓自己的桑梓地的農民看不起。也可以說，即使沒有鄉紳出麵，農民依然是有自治能力的，這種能力在平時體現為大型宗教和戲樂活動的組織，在戰亂年代則表現為結堡自衛，在其中，農民的話語是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的。另外，農民說的話在某些條件下，也能影響到外邊的世界，否則我們怎麼能看到那麼多民歌、民謠和民間傳說？過去某些朝代，王朝政府甚至設置機構專門采風。民間的聲音，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也會影響到上麵的政治。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來，由於新舊教育的銜接在改革中沒有做好，私塾被廢除之後，雖然並沒有立刻退出曆史舞台，但畢竟在陡然的變化中走向全麵衰落，鄉村文化的話語鏈出現了斷裂。加上民國以來戰亂和動蕩不斷，農村精英劣化，強權話語進入，傳統的禮法秩序陷入混亂，農民的說話能力開始大幅度退化。盡管如此，農民的自組織能力仍然可觀。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的權力真空狀態下，農村不僅出現了像紅槍會這樣部分由邊緣精英主導的民間自衛組織，也有大量傳統精英領導的聯莊會這樣的組織，對外來侵入的勢力還多少有點對話的權力。
中國革命在農村，通過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尤其是後者），在農村完成了顛覆性的革命。經過革命的風暴洗禮，新中國的建立也意味著農村話語的根本性變革。革命不僅僅是老的精英（從正常到邊緣的）退出曆史舞台，邊緣群體進入中心，而且意味著農村話語體係的轉換。舊教育基本上被掃除幹淨（隻有少數地區以掃盲班的形式存留了下來），舊的宗教、祭祀、戲樂性組織也基本上被新政權組織的宣傳團體和群眾組織所取代，傳統的禮法社會在革命的炮聲中徹底崩潰。在組織起來的農民中間，人們開始學會用新的話語，摻和一點過去鄉村道理的殘餘，來解決彼此的糾紛，處理相互的關係。“同誌”的稱謂，開始與“鄉親”、“老倌”以及叔嬸大爺、兄弟姐妹的稱呼混用；開會、發言、批評、表揚，這樣的新詞逐漸被農民所熟悉；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充斥整個社會的革命話語，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公而忘私”、“鬥私批修”、“大公無私”、“跟群眾打成一片”等觀念的頻繁運用，對遏製農村幹部的腐敗，也的確有相當的作用。文革前在農村大規模推行的“四清運動”，盡管一度對農村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主要是多吃多占和生活作風問題）進行了過篩子一樣的清理，但真正算得上腐敗的農村幹部，實如鳳毛麟角那樣的稀罕，查出的問題，不過是多吃了幾頓飯，私分了幾斤穀子，貪汙了幾十上百元，就已經是大蠹蟲了。盡管那時的農民沒有絲毫的自由，但卻處在強烈的革命道德話語的氛圍之中，農村幹部固然可以管，甚至關、打農民，但如果犯到了革命的話語，有點“四不清”的問題，那麼被打翻在地的可能性也相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