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要剖析的是殺人方式和凶手的“簽名”，對犯罪心理側寫來說，它們是最具有價值的兩個犯罪情節：
無論是媒體還是社會大眾，甚至於警方，都以“絲襪殺手”作為“3·19”案凶手的代名詞，似乎所有人都認定凶手對絲襪有著特殊變態的情結，以至於連於作國這個正宗的戀物癖都認為他們是同類人。韓印則並不認為是這樣，如果絲襪對凶手來說真的能最大程度激發欲望和筷感，那麼有關絲襪的情結必然要存在於整個係列案件中，可以說是一種近乎強迫症的行為，是無可替代的。但凶手的首起作案並未出現與絲襪有關的因素，這就說明凶手對被害人施以勒死或者說是絞殺的方式，隻是一種“犯罪慣技”，絞索是可以隨著環境和客觀條件變化的，可以是睡衣腰帶，也可以是絲襪，或者別的什麼……隻要凶手覺得稱手、有效就可以，也就是說，實質上根本沒有什麼“絲襪殺手”一說。
而凶手將絞索係成“蝴蝶結”留在被害人脖子上的行為，是一個明顯的“犯罪標記”。對於本案，這種標記行為，從案情特征和痕檢證據上看，是整個犯罪過程中的最後一個環節，那麼“蝴蝶結”顯然不是一個替代象征，而是意在彰顯凶手的身份。
綜上所述，被害人是老齡女性，蝴蝶結代表凶手，也就是說，是蝴蝶結在傷害老齡婦女，那麼兩者之間在現實中會是怎樣一個關係呢？韓印覺得“老齡婦女”和“蝴蝶結”這兩個關鍵詞，一定有某種紐帶能將它們聯係在一起。
第九章 一日兩命
韓印對於“3·19”案最新的側寫分析，大概透露出這麼幾個重點：案發當年凶手年紀在20歲至40歲之間；被害人類型為長時間獨自居住的老齡婦女，凶手在這樣一個群體中選定被害人不是隨機的，凶手與被害人乃至被害人群體，在現實中可能存在某種關係；絲襪因素存在於案件中不是必須的，凶手本身並沒有戀絲襪情結；“蝴蝶結”代表凶手的身份。
這份報告同時延伸指出了韓印對當下的“4·23”案的判斷，他更傾向於是模擬作案——該案中，凶手對於被害人類型的選擇是沒有問題，但選定方式與“3·19”案大相徑庭，綜合案情以及王阿姨提供的線索，可以看出他大致的方式是：在路上鎖定相關類型的目標，並進行尾隨跟蹤，出於謹慎原則，他不會在路上與其搭訕，也不會在目標人物進入家門的一刻采取突然襲擊，他會以煤氣公司檢修工的身份誘使目標人物打開家門，在入室之後通過觀察確定目標人物係單獨在家，才會采取攻擊行動，也就是說，選定目標的方式是隨機的，雙方在現實中不存在任何交集。
當然，最具有鑒別意義的，還是穿插在案件中的“絲襪”因素。技術鑒定顯示：凶手第二次作案使用的絲襪絞索，是在打暈被害人之後在其家中搜到的。他想刻意表達的無非是絲襪對於凶手在整個作案過程中的重要性，他對於“3·19”案凶手的認知與大多數人一樣流於表麵，認定其為一個戀物癖，也恰恰因此暴露了他的偽裝。就像韓印先前多次提起的那樣，凶手在犯罪過程中偽裝動作越多，其實越有利於辦案人員洞悉他人格的本質。至於他在作案中的其他動作，都是在模仿前案的前提下做出的，對側寫其本身的背景並沒有多大價值，但不可否認，他熟悉案情所有細節，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追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