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鄂黨所希望的那樣重治張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將張照寬免釋放，僅僅罷官。第二年又授給他內閣學士，入值南書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複原職，使鄂黨人員大失所望。
乾隆此舉，也是無奈。在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隻能沿用雍正遺留下來的官僚機器。為了使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繼續正常運轉，他隻能小心翼翼地維護兩黨的平衡，緩和他們的相互鬥爭，采取“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的平衡策略。因為一旦兩派中不管哪一派徹底失勢，必然會興起大獄，殺掉大批官員，造成人才資源的重大損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為了維持這種平衡，乾隆真是煞費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別注意對鄂張二人一視同仁，不偏不倚。他閱讀奏折時，提高警惕，努力甄別他們的建議和施政中的個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國官員知道，自己絕不會受朋黨因素的操縱。有一年內蒙古額駙（附馬）策淩到京，在陛見中向皇帝奏陳大臣忒古爾德爾年紀已老，身體衰弱，請求皇上召他回京，還向皇帝誇獎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說他們能力出群，應該重用，特別是富德應該補為隨印侍讀。乾隆察言觀色，以策淩與鄂爾泰友善，判定策淩的這番言論是鄂爾泰主使的。“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乾隆遂直接質問鄂爾泰。鄂氏奏辯說並沒有囑咐策淩說這些事。皇帝並不相信，說：“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清稗類鈔》《清高宗實錄》）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乾隆本來想批示被罷官的張照擔當此職。但那一段時間鄂爾泰因事沒能上朝辦事，隻有張廷玉一人在皇帝身邊，而張照平素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皇帝“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以後又找了一個適當的機會，才起用張照。他之防範朋黨，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經出色地結束了政治實習期。他不再是對繁雜詭譎的政治局麵一頭霧水的政治新鮮人。上手很快的他對大清帝國這架機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對每一個零件都了然於胸。
皇帝對鄂爾泰和張廷玉不再那麼須臾離不開了，對他們的政治建議不再像以前那樣言聽計從，在用人行政中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自主性。坐穩了寶座的皇帝覺得自己可以深入解決朋黨問題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長諭，公開指出目前的局勢有黨爭的危險。他曆數了鄂爾泰為人不謹之處，要求全體大臣們小心警惕，不要再結黨。他舉例說，永州總兵崔超潛獲罪交於刑部處理，鄂爾泰認為崔氏有可諒之處，密奏為崔氏求情，乾隆聽從了鄂爾泰的意見予以從寬處理。事情過後，外麵大臣紛紛談論鄂爾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悅，以為鄂爾泰既然密奏獲準，則應恪守秘密，怎麼能漏泄於人，向被寬之人示恩？這並非中樞大臣所當為，而是植黨樹私的開始。由此他評價“是鄂爾泰縝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他公開以此告誡鄂“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
他直言不諱地說：
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為何如主乎？……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實錄》）
這道諭旨是乾隆即位以來首次正麵觸及朋黨問題，語重心長，有些辭鋒暗含殺機。然而，官場上的人際關係，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詔旨，當然不可能使大臣們之間的恩怨情仇一朝煙消雲散。特別是鄂爾泰為人素來倨傲張揚，乾隆帝此諭雖當時使他不寒而栗，但過後又置於腦後。
黃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卻與鄂爾泰素來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爾泰趁乾隆出巡之機，抓黃的小辮子，以黃舉薦的一名官員出了問題為由，說黃“濫舉非人”，深入追究。為了確保對黃的打擊成功，鄂爾泰特意關照刑部官員，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時間，趕在乾隆回京前，審理結案，並提出建議對此人“降二級調用”的處理意見，上奏給乾隆。在鄂爾泰看來，乾隆遠在古北口外，批閱奏章應該不會太仔細，定能蒙混過關。
心細如發的乾隆卻從不會草率對待任何一份奏折。在古北口外的行宮裏，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問題。回京之後，他直截了當地對大臣們指出：“此議甚屬錯謬。明係與黃平時不睦之人必欲致黃於罪。”並指明是鄂爾泰假公濟私：“此案審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題複，希圖蒙混批準。這樣居心行事，竟出於朕信任之頭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將視朕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將辦事此案之大學鄂爾泰等人嚴行申飭”。這是乾隆即位以來鄂爾泰受到的最嚴厲的一次處罰。這重重的一擊使鄂氏清醒了一些，從此謹言慎行，不敢再大肆為自己的黨徒辦事營私。
樹欲靜而風不止。就在鄂氏斂手之後，他的黨徒卻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爾泰的門生，作為一名禦史，他專門找張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時不明內中奧妙，還以為他為人耿直，頗加提拔。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動機敗露了，原來他彈劾張派大臣時，經常找鄂爾泰的長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發。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爾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於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明顯係黨庇門生……鄂爾泰應該自思：朕從前能用你，今日能寬你，難道將來獨不能重治你的罪麼？”
鄂爾泰聞旨以為大禍臨頭，惶惶不可終日。好在皇帝不想讓表麵上完美的君臣關係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讓鄂氏一派一敗塗地。他僅命鄂容安退出南書房，在諭旨中說：“若將鄂爾泰革職拿問，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同時卻嚴辦仲永檀，以其“依附師門，暗結黨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斃獄中。在這個案子之後，鄂黨人物很長時間之內藏身斂跡，不敢再有任何舉動。張黨亦鑒前車之覆，謹小慎微，處處提防。朝廷之上一時風平浪靜，乾隆治理朋黨終於取得了初步成果。（《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實錄》）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變趨勢，以鄂爾泰的脾氣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後，肯定不能得到善終，雍正帝生時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終不渝”的包票勢必會被乾隆撕破。因為乾隆十三年之後的乾隆已經不再是即位初期那個凡事寬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爾泰福大命大，於乾隆十年（1745年）幸運地病死，總算基本上保全了名節，成為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得了善終的名臣。
第三章統治風格劇變——孝賢皇後之殤
乾隆的諸多世界第一中，有一個很有意思：他是世界上產量最多的詩人。他一生作詩41863首，而《全唐詩》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000餘首。乾隆壽命89歲，折合成天是32000多天，除去童年，能用來寫詩的不到30000天，平均每天寫詩超過一首。世界第一，當之無愧。
一長恨歌
作為中國曆史上最多產的詩人，乾隆作詩，確實“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有時一天可以寫十幾首。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遊覽昆明湖，他不到一小時就寫了8首詩，平均7分鍾一首。他專門寫了一首詩記載這個小小紀錄的出現：“舟行十裏詩八首，卻未曾消四刻時。”（《禦製詩二集》）然而藝術作品的質與量往往成反比，從血管裏流出來的是詩，從自來水管裏一擰就出來的，隻能是自來水。由於平均每天寫兩首詩，乾隆皇帝一生的大部分詩作不過是“分行的日記”，隨手記心情、記風景、記事件而已。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中有這樣一個片斷：乾隆率大臣們遊園，詩興大發，順口吟道：“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吟到這裏，突然卡殼了。幸好劉羅鍋在側，繼上一句“飛入草叢都不見”，才完成了一首禦製詩。事雖誇張，卻惟妙惟肖地摹寫出乾隆許多“禦製詩”的“創作”過程。事實上，為了記日記方便，乾隆皇帝什麼時間都可以寫詩，什麼事都可以入詩，為了押韻對稱，任意增詞減字，創作出了不少中國詩歌史上最沒有詩味的“詩歌”。比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曾經寫下了這樣一首一般人無法讀懂的“詩”：
閣報例應隔日至，均稱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謂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頭兩句，對曆史特別熟悉的讀者也許能猜出大概意思：在巡幸路上，內閣每隔一天送給皇帝一次閣報，通報國家大事小情。今天的閣報上說，十八日北京下了二寸的雨。可是後兩句如果不看詩注，任您知識多麼淵博，也不可能讀懂：過幾小時，皇帝又接到了河北地方官的報告，說十九日河北下了四寸的雨。北京所報是十八日的事情，看來當時他們還不知道第二天的雨勢更加喜人啊！
當然，任何事情總歸會有例外，在寫作四萬多首平庸作品的過程中，乾隆皇帝也捎帶著寫出了一些情真意切的感人之作。不過，這些作品大多圍繞一個主題，那就是“悼亡”。比如下麵一首：
其來不告去無詞，兩字平安報我知。
隻有叮嚀思聖母，更教顧複惜諸兒。
醒看淚雨猶沾枕，靜覺悲風乍拂帷。
似昔慧賢曾入夢，尚餘慰者到今誰？（《禦製詩二集》）
一個獨眠之夜，皇帝突然夢到了死去的妻子。悄然而來，驀然而去，隻是告訴皇帝，她在那個世界裏過得很平安，囑咐皇帝不要惦記。除此之外，就是打聽婆婆和孩子的情況，叮嚀他用心照料。一覺醒來，皇帝已經淚透枕巾，隻聽到風吹帷幔的聲音，更襯托出子夜宮殿的寂寞悲涼。皇帝不禁悲問：當初慧賢皇妃去世後也曾入我夢，不過好在夢中哭醒後，還有你在身邊溫柔地勸慰。如今，再也沒有你這樣的人可以安慰我，我隻能一個人在漫漫長夜承擔痛苦……
這首哀婉動人的詩，真切樸實，不輸於蘇軾的“十年生死兩茫茫”。其中透露的情味，更像是愚夫愚婦相濡以沫的平淡至真，而不像擁有三千粉黛的皇帝所作。這首詩證明，乾隆確係一深情之人。
這首詩，就是寫給他的結發妻子孝賢皇後的。
愛情是突如其來的。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心中未來的繼承人弘曆虛歲已滿17。如果生活在今天，不過是高二的學生，然而在清代，這正是皇子結婚的最佳年齡。為弘曆選妃，其實就是為大清挑選未來的皇後，雍正煞費苦心。
理所當然，新娘出身名門。她比乾隆小一歲，姓富察氏，在漢語裏又被譯作“傅察”“富爾察”，女真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有清一代，這個姓氏名臣輩出，為清王朝的建立和繁榮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富察氏的遠祖旺吉努追隨努爾哈赤，在統一戰爭中頗有戰績，曾祖哈什屯是順治皇帝的親近大臣，深得皇帝信任。祖父米思翰在康熙朝主掌一朝財政，父輩兄弟四人皆身居高位：二伯父馬齊一度是康熙朝最有權勢的滿族大臣，大伯父馬斯喀也曾任平北大將軍，屢立戰功。隻有官至察哈爾總管的父親李榮保在兄弟當中官位最低。
至於富察氏本人，郎世寧為她所繪的油畫大像存留至今。從畫像上我們可以看到，她皮膚白皙，目光清澈，算不上妖豔奪目的國色天香，可稱得上平正端凝的中上之姿。畫像上的她神態溫婉平和，毫無張揚驕矜之氣，顯示出良好的風度和修養。
她獨一無二，僅僅是因為她是第一個。第一次永遠是最美好的，它不可複製。即使富察氏隻是一個平凡的女子，然而由於她與乾隆攜手經曆了人生的那麼多新鮮，她也注定會成為乾隆心中的唯一，永遠無人可以取代。就像小王子的那朵花確實是獨一無二的，雖然事實上她處於五千株和她一模一樣的花兒之中。原因就是因為她是他的第一朵：“她比你們所有的花總合起來還要重要得多。因為我給她澆水。因為我把她罩在玻璃罩子裏麵。因為我用屏風把她保護起來。因為我是為了她才殺死那些毛毛蟲的。因為是我在諦聽她傾訴哀愁，或是自誇自讚，或是有時甚至一聲不吭。因為她是我的玫瑰。”（《小王子》）
更何況，富察氏絕非一個平凡的女子。她是草叢中的玫瑰，雞群中的鳳凰，她的出類拔萃一目了然。正像八字所說，“占得妻星最賢最能”，乾隆確實是古往今來難得的幸運之人。
作為一個有深度的男人，乾隆對女人的要求當然不僅是外表，他更在乎的是內涵和性格。在門第、外表和性格這三大因素中，富察氏最為突出的就是性格。富察氏是一位既聰明透頂，又天真爛漫；既精明過人，又大氣溫柔；既識大體，又重小節；既善解人意，又有原則；既含蓄婉約，又可以笑唾檀郎的女人。在乾隆忙於事業時，她以自己的精明協調管理後宮，安排照顧皇子的生活和教育，讓他不致分心。在他遇到困擾情緒煩躁之際，她如同一朵解語花，迅速讀懂他的內心，恰到好處的輕輕一握手，親手遞過來的一片小吃，不聲不響在他頸後的一個深吻，能給他極大的安慰，讓他的心境迅速走出陰鬱。當他心情極佳，精力無處發泄時，她又能陪他縱情玩嬉，陪他在圍場縱馬奔馳，甚至偶爾也一試挽弓射箭。
史書關於富察氏的生平細節記載極少。因為體例所限，《清史稿》隻為她留出了數百字的位置。幸運的是，就在寥寥無幾的刻板文字當中，我們依然能讀出她的特別：富察氏雖然是大家閨秀，卻從來不愛在自己的臉上精耕細作，也厭惡金銀珠寶之類的華麗惡俗，成為皇後後仍然如此。《清史稿》說，皇後母儀天下十三載，平居恭儉，不過以通草絨花為飾，不禦珠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