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平靜無事？
皇後之喪風波中受處分的官員，從大學士、總督、尚書、巡撫到基層官員，不下百名。官場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場破壞力巨大的風暴。所有的官員都對皇帝刮目相看：原來在他們心目中一個溫和儒雅、寬厚仁慈、自製力極強的君主，竟然還有這樣喜怒無常、任性縱情、殘酷冷漠的一麵，看來他們對皇帝實在是太不了解了。看來這個人畢竟是雍正皇帝的兒子，雍正的酷烈無情，他一絲不少地繼承下來了。
後人回顧曆史，發現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轉折點。“乾隆十三、十四年間，為高宗生平的第一變，由寅畏小心，一切務從寬大而一變為生殺予奪，逞情而為。”（高陽《清朝的皇帝》）
從表麵上看，這是一個鰥夫因為喪偶而導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學家說，處於喪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現人際關係不協調，常無故指責別人。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體會理解他的痛苦，總覺得別人對他的關心同情不夠。當人們不能理解或感到厭煩時，他們的情緒就會出現強烈的波動。皇帝在極度悲痛中，無法控製自己，不加節製地釋放自己內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麵。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皇帝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順風順水，寬大之政贏得了“萬民歡悅，頌聲如雷”。
但是，寬大必然有寬大的弊端。官僚集團具有深刻的奴性。作為一個整體，這個集團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臉”“給臉不要臉”。你對他們越寬縱禮貌，他們對你就越不客氣。從風霜嚴肅的雍正時期跨入寬大溫和的乾隆時代，一開始他們確實如沐春風，感激涕零，可是一轉臉，他們就開始故態複萌。乾隆皇帝希望他們以勤奮的工作來輔佐自己的“寬大之政”，可是他們卻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許多地方，所謂勤奮的官員“不過是按時上班，循規蹈矩地處理文件後，早早下班，回家閉門不見一客”。（《乾隆朝起居注》）至於懶惰的官員所作所為更不像話。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偵破的重大盜案多達116起，已經破獲的，也多是拖延著沒有判決。乾隆生氣地說：“可見從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處理，以致積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廢弛，盜風何時能息？”（《清高宗實錄》）
更為嚴重的是，雍正年間基本刹住了的貪汙之風又開始抬頭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後，先後發生了布政使薩哈諒貪汙稅款、提督鄂善貪贓受賄、學政喀爾欽賄賣生童等貪汙案件，讓乾隆十分震驚。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撫喀爾吉善舉報自己屬下的官員貪汙不法。舉報信說，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取錢糧稅款時，提高稅率，平時則擅作威福，縱容家人，宣淫部民”。並且舉報學政“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
乾隆帝看過這份舉報信後，十分氣憤。他說：“朕自登基以來，信任各位大臣，體恤官員們的辛苦，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情可謂優渥了。朕以為天下臣工，自然會感激奮勉，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汙腐敗以犯國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如此穢跡昭彰，贓私累累，實在是朕夢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誠待天下，而這些人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員腐敗案不斷發生，又牽連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額財政赤字的問題，其中不少是因官員貪汙挪用所致。乾隆總結說：“我看近年來虧空案漸多……其原因是他們的主管官員見我辦理諸事往往從寬，遂以縱弛為得體。”
在“寬大原則”下，社會治安也出現惡化現象。雍正實行嚴刑峻法，對私鹽查得很嚴，那些偷運私鹽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發慈悲，允許老百姓少量販運食鹽。他頒布命令說：“貧窮的老少男婦，背鹽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許追究。”（《清高宗實錄》）不料命令頒布不久，天津就出現了大批農民，“以奉旨為名”，大規模販運食鹽，每人所負不超過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勢眾，數十百人糾集到一起，一次販運上萬斤，嚴重影響了鹽業專賣。乾隆慨歎說：“我自登基以來，時時以父皇愛民之心為心……即如私鹽一事，我本想稍寬其禁，以周濟那些特別貧窮的百姓。然而那麼多奸民卻乘機鑽空子，公然違背食鹽專賣，無所畏懼。看來則奸頑之民，不容我行寬大之政也！”
各種因素推動著乾隆逐漸對自己的“寬大之政”展開反思。乾隆五年，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念予誌學時，所慕君子儒。
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
要歸踐履實，聖言非我誣。
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
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禦製詩初集》）
就是說，當初他上學時，學習的是中規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聖人的思想，並要付諸實踐。做了皇帝，本來也想學堯舜，可是實行一段時間之後，才知道世事的艱難，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滾打了幾年，他終於掌握了專製權力運作的真諦：在專製政治中，皇帝一個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於官員們的責任心和榮譽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他回顧康、雍、乾三代的統治，總結說：“由此觀之，數十年來，國家全依靠我們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權柄，才使國家政治一直在軌道上運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總攬國政，那麼國家必然陷入混亂之中。”
即位十餘年來，乾隆皇帝給官僚集團的整體打分越來越低。他認定，從整體上看，官員們行為的基本出發點都是自私的。他曾說：“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們遇事毫無定見，隻知做表麵文章，迎合討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則是寬嚴相濟，然而到了官員那裏，則變成了要麼寬要麼嚴，毫無原則，“朕於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寬。朕於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嚴”，並不問寬嚴之由，“一人未改麵貌，兩事迥異後先，人心不古，何至於茲！”
隨著經受的挫折越來越多，乾隆皇帝越來越理解了父親的選擇。他發現，並不是父親不願意寬大，而實在是官僚集團不容他寬大。他過高地估計了官僚集團的品格。經過元代蒙古人的高壓，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開國過程中的屠殺，中國官僚集團的素質和心態已經大大不同於唐宋時代的士人，他們整體上放棄了人格尊嚴，放棄了社會理想，蛻變成了唯利是圖的“奴才”。乾隆發現，一旦他把這些飽讀詩書的“大人先生”們準確定位為奴才，在他們麵前懸起官爵和財富，同時收緊繩索，舉起皮鞭，以“法”“術”“勢”來統馭他們，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確實並非偶然，乾隆已經給出過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說過：“若視朕之寬而一任屬員欺蒙，百弊從生，激朕將來不得不嚴之勢，恐非汝等大員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說過：“姑容於此日者，朕必綜核於將來。”
乾隆早就醞釀著對官僚機器來一次大震動，讓他們從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認清他並非一個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這個日子終於來了，來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寬和仁義的皇帝突然玩了一個大變臉，變成了一頭瘋狂暴怒的獅子。一時之間，大清帝國內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風。
皇後之喪中那幾個掉腦袋的官員並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陝總督慶複等人奏報，四川金川間瞻對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搶劫官兵銀物，“實非用兵不可”。乾隆於是派兵征剿。
聖旨一下，兩萬大軍齊集川北。乾隆要求將領們“殲滅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徹底打掉這個為患多年的匪區。
不料戰爭的進展遠遠超出乾隆的意料。清軍嚴重缺乏高海拔地區作戰的經驗，表現也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萬，耗銀2000萬兩，還是屢屢失利。在倒黴的乾隆十三年，連剃個頭都成了死罪，更何況兵敗失地！金川戰爭前後三任統兵大臣慶複、張廣泗、訥親都在劫難逃。按理說，這三個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別是訥親，他是康熙皇後的親侄子，乾隆皇帝親手提拔的首席軍機大臣，乾隆曾說他“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這不祥的乾隆十三年，乾隆把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麼“功臣”“皇親”“朋友”，隻有一個個“辜恩枉法”、辦事不力的“奴才”。張廣泗被處斬。訥親被賜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軍中自己抹了脖子。慶複則被賜了條白練，懸梁自盡。
從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拋開了寬大仁慈的麵具，拋棄了“以禮治天下”的夢想，拿起了父親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對於全國的死刑犯一直網開一麵，能不處死的，盡量不處死。乾隆十四年秋審朝審，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麵，大批勾決，均即處死。以前多次批準緩刑的老犯也不免歸於一死。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後四十、六十大壽，按常規，這兩年死緩犯一律不處決。然而乾隆宣布，貪汙挪用的官員不在不處決之列，寧可破壞大慶的氣氛，他也要置貪官於死地。
對於貪汙官員，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過的老武器，命令他們自填虧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還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規定，凡是因為貪汙挪用導致公款虧空而被判死緩的，都要用自家資產賠補虧空。沒能賠補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額超過1000兩，貪汙者超過80兩，就要執行死刑。這一道命令，要了許多貪官的命。
對待民眾反抗事件，他的處理也分外嚴厲。乾隆十三年，福建發生老官齋教案，乾隆說：“此案務須……痛絕根株，以絕後患。不但首惡，不可漏網，但奸匪餘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深為地方之害……其餘逆黨，即多戮數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發生民眾騷亂，他指示說，“所獲的要犯杖斃數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題”，使自己的統治加入了明顯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頓軍紀。鑒於金川戰爭的不利，乾隆特別宣布，凡關係軍務的犯人，更要從重處理，“不少假借”。凡武職官員，臨陣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級。金川戰爭進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認識到清朝武裝力量的廢弛，因而力圖整頓。他特別在香山建立了健銳營，訓練強兵勁卒，自己經常前去檢閱訓練。（《清高宗實錄》）
從這一年開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關係，從此變成了刁鑽刻薄的主子與屏息而侍的奴才間的關係，或者說嚴厲的班主任與小學生的關係。下麵的小學生稍有小動作，額頭上就會遭到老師的粉筆頭。誅殺和折磨大臣，越來越成為乾隆發泄自己不良情緒的主要渠道。他動不動斥責官員們“婦寺之仁”，強調“水弱易玩”，無論是在語言風格，還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對雍正當年的重複。在實踐中，他的嚴猛程度則超過了雍正。“他之所以後來名聲遠較雍正為好，一是因為初期刻意樹立的寬仁形象不會立刻被人們忘掉，另一個，是在君臣關係上，他並沒有像雍正那樣大搞陰謀欺騙，大搞神道設教，使臣民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
進入中年之後，皇帝對大臣們的觀察越來越細，批評和警告越來越多，越來越不留情麵。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為偽稿案辦理不順，指責外省大臣說：“外省辦事習氣，多涉虛偽”，“朕於各督撫所辦事件，雖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學士陳世倌在山東置買了一批田地。陳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謂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兒女親家，在山東買地，是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勢力永遠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偵知，皇帝十分惱火，不顧陳氏為愛新覺羅家族辦了一輩子的事，對他大加折辱，說：“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東置私產，想分孔氏餘潤，這豈是國之大臣所為？”陳世倌立刻被革職，乾隆還特別囑咐：“今既革職，傳諭山東巡撫，不許他到山東居住。”語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與其父一般無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評官場中調和模棱風氣時，評價了所有的現任總督，並且指出，現在他對全國主要官員的脾氣性格都已經有所了解，不會再受他們欺騙了。他說：“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麵見好之秘匙。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乾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兩江總督）慣用此術，方觀承（直隸總督）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惟策楞（四川總督）、喀爾吉善（閩浙總督）、黃廷桂尚存本色。阿裏袞（兩廣總督）亦不至此，碩色（雲貴總督）更複不能……諸臣心術才具，日熟複於朕胸中，任術取巧者，皆洞見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訓斥貴州巡撫宮兆麟時，居然當眾提及了他的外號：“看來宮兆麟之為人，應對是其所長，而於辦事殊少實際，是以外間竟有鐵嘴之號。”絲毫不顧這位大員的正省級級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