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東德州發生大水。大雨一連下了七晝夜，德州居民扶老攜幼，紛紛攀登城樓，在城牆上生活多日。由於城中乏糧，百姓饑困，哭聲震天。
其時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員山東督糧道顏希深出差到省城辦事，城中沒有主事之人。雖然官倉中有糧，也無人敢決定放賑。顏希深七十多歲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聽到饑民的啼哭之聲，詢問署中人員為什麼不放糧。署員說，放糧乃是國家大政，必須等顏道員回來後奏請上級批準才行。否則擅動倉穀，處罰極嚴。不但要丟官，還需要補賠。
何老太太聞聽，勃然大怒，說：“此何時也！猶拘泥於常法乎？況德州距離省城甚遠，如果等我兒子回來，再經詳奏核複，那麼數十萬災民都將成餓殍矣！你們無須憂慮，馬上開倉放賑，以解倒懸。如果將來朝廷怪罪下來，一切由我兒子承擔。如果要賠償，我願盡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償。”
在老太太的力爭下，倉庫管理人員終於打開了糧倉，數十萬饑民得以全活。
消息傳到省府，山東巡撫非常震驚。他們以擅動倉穀，蔑視國家體製，加以舉報。皇帝得知此事憤然批道：“有這樣的賢良母親和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巡撫不但不舉薦，還要彈劾，怎麼能鼓勵那些為國考慮者！”皇帝降旨，已動用的倉穀，準許作為正項開銷，無須賠補，並且特別賜給顏母三品封誥。從此，皇帝對顏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顏氏也因此仕途通暢，一路飛黃騰達，很快高升到督撫之高位。（謝驥《論“顏氏文化”的三大亮點》）
正如同對顏氏母子的特殊處理一樣，凡事斤斤計較、察察為明的皇帝，獨獨對賑災中的跑冒滴漏“難得糊塗”。發生災害時，他寧肯地方官報得嚴重一點、誇張一點，因而發生冒賑、濫賑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們賑災不力，因此他多次說“辦賑理宜寧濫勿遺”。對於那些舍不得花錢救災的地方官，乾隆深惡痛絕。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區受災，巡撫阿思哈舍不得動用國庫銀兩，就勸富戶出錢救災。皇帝十分生氣，說：“此奏實在卑鄙錯謬之至，朕實駭聞。”不久就罷了他的官。
考察乾隆曆年救災，確實是認真從事，不惜巨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災民達二百二十萬。乾隆特批當時國家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白銀二百九十萬兩、糧食二百二十萬石救濟。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戶部把乾隆即位以來用於救災的錢和前兩任皇帝做了對比。報告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款項，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已經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經用了二千四百八十餘萬，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負責漕運的官員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萬石用來救災，雍正年間也不過二百九十萬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經高達一千三百二十多萬石。”事事號稱法祖的乾隆看到這個數字也很吃驚，說：“朕遇到偏災，即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懷，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動用了這麼多漕糧。”（《清高宗實錄》）吃驚雖然吃驚，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國性災荒，乾隆手忙腳亂，晝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開放穀倉，或令發給銀兩，或令減價平糶，或令興工代賑。皇帝說：“朕廑念民依，如傷在報。”這一年用來賑災的銀兩，高達一千四百萬，占國家全年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還多。
雖然乾隆年間的救災也無法避免人治社會中常見的侵吞幹沒，層層盤剝，但是縱向比較中國曆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說，乾隆是傳統社會中采取救災措施最為得力的統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為他們的前車之鑒，而明王朝給他們的最大教訓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誰都知道，清朝得以入關，是撿了個大便宜，明王朝實際上是被饑餓的農民顛覆的。而顛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對農民剝削過重。萬曆年間加派三餉，每年從農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萬兩白銀，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經常講，明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
熟讀曆史的乾隆知道，饑餓的農民是國家最危險的敵人，而溫飽了的農民則是皇權最堅定的支持者。為了江山萬代，乾隆必須減輕對農民的剝削，使絕大多數老百姓有飯吃。這是國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統治者的自我克製，在乾隆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乾隆一朝鼓勵農民開墾荒地不遺餘力，但是出發點卻僅僅是為了百姓生計，而不是為國家增加稅收。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條：“各省官員不得再重新丈量農民土地，也不得強令農民向官府彙報自己開墾的荒地。”這其實就是宣布，農民新開墾出來的土地，永遠不用給國家交稅。乾隆年間，由於皇帝鼓勵墾荒，全國耕地已經超過了十億畝。但是乾隆年間的國家稅收，始終隻按七億多畝征收。誠如乾隆所言：“民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於正供之外，留一分盈餘，即多一分蓄積，所謂‘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也。”
乾隆登上皇位後所做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免除拖欠多年的農業稅。在即位詔書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農業稅全部免交。僅僅過了20天，皇帝再次頒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農業稅，一律免除。大清帝國的子民們，特別是眾多貧困人口，是擺脫了多年沉重的欠稅負擔進入乾隆時代的。這在以農業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影響非常巨大的決定。
在此後漫長的60多年統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農民的農業稅，從而使自己成為中國曆史上減免農民稅款最多的皇帝。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以及嘉慶元年（1796年），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共少收農民白銀1.4億兩，糧食1200萬石。這白花花的銀子和沉甸甸的糧食，原本都是他愛新覺羅家的法定收入，是可以歸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筆，不可謂不闊綽。據《清代國家與社會》一書提供的數字，乾隆一朝所減免的農業稅總數為2.0275億兩白銀，是中國曆朝之冠。如果粗略地以一兩白銀折人民幣200元計算，可合今天幣值405億元人民幣。如果說這個數字仍不夠直觀，那麼我們再用另一個數字來表述一下：乾隆減免的農業稅占乾隆朝財政總收入的7.57%。而我國於2005年宣布免除全部農業稅，其占全國稅收收入的比例不過是1.7%。
乾隆深深懂得貧富差距過大是社會動亂的源頭，所以他采取了許多照顧最底層民眾的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繼位為君三月餘的弘曆，下達了“勸減佃租”的諭旨。他在諭中講道：“我減免農業稅，地主所得到的好處居多，那些無業的貧民，租種別人土地，終歲勤勞，但是卻得不到我的恩澤，還是要按原來的比例交納地租。這無疑不合適。如果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讓一半給佃戶，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經常命令各地官員勸諭地主減輕田租，對那些讓租者，加以鼓勵。他認為，這樣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盛世。“朕視天下業戶、佃戶，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業戶沾朕之恩，使佃戶又得拜業戶之惠，則君民一心，彼此體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見風雨以時，屢豐可慶矣。”
除了免稅救災、鼓勵墾荒等措施之外，乾隆皇帝在興修水利工程，推廣紅薯、玉米等高產作物，鼓勵人口流動方麵都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每項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國曆史上其他帝王。
有人說，乾隆年間的人口增長並不是中國出現的個別現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規律。整個18世紀，全世界的人口從6.41億增長到了9.19億，增幅高達43%，這在人類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得力於紅薯、玉米這兩種“18世紀的食物革命”。
確實，紅薯、玉米是推動乾隆“全盛”的兩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這兩種作物的推廣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廣紅薯種植，並鼓勵人們研究紅薯種植法。最先到山東、河南推廣甘薯種植技術的福建監生陳世元，得到皇帝恩賞的國子監學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陸耀因為編寫《甘薯錄》而被晉升為湖南巡撫。在皇帝的勸諭下，川、楚、陝、皖、桂等省“延山漫穀，皆種玉米”。經乾隆一朝的倡導，紅薯、玉米已經成為中國貧苦農民的基本口糧。
當然，我們不能說乾隆全盛主要是這兩種植物的功勞。在乾隆60年的統治生涯中，中國的人口增長了一倍，確切地說，增長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個百分點。18世紀初，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為23.4%，到這個世紀末則達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勞歸於水利，由於乾隆年間特別是中前期政治紀律清明，國家執政能力強大，黃、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發展農業生產方麵發揮了巨大作用。
乾隆朝農業發展的標誌性成績是全國糧食產量的增加。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中國曆代口糧總量發展呈總的上升趨勢。其中秦漢為417億斤，唐代為626億斤，宋代為835億斤，明代為1392億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躍而達2088億斤，並達到曆史最高水平。正是農業的成績，使乾隆朝的人口發生爆炸，支撐各項社會經濟發展指標達到中國曆史的極峰。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左右，隻有少數幾個曆史時段突破過一億。經過康熙、雍正兩個承平時代，中國人口已經恢複到曆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進行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50年裏翻了一番。
二“盛世”的武功（1）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一匹高大消瘦的驛馬穿過西便門，風馳電掣般直奔大清門。
驛馬送來的是萬裏之外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的捷報。他向皇帝彙報說，天山南北所有叛亂都已經徹底平定。這片不馴服的土地經過連續四次大軍踐踏，終於服服帖帖，不再心存異誌。
這場勝利，是從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開始，三代皇帝七十多年努力的一個漂亮結局。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從此盡入大清版圖，被稱為新疆。兩朝遺誌終於被圓滿實現，清王朝最大一塊心病被徹底根除。消息傳來，四十九歲的乾隆悲喜交集。他立刻連續拜謁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皇帝彙報這一喜訊。望著雍正皇帝留下來的寶劍，他不禁悲從中來，痛哭出聲，因賦詩道：“質明峰樹辨陵園，趨謁鬆宮冠劍存。敢曰誌成蕩鹽澤，亦雲功定靖花門。凡茲萬裏遐宣武，總荷九天默佑恩。二十五年如一瞬，鼎湖回憶痛難言。”
這場勝利確實來之不易。
事情起於乾隆十八年（1753年）。
這年十月，一封六百裏加急的文書從蒙古烏裏雅蘇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紮布汗省省會）送到了清廷。將軍成袞紮布在奏折中彙報，準噶爾汗國的三個小首領，台吉車淩、車淩烏巴什、車淩蒙克（史稱三車淩）率領三千戶蒙古人，一萬多人口，宣布脫離準噶爾汗國，投奔大清國尋求庇護。他們離開了世代居住的額爾齊斯河牧場，頂著凜冽的寒風，趕著牛羊，攜帶著老小，經過十餘天長途跋涉，才到達烏裏雅蘇台地區。
將軍在彙報中說，準噶爾汗國長期與大清為敵，這些人聲稱投奔大清，不知是真心依附，還是準噶爾人的詭計？他請示皇上，對這些人采取什麼態度？
收到這封奏報，乾隆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對於三車淩的投奔，他並不感覺意外。從乾隆十年（1745年）以來，他已經多次收到過情報，說準噶爾汗國正處於內亂之中。這次一萬多人的內附，更加證明了這些消息的準確。
數代以來，準噶爾汗國一直是大清王國最大的威脅。
準噶爾蒙古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長期以來生活在今天的新疆、青海一帶。漢人對他們曾經有過多種稱呼，比如“西蒙古”“厄魯特”“衛拉特”和“瓦剌”。明代，就是這部分蒙古人在也先的帶領下，製造了著名的“土木堡之變”，俘虜了明英宗。
在清朝入關後不久，準噶爾部蒙古人又一次崛起於天山南北，建立了強大的準噶爾汗國，首領是蒙古族的傳奇人物噶爾丹。他堅毅、剛強、多謀善斷，通過十年征戰，統一了西蒙古四部。隨後，他信心暴漲，製定了先統一天山南北，再統一整個蒙古民族，最後與中國的滿族統治者較量手腕，恢複大元舊業的宏偉藍圖。
雄心勃勃的噶爾丹頗有手段，他改革了草原法典，第一個開始在蒙古製造銅幣，穩定了草原經濟，壯大了蒙古騎兵，很快征服了大半個新疆。中亞一帶的民族，已經把他和西麵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