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清朝平定準噶爾大軍的將軍兆惠親自指揮的搜剿準噶爾蒙古部落的大屠殺中的一個小小場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十八日，清將軍成袞紮布、兆惠等率兵七千名，從巴裏坤起程。此次出兵進剿的目的，並不是追捕阿睦爾撒納，而是專為剿滅厄魯特蒙古人。因為蒙古遊牧都沿河而居，所以他們的捕殺也沿河進行。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成袞劄布在奏報中，彙報了自己帶人捕殺蒙古人的情形，他提到：“在圖爾根河，剿殺一百餘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殺塔裏雅圖河口賊百餘人，察克瑪河口賊四十餘人”，“於濟爾哈朗河剿殺厄魯特七戶四十人，於博多美和羅剿殺克魯特一百五十餘人”，“搜取綽和爾所種地畝，剿殺瑪哈沁三百餘人”。從這些彙報可知，清軍剿殺的是散居在各條河流邊的厄魯特牧民和農民，根本不是有組織的叛亂部隊。
甚至喇嘛僧人和種田的農民都沒能逃脫剿殺。乾隆命令將軍到伊犁時，“將彼處喇嘛等剿辦”。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初四，史書記載清軍把在烏梁海種地的五十餘戶蒙古農民“全行剿殺”。
直至第二年，乾隆二十三年，厄魯特部餘眾都逃入了山穀叢林中，乾隆還命人搜捕，以求斬盡殺絕。《嘯亭雜錄》載，清軍將領二人分別從博羅布爾、賽裏木兩地，如同打獵一般，由兩地向中間的伊犁地區合圍，這中間數百裏地方，不管是山穀還是林區，隻要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無遺”。當時散居的厄魯特蒙古人無法抵抗，“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清軍“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內地賞軍，多死於途，於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嘯亭雜錄》）
除了像打獵一樣屠殺散居的蒙古人之外，清軍進行的另一項重要軍事活動，就是把大舉投降的準噶爾蒙古部落一批批移送到內地，然後再“辦理”。
在清軍第三次平準戰爭中，大部分窮困的準噶爾蒙古人仍然把清軍當作把自己從戰亂中解救出來的“恩人”，見到清軍到來，“婦孺歡呼，如出水火”。更有許多蒙古人聽說清軍到了，成群結隊地，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地趕赴清軍所在地，向他們歸順投降。對於這些人如何處理，心思縝密的乾隆早有指示。早在第三次平準出發之時，他就指示清軍將領，在地廣人稀之處，見到蒙古人，當時就可殺掉。但是如果遇到大批人戶來投降，不要立刻剿殺，因為人數太多，一時殺不過來，“難保無一二逃竄之人，泄漏其事”，令其他部落的人聞訊逃跑。所以他命令，把那些大批投降的蒙古人，要一批批地押送到甘肅內地之後，再全部處死。
乾隆指示的原文是這樣說的：“大兵此次進剿，厄魯特蒙古人必然會大批投誠。如有到巴裏坤投降者，可以把他們的頭目先行送到京師，其他部眾，可向內地遷移，等到過了巴裏坤之後，對那些男人，都盡行剿戮。所餘的妻子，酌量分別賞給官兵為奴，不得稍存姑息。”（《清高宗實錄》乾隆二十二年二月）
清軍攻克伊犁之後，乾隆再次下旨說：“現在，兩路大軍接納的投降蒙古人甚多。他們外表歸順，內心未可全信。可將他們先遷至巴裏坤，然後再遷到肅州，然後進行誅戮。”
數萬名投降了清軍的蒙古人就這樣被長途驅趕到內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穀裏，被全部殺掉。
二“盛世”的武功（2）
大屠殺的結果是蒙古民族一個重要支係的消失。準噶爾四部，除杜爾伯特部汗策淩始終未叛，對清朝極表忠誠，得以耕牧如常，以及達什達瓦之妻一小部早降後被遷至他地未滅外，幾乎全部被殺掉。《草原帝國》稱：“準噶爾人民，主要是綽羅斯部民和輝特部民幾乎全部被根除。”據清軍將領明瑞奏稱，經過他們屠殺之後，自巴爾呼特嶺到造哈嶺、直到納林廓勒，烏蘭烏蘇這些地方，已經“不見一人”。
俄羅斯西伯利亞當局則向彼得堡報告說：有一個部落“幾千頂帳幕，隻剩下三頂”。
這次種族大屠殺的死亡數字，曆史上無準確記載。《準噶爾滅亡紀略》中說，屠殺了超過一百萬。魏源《聖武記》說，計準部數十萬戶，“先痘死者十之四”，即因傳染病死者十分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最後“殲於大兵者十之三”。除了婦女、小孩被掠走當了奴隸之外，準噶爾蒙古所剩無幾，作為一個大部落已經不複存在。“數千裏間無一瓦剌帳篷”。
噶班沙拉勃在《四衛拉特史》中這樣記載屠殺過後的場麵：“準噶爾地區幾經兵火，殘破不堪。耕地、牧場荒廢，城鎮、村莊被毀，人口更是急驟減少。”很多年以後，龔自珍途經準噶爾，看見“準噶爾故壤，故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即額魯特，指準噶爾——筆者注）故種者。”（龔自珍《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為了填補準部留下的土地，乾隆從各地遷移人口。其中有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有蒙古部落的喀爾喀人、察哈爾人，有穆斯林東幹人，甚至還有來自滿洲的錫伯人和高麗人。十多年之後，土爾扈特部落回歸中國，也被安置在這片由於自己的兄弟部落被滅絕而空出來的土地上。
乾隆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采取過許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陰鷙的手腕。
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國教，但乾隆並不信黃教。他在評論活佛轉世時說：“蒙古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其實是一種取巧方便的辦法……佛本無生死，哪有轉世？但是不允許轉世，那麼數萬番僧就無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罷了。”（《禦製喇嘛說》）
從這段諭旨看，乾隆對喇嘛教是不屑一顧的。但是，終乾隆一朝，皇帝對黃教領袖，一直極盡尊崇之能事。他把父親的故府雍和宮改成喇嘛廟，以示對喇嘛教的尊崇。他對達賴和班禪提高了禮遇規格。為了迎接班禪遠來，他專門在承德為班禪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普陀宗乘之廟。這座廟耗資巨大，僅為其中的一座殿宇頂部鍍金，就花去黃金一萬五千多兩。他親派皇六子遠赴內蒙古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計成本，優隆備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對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說過“興黃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萬悅”。他高屋建瓴，進一步樹立達賴喇嘛的權威，由此擁有了確認轉世活佛和任命高級教長的權力，從而牢牢地把西藏社會控製在自己手中。
但是，對於伊斯蘭教，乾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這一宗教的進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區大力推行政教分離，不允許宗教領袖取得世俗權力。他知道，伊斯蘭教一旦實現政教合一，必然爆發強大的擴張力量，給帝國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平定新疆之後，他大力扶植伊斯蘭世界世俗貴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幹涉政治，高明地抑製了伊斯蘭教的活力。他還十分高明地將東幹穆斯林從中國西北部遷入新疆，利用他們對抗突厥語族的穆斯林，從而實現以回製回，成功地獲得了新疆的穩定。即使以現代政治家的標準來衡量，乾隆對邊疆問題的處理也是十分高明的。
乾隆的性格中並不缺乏善良、溫和的一麵，但他的本質畢竟是政治動物。對準噶爾蒙古人的屠殺，固然有泄憤的因素，更主要的卻是出於長遠考慮。乾隆喜歡做一勞永逸、斬草除根的事。他認為他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責任，為後世子孫消除所有威脅。
種族滅絕，在他看來無疑是消除西部邊疆威脅的最徹底、最有效的辦法。為了大清王朝萬世永固這個最終目標，他可以做出任何決定，也可以把自己變成一頭野獸。確實，通過滅絕政策，乾隆皇帝實現了對西部中國前所未有的牢固控製。
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努力控製西域的一個完美結果。從漢代張騫通西域開始，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經營的目標。漢、唐、元這三個強大帝國都實現了對西域的管轄，在這個地方設置過都護府，但是由於距離遙遠，風土不同，中央政權一直很難在這裏建立直接、持久、穩定的管轄，因此，西域一直是中華帝國版圖中最不穩定的部分，與內地的聯係時斷時續，對內地的臣屬也時叛時服。直到乾隆消滅了這片草原上最強悍的民族，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這裏建立了徹底、有力的統治。這一統治建立得相當牢固，在此之後的晚清時期，雖然列國對清朝瓜分蠶食，但新疆一直沒有再次分裂出去。
中國的武功，自成吉思汗以來，還沒有誰如此一舉蕩平二萬餘裏，深入不毛之地。元代之後，中國的疆域，從來沒有如此巨大，國家的統一，從來沒有如此鞏固。朝野上下，一致讚歎“國家如天之福”。文人學士紛紛進表上賦，歡呼慶祝。紀昀撰寫了《平定準噶爾賦》，稱“三十六國，鹹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趙翼在《平定回部鐃歌》則唱道：“一統車書大覆函，持盈睿慮倍寅嚴；從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萬國鹹。”後世史家也高度評價這一戰爭。王先謙說：“高宗皇帝……成兩朝未竟之誌，準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無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其極於無外。”（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二，《東華錄序》）
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的另一個意義是它標誌著乾隆盛世達到了“全盛”。中國曆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乾盛世”。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直到新疆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麵都實現了對曆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平定準噶爾戰爭之後，“盛世”“全盛”等詞彙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清朝臣民口中。人們不約而同地把這場戰爭與“全盛”聯係在一起。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戶部右侍郎於敏中賦詩稱頌乾隆皇帝統一新疆的功績說：“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淩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素餘堂集》卷二四）意思明確地說，新疆戰爭使乾隆超越了祖宗。乾隆自己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王先謙《東華錄》）“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乾隆《聖訓》卷一零六）西域戰爭和府庫充盈是乾隆宣布“全盛”到來的兩大理由。從此之後，“盛世”就成了清帝國文件中不斷提及的詞彙，其頻率之大甚至達到令人厭煩的程度。及至乾隆晚年所編的《八旬萬壽盛典》，“盛世”二字居然出現了七十餘次。
確實，以統一新疆為標誌，大清帝國的統治攀上了曆史的高峰。這一高峰，懸絕於曆代的治績之上。
第一，乾隆朝幾乎消滅了對最高權力的所有威脅，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穩定。
曆史上威脅皇權的勢力有以下幾種：一是敵國威脅，二是農民起義，三是權臣專政，四是太監擅權，五是後妃幹政，六是外戚亂政，七是朋黨之爭，八是地方割據勢力。這八種勢力在曆代都此起彼伏，興風作浪，從來沒有被徹底平息過。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時期，也仍然存在敵國、權臣和朋黨的陰影。康熙朝前期，索額圖和明珠一度權傾朝野，“是時索額圖、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黨，貪侈傾朝右”。（《清史稿·索額圖傳》）康熙朝後期，各皇子紛紛與大臣勾結，朝政一片混亂，以致康熙甚至擔心死後可能會出現全國性內戰。雍正朝初期，由於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個性，先後培養出年羹堯、隆科多兩大權臣。年羹堯應召回京，“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頷之而已。至禦前，箕坐無人臣禮”。胤禛不得不羅織九十二條大罪將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爾泰、張廷玉兩大朋黨。隻有乾隆總結吸取曆代統治經驗，以極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內縝密陰柔地化解了鄂張朋黨，對外積極主動地消除了敵國力量，把這八種威脅化解到近乎無影無形的程度，確保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和政治紀律的高度嚴明。沒有一個大臣，敢於在皇帝麵前造次；皇帝一聲令下，舉國戰栗。曆史上真正做到了“乾綱獨攬”的帝王，唯乾隆一人而已。
第二，經濟總量巨大，國家財力雄厚。
一直到乾隆辭世之際，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據統計，當時中國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過美國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所占的份額，是英國的八倍，俄國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剛剛建國的美國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大國的興衰》）雖然大清王朝不重視對外貿易，但僅憑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它仍然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力量。《白銀資本》中說：“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係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
由於經濟總量巨大，乾隆時代雄厚的國家財政儲備與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也堪稱達到了頂峰。康熙朝庫存銀最高額是五十八年（1719年）的4900餘萬兩，通常存銀為3000萬到4000萬兩。雍正年間庫存銀最高額是6000多萬兩，最後幾年為3000萬兩。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通常存銀也是此數，二十年後達到4000萬兩，以後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