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雖事涉有司，應行參處，亦必首懲糾眾之人。而於官員應得處分，不即汲汲究治，誠慮匪徒因此長奸，不可不防其漸也。
就是說，對於百姓對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嚴懲。而對官員的處理，不可過重。因為如果嚴處官員，那麼百姓必然得到鼓勵，以後會變本加厲，益發助長了“以下抗上”的“歪風邪氣”。用乾隆自己的話說就是“刁民鬧事而即參知縣，將使刁風益熾矣”，“將來愚頑之徒，必且以此挾製官長，殊非整飭刁風之道”。
乾隆的這個邏輯，在處理夏邑縣事件時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釋。乾隆在給夏邑人的另一篇諭旨中，如此告誡百姓：
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麵之詞，開挾製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麼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當然是疼愛孫子的，但是遇到孫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對，明智的祖父會怎麼做呢？顯然，他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這不是顯然之理嗎？
因此，作為孫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隻能含冤忍受，等著祖父有一天發現父母的錯誤加以懲治，而不應該主動跑到祖父麵前，來說父母的不是。如果主動報告，就是孫子不守孝道，不能“子為父隱”。本來祖父要申斥父母，一聽孫子公然陳告，也會先壓下來不辦，不能讓孫子長臉。
同時，他還要把孫子交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處理處理。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十分明白怎麼處理孫子，才能使他記往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亂。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兒子”賑災不行，但是處理“孫子”造反事件，卻極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交給山東巡撫審辦。山東巡撫當即發文給夏邑知縣，也就是那個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孫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抓起來，押遞到山東。
革職的命令還沒有從省裏傳下來，但孫默已經知道自己的烏紗馬上就要丟掉，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辦理這個案子。他沒有像往常一樣，派衙役抓人，而是親自帶領人馬，前往秀才段昌緒家，命令對段家徹底搜查，特別是對書籍文章，要片紙不留，一律搜出讓他檢查。
他知道，皇帝對文字之獄特別有興趣。這些秀才們積習難改，平時一定會寫些日記文章之類，而這些文章之內保不齊會有一兩句牢騷怨望之語。如果找到一兩句他們咒罵政府的證據，那麼這個案子就會升級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會脫身，起碼也會減罪。
果不其然，衙役們在段昌緒的臥室之中搜出了幾頁文書，居然是吳三桂起兵反清時的檄文抄本。這篇檄文，八十年前廣為流傳。八十年後，段昌緒仍然保留，這不是大逆是什麼？
孫默如獲至寶，他飛馬把這一“成果”彙報給圖勒炳阿。圖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以八百裏加急的文件報給皇帝。
乾隆對此非常重視。一方麵，他對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頭都視如大敵，另一方麵，在前兩天對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後，他感覺十分不妥。因為各地密報已經傳上來，說雖然皇帝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平民百姓扳倒巡撫”的消息仍然像長了翅膀一樣，立刻傳遍了大清各省，那幾個敢於告禦狀的平民已經成了全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不少地方的人聞聽此消息，準備要進京告狀。
皇帝於是斷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縣知縣孫默以及圖勒炳阿能偵破這樣的反清大案，“尚屬能辦事之員”。偵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與諱災這樣的小過不可同日而語，“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職，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隸總督方觀承前往河南，與圖勒炳阿一起徹查此大案，特別是要查清這個檄文到底從哪裏抄來，背後有沒有其他組織或者情由。
皇帝在上諭中還莫名其妙地著重說了這麼一句：“命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檢查彭家是否也有這道偽檄。”並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聽候皇帝親自問訊。
顯然，皇帝一定要將退休二品大員彭家屏牽連進案子中，才算罷休。
四月二十六日，皇帝回到圓明園，結束了此次風波迭起的南巡。他召來彭家屏。在嚴審之下，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確實存有幾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記》《豫變紀略》《酌中誌》《南遷錄》等數種。
然而，方觀承與圖勒炳阿抄家的結果卻與彭氏交代大相徑庭，原來彭家屏之子彭傳笏聞聽抄家之信後，已經把家中所有這些“禁書”一把火燒了。
但方觀承也有成果。他說，經過審訊，劉元德交代，他的禦狀狀子曾經給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過，這從側麵證明，彭家屏與這個告禦狀事件確實有關，皇帝的判斷是正確的。
皇帝對這個結果基本滿意，他知道，一個大案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了。
經過會商之後，大臣們認為，這個案子性質嚴重，必須嚴肅處理。“河南夏邑縣地方士民，習尚囂淩，素健訟為能，任意壽張，罔知名義乖戾取禍，遂有段昌緒等惡徒，居心狂悖，上幹天和，災祲之來實由自召”，所以段昌緒應該按照大逆罪，淩遲處死。因為段昌緒並沒有孩子，隻能把他的妻子司氏、妾陳氏，發給功臣之家為奴。
皇帝畢竟仁慈，宣布對段氏“從寬”斬立決，妻子免於入官。
對於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書，“從寬賜令自盡”。彭氏之子彭傳笏斬監候，秋後處決。沒收家產中的房屋、衣服、器物等入官。據河南布政使彙報，彭家屏的家產有古玩玉器等一百九十餘件，綢緞、氈褐衣服等七百餘件，字畫手卷八十餘件，俱解送進京。“至於箱內止存銀一千餘兩，殊難憑信。隨喚伊管事家人範祥等逐加研訊。雖據堅供實止此數，但有無隱匿寄頓，仍飭該府縣再加確查嚴審”。
至於彭家的幾千畝土地，皇帝的處理手法十分出奇：既然你願為貧民強出頭，那麼就把你的土地分給“該地貧民”，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願吧！
皇帝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了對退休官員以及地方秀才不安分守己、替百姓強出頭的態度。他相信，這樣的處理結果足以消除“百姓扳倒撫巡”事件的不良影響。
皇帝還特別命地方官員，深入民間，了解百姓對此處理的反應。據河南布政使彙報，在聽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賞給貧民後，老百姓一致認為，彭家屏死有餘辜，皇帝無比正確。“跪聽宣揚，踴躍叩頭，歡聲動地，稱此千古未有之鴻仁，天高地厚，無有倫比，惟有頂祝國祚億萬斯年，還祈代為轉奏。等語。”
直隸總督方觀承等則彙報說，這個案子處理之後，老百姓都十分佩服皇帝的聖明，感激皇帝的大恩，對彭家屏等人無比痛恨，並紛紛表示，以後一定遵紀守法，絕不再“越級上訪”。“據士民人等同稱，我等自祖父以來，享聖朝太平之福，養長之恩。安居樂業，百有餘年。恭逢皇上愛民如子，凡關民間疾苦，無不加恩矜憫。我等就雖屬愚昧，亦有知覺，若尚不知尊君親上，更何以生世為人？實不意竟有段昌緒、司氏、陳氏如此逆徒敗類，我等無不同切憤恨，深懷愧恥。今蒙開諭。我等草野小人有何報答皇恩，從此惟有益加洗心滌慮，共相勉善良，祝願歲歲豐登，人人守法，庶不致再費皇上天心。”
方觀承說：“臣等觀其情詞懇切，老民等皆叩頭嗚咽，災係出於衷誠，並無偽飾。”
看到這裏，乾隆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
在強硬地展示自己武的一手後，皇帝又使出了他的另一手。他命令，夏邑縣等豫西四縣曆年所欠的農業稅一律免除，本年所有稅收也一並免除。皇帝還派出能員，深入豫西，調查此地連續多年受災嚴重的原因，準備通過興修水利等方式加以根治。
同時，立刻調圖勒炳阿入京，體麵地解除了他的巡撫之職。夏邑、永城兩個縣令仍然被革職按問，以為其他官員之戒。
二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1）
傳統社會中，永遠有那麼一類讀書人，身無分文，心憂天下。雖然終生不售，他們卻總不甘心放棄“獻身政治”“致君堯舜”的宏大理想，因為聖人告訴他們，這是士人活著的唯一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五日早晨，廣西布政使朱椿出門想去桂林城外一遊。官轎剛剛出胡同，路邊搶出一位老者，顫巍巍跪在路邊，手中高舉一冊文書。朱椿心中膩煩，看來又遇到一位告狀的，真是官身不自由！
及至隨從把文書遞到他手裏，才發現並非如此。文書封麵上題著兩個字“策書”，原來是一份政策建言書。打開一看，端楷正書，字跡娟秀，內容有五條：一、請朝廷進一步減免錢糧，減輕底層人民負擔；二、建議各地添設社義倉，以救濟貧民；三、革除鹽商盜案連坐；四、禁止種煙，以利人民健康；五、裁減寺僧，減輕社會負擔。
文章層次清楚，文字明晰，是一份有數據、有分析、有辦法的政策建議書。與一般的書生建言不同，這份報告還有許多定量分析。比如在論述廣西的種煙之害時，書中寫道：“今種煙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種植一二萬株，小家亦不減二三千。每萬株費工人十或七八、灰糞二三百擔，麩料、糞水在外……總種植煙苗始末之工費以圖耕稼，種植雜糧，實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
一個老知識分子關心家國的拳拳之意躍然紙上。
看完了策書，朱椿臉紅頭漲，神色大變。他命身邊的幾個隨從：“立刻把老頭拿住捆上，絕對不許逃脫！”
遊興已經一掃而光，朱椿立刻轉轎回府，把老人帶過來細細審問。老人一看方伯（地方長官）大人沒有如期待的那樣把他延為上賓，熱情款待，反而疾言厲色，如對大敵，一時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原原本本從頭道來。原來這個老頭名叫吳英，是廣西平南縣人，讀了一輩子書，隻考上了一個秀才。如今六十歲了，身體多病，眼看著朝不保夕，不甘心就這樣死去，便想把自己對國家和皇帝的忠愛之情化為這一紙策書，若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也算不負到人世來了一趟吧。
朱椿連夜給廣西巡撫寫了一個彙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案件。其罪有二，一是普通讀書人膽敢批評國家的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聖諱。原來，這篇策書中“聖上遵太後之遺命，免各省稅糧，其德非不弘也……聖上有萬斛之弘恩，而貧民不能盡沾其升鬥”一段，兩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沒有避諱。
第二天，這樁案子就轉給了廣西巡撫姚成烈。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處理此案。他命人兵分兩路，一路趕往吳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樓街的塗鼎茂客店，逮捕客店老板和小二，搜查吳英的隨身行李，看有沒有其他字紙文書。另一路趕赴吳英老家平南縣，抄家捕人，把吳家搜了個底朝天，把吳英所有直係親屬二十多人都捆綁來省城，連夜進行審訊，對所有人都動了大刑，當場打殘廢了兩個人。審訊的重點是這份策書後麵還有沒有同謀。
審訊的結果非常簡單：這確是吳英“實思獻策，冀得功名，並非怨望詆毀”，自己一個人閉門所寫，與其他任何人沒有關係。
確信已經審得了實情，姚成烈立刻寫了一份奏折，向皇帝彙報了此案。他提出如下處理方案：
一、秀才吳英生逢聖世……不知安分，妄遞策書……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聖諱，並且有批評指責朝政之處，殊屬喪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寬。應以“大逆”罪，淩遲處死。
二、吳英的兩個兒子吳簡才、吳經才，親弟弟吳超，親侄子吳達才、吳棟才，均已經年滿十六歲，請按照“緣坐”律，斬立決，先行刺字。
三、吳英的繼妻全氏，妾蒙氏，兒媳婦彭氏、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張才，還有幼孫亞宣、亞二、亞兒，幼侄偉才、觀奇、亞三，都發配給功臣之家為奴。
這道奏折以六百裏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萬裏迢迢到了北京，已經是九月份了。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學士九卿等人反複多次認真研究了這樁大案後，做出了如下決定：
第一、第三條如廣西巡撫所擬，即吳英淩遲，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發配為奴。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條吳英弟弟及子侄之斬立決為斬監候，秋後處決。（《清代文字獄檔》）
在傳統社會，底層知識分子上書當道乃是常事。中國早期曆史上出現過許多“片言可致卿相”的傳奇。蘇秦、張儀僅憑一張利嘴，博得相國之印；東方朔以三千簡上書漢武帝，入仕為郎官。事實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獻策，乃至獻歌功頌德的文藝作品（比如杜甫所獻《三大禮賦》），是知識分子進身的一個主要途徑。因此，曆朝曆代，都有無數進身無路而自認有奇才異能的讀書人懷抱“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的夢想，紛紛毛遂自薦，滿懷熱情地向朝廷獻書、獻策、獻詩、獻賦。其目的無非兩種，一種是出於社會責任心，揭露疾苦，為民請命；另一種是賣弄文筆，逞露才華，希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極之初，也曾經“廣開言路”，每年都會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獻策報送到皇帝禦前。這些出自底層知識分子的作品多數粗陋無文，皇帝不過一笑置之，從未因此而開罪於人。但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卻一反常態，突然大開殺戒。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個精神有點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獻了一副詩聯，以祝賀皇太後壽誕。用王肇基自己的話說，“恭祝皇太後萬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討皇上喜歡……”，“實係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將心裏想著的事寫成一篇”。詩聯後麵還附有一小段議論，雖然詞句顛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評論時政之意。地方官將此案彙報給皇帝，乾隆命將他“立斃杖下，俾愚眾知其所炯戒”。這是有清一代將獻文獻策者處以死刑之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