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起事件之後，因獻策而得罪的文字獄就連綿不絕。在這些獻文獻策案中，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樣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京恭謁泰陵。護衛巡視禦道的時候，發現一個年輕人鬼頭鬼腦地逡巡在禦道邊，身上還揣著什麼東西。護衛拿住此人，送官審問。
此人姓馮名起炎，山西臨汾人，三十一歲，是個秀才。原來他是想獻給皇帝一本自己所寫的書。書的內容是以《易》解《詩》，水平不高，但獻書的動機卻出人意料：居然是為了愛情。
原來馮起炎家境貧困，難以娶妻，卻暗暗相中了自己張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兩位分別叫“小女”和“小鳳”的表妹，暗戀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兩位佳人都娶到家中為妻。在案卷中，他是這樣交代的：“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嚐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自己家庭貧窮，科舉又不順，此願當然難遂。此人平日酷愛佳人才子之書，乃是一名文學青年，頭腦中充滿羅曼蒂克的幻想。在種種辦法都行不通後，他腦筋急轉彎，想逞露才華，獻書皇帝。說不定皇帝一見，就驚呼他為奇才。然後他趁機把心中夙願向皇帝傾訴，皇帝一高興，就會賜他銀冠玉帶，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許多板子要被送進大牢之前，馮起炎還期待著皇帝會可憐他的一片癡情，償了他的夙願，請審案官員轉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去為他說媒，“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來，還沒有遇到過如此可笑之事。在開懷大笑並且把這個笑話轉告給後宮寵妃之後，皇帝表現出了難得的慈祥和善良。當然，說慈祥，不是說皇帝真的派人去給馮秀才娶小女和小鳳，而是少見地沒有取他的腦袋。起炎先生幸運地保留了性命，以“癡心迷妄”“欲瀆聖聰”之罪，“刺字發遣”，發配到黑龍江的冰天雪地裏，“給披甲人為奴”，在北大荒裏終老此身。
除了這類“逞才獲咎”型文字獄案外，乾隆朝還有一種文字獄，更為令人難解，那就是“瘋子文字獄”。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個麵黃肌瘦、衣衫破舊的人來到山東孔府，叩門投書，自稱是孔家的親戚。此人自稱浙江人，叫丁文彬，說前日上帝臨凡托夢，把孔府衍聖公的兩個女兒許配給了他，他今天來做上門女婿。他自稱不是平凡人，別看窮，可是學富五車，寫了許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學”，請衍聖公過目。孔府將此事報官，審得此人實係一精神病患者，從小父母雙亡，年紀老大還沒有成親，因此精神越來越不正常，時常聽到一個小人，自稱上帝，在他耳邊說話，指點他改寫《洪範》和《春秋》，並且說已經命他當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用年號為“天元”，並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為夏文公，族叔封為太宰。
山東巡撫楊應琚在奏折中對丁的得病原因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貧極賤之人，一旦識了幾個字，就自認為身懷奇才異能，無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貴美色，癡心目識，結為幻影，審不可破”，他說，“聽其所言，不論何人俱知其妄”。
楊應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現代心理學的補償原理。當然，他進行深入分析，是為了證明丁氏並沒有其他黨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為了寬恕丁文彬本人。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議皇帝把丁文彬殺掉。
乾隆皇帝也認為此人是個瘋子無疑。楊的奏折中提到丁氏身體不好，經過大刑，已經奄奄一息。皇帝對此非常重視。他掐指一算，這個案子按正常程序，經三法司會審，再行文到山東，先後要近一個月時間，即使再加急，也要旬餘。如果丁文彬這期間死在獄中，可就太便宜他了。於是他立刻傳諭楊應琚，根據丁的身體情況，自行決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確實病危，即可將丁文彬提前淩遲處死。
楊應琚受命之下，當即親赴大獄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況。他發現丁氏說話時氣短，精神極度萎靡，恐怕支撐不了幾天，於是立刻命令濟南知府等當天布置法場。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時，丁文彬被架上囚車，押赴法場，在萬頭攢動中被綁上木樁，接受千刀萬剮，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來之時，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詞，念叨上帝的恩諭。
據不完全統計，乾隆一朝，類似丁文彬這樣的瘋子文字獄多達21起。前麵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個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獻詩聯詞句不通，思維混亂，連乾隆都認為“竟是瘋人而已”。然而這些瘋人沒有一個逃過了皇帝的法網。其中7起案件，瘋子被淩遲處死，瘋子的親屬也被連坐，或者處以斬監候，或者被賞給功臣人家為奴隸。另外14起被從輕處理，不過即使從輕，也基本都是“斬立決”或者“立斃杖下”。
乾隆朝另一類超出了普通讀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獄是“圖碑類”文字獄。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個小販李浩，來到浙江省販賣圖文碑記，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繳獲了他所販賣的《結盟圖》《懲匪安良圖》《孔明碑記》，報給縣令。其實販賣這些東西，就像販賣財神像一樣普遍，並不存在什麼風險，因為這些東西無非是民間勸人向善的宣傳品。《結盟圖》是勸世人遵聖守法的，《懲匪安良圖》勸壞人棄惡向善，那《孔明碑記》中除了一句“兩兩相爭不見天”略覺刺耳之外，也不過是一些荒誕不經的預言，並沒有什麼犯上作亂之意。據李浩稱，這《孔明碑記》的來頭可不小。據說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風大作，暴雨傾盆。風雨過後，廣東東山寺院裏出現了一塊石碑，碑文是諸葛亮所題，內容是預測未來吉凶之事。百姓都說是諸葛亮顯靈，因而紛紛傳抄。
按理，販賣勸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問，然而官員們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寧左勿右，否則皇帝怪罪下來吃不消，於是經巡撫、總督，直報到皇帝那裏。皇帝果然對這件事十分重視，批示“知道了，從重定擬，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圖，地方官立刻興起大案，追查數省，牽連多人。在辦案過程中，皇帝還特意囑咐，“絕不能叫一個罪犯漏網或者自殺”，可見其草木皆兵之心態。
這個案子的最後處理結果，在檔案中並沒有記載。但是以乾隆處理文字獄的一貫手法，我們不難想象又有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乾隆朝的這些文字獄乍一看來實在無法理解。乾隆的處理方式，似乎隻能用“喪心病狂”四個字來形容。閱讀這些文字獄檔案，讓人不禁懷疑瘋了的到底是乾隆還是“案犯”。
對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人本身並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堅毅，處事精明細致，智商情商都很高。這樣一個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來？
其實在文字獄問題上，乾隆曾經非常通達理性，甚至還稱得上寬容大度。
眾所周知，乾隆的父親雍正在位期間曾經製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其他做法不以為然一樣，對這些文字大獄乾隆也一直腹誹不已，即位後立刻撥亂反正。雍正誅殺汪景祺，一直把汪的頭顱懸於菜市口示眾。乾隆以京師首善之區，懸掛人頭“有礙觀瞻”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著，他又赦免了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許多被牽連之人，放還了查嗣庭、汪景祺的親屬，一時天下讀書人如沐春風，感激涕零。
為了刹住文字獄，乾隆還采取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規定以後凡舉報文字之罪者，如果舉報失實，一律按誣告罪反坐。
這一下，文字獄風潮一下子被刹住了。從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領域風平浪靜，波瀾不驚。唯一可以稱得上文字獄的就是謝濟世私注經書案，而這個案子恰恰凸顯了乾隆的寬容。原來，謝濟世才華出眾，卻性格倔強，雍正年間，他認為朱熹所注四書有許多錯誤之處，遂自注《大學》《中庸》，“自逞臆見，肆詆程朱”，因此被罷官治罪，發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學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獻給乾隆。乾隆雖然寬大，但程朱理學是清王朝的意識形態正統，他怎麼能允許這樣離經叛道的行為，於是“擲還原書，傳旨申斥”。謝濟世一氣之下，要求辭官回家養母。乾隆對他相當遷就，沒有讓他辭官，而是改任他為湖南糧儲道，以便他就近養母。
不料，經曆這麼多風波，謝濟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開印行了《大學注》《中庸疏》。乾隆皇帝雖然生氣，但也隻是命令把書版銷毀，還特意在命令中說謝濟世其人“識見迂左則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湖廣總督回複說他遵行皇帝旨意，隻燒毀了謝的書版，並未打擊謝濟世個人，乾隆滿意地批複說：“所辦甚妥，止可如此而已。”從“止可如此而已”幾個字來看，乾隆非常明白處理此類文字獄的界限，也就是說，出於維護意識形態正統的需要，一個王朝應該對異端思想進行必要的壓製，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為統治者的心態如此難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為數不多的文化生態寬鬆時期。那些已經放下了筆的文人學士們又開始吟詩弄月，評古論今，一時間，大清文藝界呈現一派百花齊放的繁榮之貌。據推測，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就是在這個寬鬆時期開始寫作的。
可以說，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國曆史上對讀書人最理解包容的統治者之一。但是，從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態驟變。
二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2）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雲貴總督碩色向皇帝密報，他在貴州安順府普定縣民間偶然發現了一件廣為傳抄的“奏稿”，托名為乾隆朝以敢言聞名的大臣孫嘉淦所做，不過語言鄙俗，內容不經，一看而知就是偽托。其內容是攻擊當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過”。
這“五不解、十大過”的具體文字已經無存，根據現存資料推測，一是說乾隆舉辦南巡，浪費民脂民膏，二是指責他前一段因為金川之役濫殺官員。此外，還有可能誇大其詞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無度，說他到江南巡遊的根本目的是尋求美色。最後，“它甚至對滿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難”。
我們可以想象乾隆在讀到這個報告時的心情。這對他完全是當頭一棒，沒有絲毫精神準備。
即位之初，乾隆曾經一心一意想做一個中國人理想中的明君：開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愛民如子。
父親是他的前車之鑒。他親眼看著父親為了治理天下、飽暖黎民而絞盡腦汁。然而，普天之下騰於眾口的卻全是關於父親的種種匪夷所思的謠言，說他什麼謀父、逼母、殺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諛、奸佞。
乾隆很清楚，父親之所以被輿論如此苛待，主要是因為他過於察察為明，許多政策風霜嚴肅，傷人太多。他不想把皇帝做得像父親那樣笨，而是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樣以一個寬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冊。
應該說乾隆十六年以前，他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這十六年間，他減輕刑法，他普免稅糧，他平反冤獄，他恩待群臣，他像太陽一樣源源不斷地釋放自己對臣民的善意和關懷。他所聽到的，幾乎都是臣民們的感激歌頌之詞。所謂“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這段時間是他與臣民的蜜月期。
因此，“偽孫嘉淦奏稿案”的出現完全出乎他的預料。
他立命碩色追查此稿的來源，這一查之下，結果更令他震驚。
碩色最初彙報此案時，乾隆以為這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所傳，很快就能查明來源並且銷毀，把這件事的不良影響消弭於局部。不料，一開始追查，乾隆就發現這不是貴州一省的事情，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現了這份偽稿，甚至連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都爭相傳說其中的內容。至於傳抄閱讀過的人，更是數不勝數，查不勝查，從各級官員、秀才書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腳的、磨菜刀的、要飯的、遊方和尚，都聞知稿中內容。僅四川一省幾天時間就抓獲了二百八十多個傳抄過的人，更何況全國。這樣一份明顯是荒誕無稽，對皇帝大肆汙蔑的偽稿，卻居然引起全國民眾如此巨大的興趣，他們爭相傳說，如癡如狂。而他即位以來，施行的無數善政，卻已經被人們忘在了腦後。
他突然發現，自己居然麵臨著淪為父親同一下場的危險。
乾隆並不了解大眾傳播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間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眾對於那些由官方傳播的、正麵的陳詞濫調往往毫不關心，相反對於那些負麵的，特別是刺激性、轟動性的傳聞，卻最為熱衷。傳播這些爆炸新聞時給人們帶來的超娛樂快感，是什麼評書戲曲都無法比擬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