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流三千裏。連皇帝已故去多年的詩友沈德潛也未予放過，革去名號，撲毀碑文。
皇帝在文字獄的製造過程中表現出了一種難以理解的偏執和完美主義。在皇帝的蓄意吹求之下，全國各地誣告之風大行。幾乎大清帝國每個人都生活在不安全中：如果你識文斷字，那麼你隨手塗抹的幾個字難免有被人蓄意曲解的可能；即使你一字不識，你家的那個破筐爛櫃裏也保不齊有一兩本祖上傳下來的舊書，成為惹禍的源頭。
戴昆是康雍時人，早已身故，地方官查辦禁書時，發現他的書中有“長明寧易得”“短發支長恨”這樣的句子，上報之後，被刨墳戮屍。他的孫子戴世道六十多歲了，因刊刻了這本書，“奉旨斬決”。湖北黃梅人石卓槐書中有“大道日已沒，誰與相維持”“廝養功名何足異，衣冠都作金銀氣”之句，不過發了點牢騷，被淩遲處死，親屬緣坐。
“明”“清”二字是詩詞習用之語，若要避禍，隻好不去吟誦清風明月。但也不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個劣監告發卓長齡（康熙時人）著有《憶鳴集》，“憶鳴”二字，實寓“追憶前明”之意，結果卓長齡之孫卓天柱因私藏禁書，“從寬”改斬監候，秋後處決。
這些惡例一開，禁忌如毛。墓誌銘上常用“皇考”作為亡父的尊稱，結果被地方官指為“悖逆”；為亡父刊刻的“行述”中有“赦不加息”之語，被人告發竟敢用“赦”字，實屈“狂妄不法”；為人代作的壽文聯語中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創大業”被定為“語言悖逆”。
乾隆的文化恐怖政策收效是非常明顯的。
在風聲鶴唳之下，每個家庭都進行自我檢查，刨地三尺，消滅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學士再也不敢吟風詠月，甚至不敢再寫日記。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內外臣工驚駭不已，乾隆擔心下麵或有非議，於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渾陛辭（官員離京前上殿向皇帝辭別）時，交代他一項特殊任務：到任後留心體察賦閑在錢塘（今杭州市）老家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的反應。梁詩正一見富勒渾，就大談自己為官多年的訣竅：“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說：“一切字跡最關緊要，我在內廷時惟與劉統勳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梁詩正的話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壓政策下臣民的心態。
曆史學家可以大致推算出通過修撰《四庫全書》，清朝的官僚機構銷毀了多少圖書，而民間百姓自發銷毀的文字數量卻無法計算。我們隻能說，其數量絕對多於武英殿前字紙爐中焚毀的書籍。
對於乾隆用心的險惡深鷙，大清王朝的某些子民讀得十分透徹。乾隆四十四年（1770年），安徽天長縣的秀才程樹榴對乾隆的做法極為氣憤，在為朋友的詩集所寫序言中借題發揮，隱約其詞地說，“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術乃愈出而愈巧”。應該說，這兩句評語是對乾隆製造文字獄的動機及手段的極佳點評。在近於沒有死角的普天文網籠罩之下說這樣激憤的話，當然逃不脫乾隆的如來佛手心。很快，這篇序言就被程樹榴的內弟王廷讚告到官府，指明這兩句是影射當今皇帝，並且解釋說，“我皇帝上春秋愈高，仁恩愈普”，怎麼能說愈老而愈辣？“彼王錫侯、徐述夔等皆其自取，予以顯戮，普天稱快”，如何能說手段愈出而愈巧？
案情被彙報到乾隆那裏。居心已經被揭穿，並且評點得如此精當到位，皇帝在他的一生中瀟灑地表現出了驚人的一次坦率。這一年他已經七十歲了，回顧一生製造文字獄的過程，他在諭旨中鄭重承認王廷讚對程樹榴詩序的解釋點中了要害，“愈老愈辣”雲雲罵的正是自己，程樹榴之所以含沙射影就是為王錫侯、徐述夔這些被冤殺者一吐不平之氣。
按照慣例，程樹榴必然被千刀萬剮，滿門被抄。然而，皇帝這一次卻表現了出人意料的寬容。程氏“從寬改為斬決”，家人並不牽連。這一“驚人料理”的背後，反映了皇帝的某種複雜心理。也許，對於自己的殘忍陰險，他自己也有清夜捫心，恍然如有所失之時吧。
四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設”
清代最有威力的娛樂方式，非戲曲莫屬了。
清代戲迷的癡狂，絕不下於今天的追星族。有人因為迷戀看戲而荒廢生計，也有妙齡少女隨戲班子私奔，甚至還有人因此犯了殺人罪。康熙年間，浙江嘉善縣楓涇鎮賽神，請了戲班子演出。演的是秦檜殺嶽飛父子事，演員十分投入，“曲盡其態”，一位台下看戲的皮匠老兄更投入，“從眾中躍出，登台，挾利刃直前刺秦檜，流血滿地”。（《三岡續識略》卷下）扮演秦檜的演員當即死於楓涇舞台之上。
大家把這皮匠“執縛送官”，此人供說他實在是太入戲了，“實恨秦檜耳”，當時一股怒火直衝頭頂，“不計其真假也”。好在審理此案的官員也是個戲迷，居然“憐其義憤，竟以誤殺薄其罪”，以誤殺罪將其從輕發落了。太陽底下無新事，原來陳強因飾演黃世仁差點被台下解放軍士兵槍殺的故事，在中國曆史上並非頭一回。
乾隆皇帝也是戲迷之一，並且戲癮特大。每逢節慶，宮中必然鑼鼓喧天，皇帝必然場場不落。不但愛聽，有時還參與創作。《清稗類鈔》載：“高宗精音律，《拾金》一出，禦製曲也。”《拾金》是一出小串戲，演一乞丐因偶拾一金，大喜過望，連續演唱多種曲牌，亦莊亦諧，以示歡快。能為這樣一出小戲設計唱腔，可見皇帝功力之深。
皇帝愛戲並且懂戲，當然是戲曲事業的一大榮幸。當然，皇帝畢竟是皇帝，看問題的眼光和角度與普通百姓不同。乾隆皇帝對戲曲工作的認識，遠比一般人深刻。蓋戲曲者，形式喜聞樂見，在不同階層中都有大量粉絲，特別是對底層民眾的精神世界，影響更無與倫比。在通過“文字獄”淨化“上層文化”的同時，皇帝並沒有忘記對底層百姓精神健康的關注。而戲曲，正是搞愚民精神文明建設的最好“抓手”。
中國曆史上有禁戲傳統。對於戲曲的威力，曆代統治者均如臨大敵。其原因，一是一演起戲來，觀者如堵，容易“聚眾鬧事，通宵達旦，興訟生盜”，影響社會治安，甚至醞釀社會動亂；二是戲曲這東西太容易打動人心，“近誘男女，遠招匪類，長奸誨盜，敗壞風俗”，影響“道德風化”。
大清王朝是禁戲最為嚴格的一代。為了防止戲班子對某些正麵曆史人物進行惡搞，影響他們在觀眾心中的高大形象，朝廷規定，戲台上不許出現曆代帝王、孔孟聖賢及忠臣烈士。因為“曆代帝王後妃及先聖先賢、忠臣烈士之神像，皆官民所當敬奉瞻仰者，皆搬做雜劇用以為戲，則不敬甚矣……”（《清世宗實錄》）《大清律例》明確規定：“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曆代帝王後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與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
為了防止出現動亂，清王朝規定，在迎神賽會、廟會之類的群眾聚集場所，不許演戲。為了貫徹孔聖人提倡的喪禮必須竭盡哀情的精神，清政府規定，葬禮上不得演戲。為了防止八旗滿洲和職業軍人因為看戲而意誌薄弱，又規定旗人和軍人不許看戲。為了防止男女混雜，出現道德敗壞事件，規定婦女不許看戲……種種禁止措施的目的，都是把這種新興娛樂方式的影響力限製在最小範圍。
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對戲曲工作的思路與前代有很大不同。
作為資深戲迷，皇帝很清楚，不分青紅皂白地禁戲是極不明智的作法。“禁”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有的時候，會導致“逆向消費”。你越禁，老百姓就越想看。元明兩代及順康雍三朝的禁戲最後基本都流於形式，戲曲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認為，任何事情都有兩麵。一種娛樂方式，既然可以“汙染思想”，同樣也能“淨化思想”。曆代統治者都有一個極大的誤區，那就是隻看到戲曲“傷風敗俗”的一麵，而看不到它在“正麵教育”方麵的威力。戲曲其實是教育底層民眾的最好方式。很多時候，你組織群眾學習聖諭，換來的往往是逆反情緒，而看戲比枯燥的學習和說教效率要高萬千倍。“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那些宣傳忠君孝親的戲劇，對帝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功莫大焉。
因此，乾隆朝戲曲工作思路較曆代都高明。乾隆把禁戲的重點，從禁地點、禁規模、禁時間轉移到審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內容。通過為老百姓提供優質的精神產品，寓禁於演，化不利為有利，化有形為無形。
乾隆皇帝抓戲曲，有三方麵內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創。
禁書工作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涉及數量眾多的劇本。在審查禁書的過程中，乾隆注意到了一係列有“違礙”內容的戲本。有的涉及政治問題、民族問題，“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有的劇本充斥“胡”“虜”字樣，存在醜化少數民族情節。有的劇本黃色下流，不利風化。有的劇本宣傳凶殺暴力，格調不高。“摟草打兔子”，結合禁書工作，皇帝要求各地官員嚴格審查民間劇本。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在審查各地報送到京的禁書時，發現了一出叫《喜逢春傳奇》的劇本，“有不法字句”。至於如何“不法”，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估計有斥罵“夷狄”之類的內容。皇帝非常重視，特別下旨說：“朕昨檢閱各省呈繳應毀書籍內……查出《喜逢春傳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傳諭高晉、薩載，於江寧、蘇州兩處，查明所有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一聲令下，這個劇本的所有版本均被銷毀。這是乾隆禁毀戲曲之開端。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式宣布在全國範圍內開始清理不良劇本的活動。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皇帝發布上諭，要求各省把禁書工作的階段性重點轉移到劇本上來：“前令各省將違礙字句之書籍實力查繳，解京銷毀。現據各省督撫等陸續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戲曲本內，亦未必無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飭查。”
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再次強調審查劇本的重要性，上諭要求非常細致，“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項，江、廣、閩、浙、四川、雲貴等省皆所盛行，請敕各督撫查辦”。
乾隆一朝禁了大約三百出戲，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類：一是有民族情緒、政治上有違礙的戲，二是才子佳人愛情戲，三是大批水滸戲，四是某些反映宮廷政治鬥爭的戲，五是有凶殺暴力內容的戲。所禁戲中，最著名者有王世貞的《鳴鳳記》，李漁的《笠翁傳奇》，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實甫的《西廂記》，還有湯顯祖的《牡丹亭》。
清人餘治《得一錄》中記載了一部《翼化堂條約》，是當時戲曲界的一部行約，其中一些條文解釋了為什麼要禁這些戲：
為什麼要禁《西廂記》等戲呢？這些劇，近人每以為不過是才子佳人風流韻事，並非黃色下流。但是裏麵充滿了男女調情的情節，其眉來眼去之狀，足以讓未成年觀眾萌動不良想法，毒害他們的心靈，所以當禁：“《西廂記》《玉簪記》《紅樓夢》等戲，近人每以為才子佳人風流韻事，與淫戲有別，不知調情博趣，是何意態；跡其眉來眼去之狀已足使少年人蕩魂失魄，暗動春心，是誨淫之最甚者。”
禁水滸戲的理由則更為充分。《水滸》本是一部宣揚造反有理的“邪書”，宋江等人是以搶劫起家的黑社會組織，而祝家莊等民團則是維護社會秩序的義民，而《水滸》卻判斷顛倒：“《水滸》一書……如祝家莊、蔡家莊等處地方，皆屬團練義民，欲集眾起義剿除盜藪以伸天討者，卒之均為若輩所敗，而觀戲者反籍籍稱宋江等神勇，且並不聞為祝、蔡等莊一聲惋惜，噫，世道至此，綱淪法斁，而當事者皆相視漠然，千百年來無人過問，為可歎也。”
那麼，為什麼不許演宮廷政治戲呢？這個彎彎繞也需要好好解釋解釋。因為這些戲裏，往往把皇帝演得十分弱智。這些皇帝個個都是荒淫無道，寵愛西宮，聽信讒言，冤殺忠臣。這些戲曲，如果是在宮廷之內演給皇帝看，可以起到給統治者打預防針的正麵警示作用。但是給鄉野的泥腿子看，有什麼用呢？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為把皇帝演得這樣無能，隻能讓平民百姓蔑視皇朝尊嚴。特別是其中有一些忠臣起兵“戕戮吏、劫監、劫法場”的場麵，更容易引發他們以下犯上的衝動：“漢、唐故事中各有稱兵劫君等劇，人主偶信讒言，屈殺臣下，動輒招集草寇，圍困皇城，倒戈內向，必欲逼脅其君，戮其仇怨之人以泄其忿者，此等戲文，以之演於宮闈進獻之地，借以諷人主，亦無不可，草野間演之，則君威替而亂端從此起矣。又戕官戮吏，如劫監、劫法場諸劇，皆亂民不逞之徒、目無法紀者之所為，乃竟敢堂堂扮演，啟小人藐法之端，開奸侫謀逆之漸，雖觀之者無不人人稱快，而近世奸民肆誌，動輒拜盟結黨，恃眾滋事，其原多由於此。”
而一些窮形盡相描寫奸臣如何禍政亂國的戲也不許演。這些戲劇，往往把奸臣們演得太醜太惡太沒底線，讓今人看了，認為我和他一比，還好過他十倍，因而放鬆了自我改造的緊迫感：“奸臣逆子，舊劇中往往形容太過，出於情理之外，世即有奸臣逆子，而觀至此則反以自寬，謂此輩罪惡本來太過，我固不甚好，然比他尚勝過十倍。是雖欲儆世而無可儆之人，又何異自詡奇方而無恰好對症之人，服千百劑亦無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