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寧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書”一本，名叫《古聖遺書》，內中不過是劉伯溫推背圖，預測天下運數等，原是民間常見之物。乾隆得知後，神經緊張，小題大做，批示道：“甚可惡！非尋常勸人吃齋之可比，當盡法窮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個算命的遊民席守業在外地遊蕩時，被搜出身攜一紙，所寫內容據說是湖北武當山上，一場大雨之後，衝出的一塊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預測未來吉凶，說將有刀兵臨世。皇帝對此事的批複是：“此等荒誕不經之事，流播民間，惑人聽聞，自當嚴切查拿，務得造作為首之人，重加懲治。”
這些案件，曆來被歸為“文字獄”檔，實際上這隻是乾隆為防範民間宗教及結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與傳統文字獄性質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類“文字獄”，大多是無中生有，小題大做，除了反映統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沒有什麼意義。但是瞎貓有時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過大撒文字之網，居然還真偵破過一起貨真價實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東小長治村李孟炳等人攜帶“邪書”，到河南臨潁縣一帶傳八卦教，為地方差役查獲。地方官隨即展開調查，又在臨潁縣一個教徒家中搜得《訓書》一部，內容荒誕不經。河南巡撫將“經書”上呈禦覽。這些地方大吏的“階級鬥爭”弦遠沒有乾隆繃得緊，審查數遍，也沒看出書中有什麼“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極為精細，“經書”報送上來後，他細細閱讀一遍，“敏銳”地發現了問題。他發現，書中有一字經過了塗改，把“胡”改成了“明”：逆書中有“平明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閱“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補改痕跡，細查筆法，係“胡”字遷就改易而成，其為大逆顯然。
乾隆皇帝平時深文周納，而這一次他確實抓到了一點真東西。地方官員又查獲其他經書，證明乾隆的推測正確，原文確是“胡”字。也就是說這些字句中確實含有反清思想。這就堅定了乾隆把此案辦到底的決心。嚴查之下，終於揭開了八卦教的神秘麵紗。
原來，早在康熙初年，一個叫劉佐臣的人在山東創立了八卦教。這個宗教的特點是“儒教專製化”。八卦教教主劉佐臣被教徒尊為“太陽神”，號“聖帝老爺”。徒眾每次進餐之前都要向聖帝老爺獻飯，口稱“求聖帝老爺慈悲”，每日磕頭三次，每年上供五次。它宣傳，宇宙三世分別由李老君、釋迦如來佛和孔夫子掌管。孔夫子是掌管最後一世的“收元祖師”，是宇宙的最後主宰。他說劉家是孔子轉世，所以教內強調分尊卑，明長幼，用儒學綱常為教內紀律服務，要求他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愚忠於教首。這個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處是它實際上就是一個龐大的斂錢係統，各地卦長像地主收租一樣，定期收取教徒費用，並將所斂錢財送到山東劉家。教主之下，設八個卦長，每個卦長之下設六個爻長，再下是真人、流水、點火、全仕、傳仕、麥仕、秋仕等職。誰收的徒多、斂的錢多，封的教職就高，“管的人多，如同當官一樣”，其原理與傳銷異曲同工。他們斂錢名目繁多，手段多樣。收徒弟要斂錢，作會要斂錢，封某人的教職更要斂錢，教主過生日還要斂錢。他們“以出錢多寡定來生福澤厚薄”，斂錢名目大同小異，如根基錢、紮根錢、跟賬錢、種福錢、四季錢、香火錢、進身孝敬錢等等，不一而足。
由於創立了世襲家長製的繼承方式，把宗教當成了家族事業，教徒當成自己的“吃飯本兒”，這一教派成了劉家興旺發達的基礎。經過劉佐臣、劉儒漢父子兩代慘淡經營，劉家通過傳教已經獲得巨大的現實利益。
從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幾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劉家後代始終充當八卦教教首，傳承五代，幾如一個王朝。教徒眾多，組織嚴密，極為興盛。“輾轉煽惑”，已“蔓延數省”，“從其教者動輒千百人”，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國。教內組織盤根錯節，已成不可解之勢。他們在掌握巨大資源的基礎上，產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當然，還沒有等他們真正有所動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過“文字大網”網了出來。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網終於功效大顯。這件事更鼓勵皇帝對這類“文字之獄”不能放過。
曆代民間宗教教首中，都有一些人，通過“裝神弄鬼”的方式，來宣揚自己的神異，以獲眾人擁戴。他們或者說自己夢到了天神托言，或者說自己突然獲得了異能。也有些教首，本身是癔症患者，通過民間巫術來吸引信眾。
“農民屬於低度文化、淺層思維的社會群體。”（《晚清鄉土意識》）他們的生活方向，主要靠習俗、直覺、群體無意識、群體情緒為主導，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們可以輕易相信他們的領袖具有神通，“刀槍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藥”，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啞”，相信種種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們很容易被那些“心懷不軌”的人所利用，充當炮灰，成為社會動亂的主力。
基於對曆代農民起義的研究，以及精細求全的個性，乾隆對那些“瘋人造反案”，一律寧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瘋。即使審訊證明確實是瘋子，他也認為這樣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穩定因素，保不定什麼時候會為心懷不軌者所用。乾隆為了給自己的殘忍找借口，還解釋自己的動機說：“此為瘋人之言。然此等無知妄作，病廢之時尚複如此作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豈可複容於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說，這些瘋人好的時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時才暴露內心的罪惡。因此，殺掉他們並沒有什麼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劉三元自稱漢朝後裔，“要天下官員扶持”，並將這些話寫在紙上，被官府查獲。據其親屬和鄉鄰招供，劉三元一向患瘋病。經過反複研訊，湖北巡撫宋邦綏等雖認為“其瘋癲似非盡由捏飾”，但“恭逢聖世，膽敢假借夢語，肆行狂吠，不法已極”，奏請依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奉旨準行。
同年八月，又有瘋人王宗訓以書寫“我有天神扶助”“可為天下之主”等“逆詞”而被盤獲。經查王宗訓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審官廣西巡撫馮鈐等仍以其膽敢妄造逆詞，不法已極，奏請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緣坐。
以上諸案，經過審實，與宗教和起義無關，乾隆仍然不放過。這固然是統治者的過度防禦，背後仍然有其他策略考慮。對乾隆來說，這是一種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處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個別心懷不軌者裝瘋賣傻，逃過法網。同時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製造恐怖，恫嚇“愚民”，“務必重處，以儆其餘”，使那些正常人越發不敢犯法。底層民眾的幾條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錢的。
我們不能不承認乾隆皇帝對農民起義規律的認識頗為深刻，防範的手段也確實老辣陰狠，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清代後期風起雲湧的一次次大起義。一味地迷信打壓和控製的統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懲罰，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擊民間宗教的過程中，白蓮教起義的怒潮差一點掀翻了他的統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後，正是四次科舉沒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擊了大清朝。
三消滅記憶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縣衙門口，一個目露凶光的中年人，挾著一本厚厚的大書來告狀。
告狀人叫王瀧南，是當地著名的“光棍”，平時橫行鄉裏，惡名遠揚。他所挾的書叫《字貫》，是鄉間舉人王錫侯新編的一本字典。他稟告縣令說，這本書“狂妄悖逆”，十分反動，應該嚴厲法辦。
縣令和王瀧南沒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錫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縣令接過書，粗粗翻了一遍，皺著眉頭問：“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罷了，有什麼悖逆之處？”
王瀧南跪行幾步，上前指著這本書的序：“請看這幾句。”
縣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錫侯在自序中寫道，《康熙字典》的檢索方式有問題：“《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於找遍全書，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說，《康熙字典》排序，字與字之間沒有聯係，查起來很不方便。他的這部《字貫》，則解決了這個問題，把同義之字，貫穿一處，便於查找。
縣令仍然大惑不解：“這有何悖逆？”
王瀧南急急地說：“《康熙字典》乃是聖祖皇帝禦製，王錫侯膽敢指斥聖祖皇帝所編字典不如他的好，這不是大逆是什麼？”
縣令啞然失笑：“哦，原來如此！這不是雞蛋裏挑骨頭嗎？”
剛說完，縣令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話不妥。他眼睛一轉，臉色突然變得陰沉起來：“不過既然你這麼說，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給你報到巡撫大人處。”
乾隆中期的官員們，對文字之案，一律寧左勿右。他們素知皇帝對文字問題看得極重，“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江西巡撫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文字之案”向來十分積極。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國開始推行“查辦禁書運動”，大多數省份表現不力，查出的禁書數量寥寥。江西卻成績突出，在海成的緊抓之下，兩年間查出“不法”禁書八千餘部，列全國之首。
雖然對文字習慣於雞蛋裏挑骨頭，海成也覺得《字貫》算不上什麼大案。王錫侯說的這句話，頂多算得上“狂妄”，怎麼能稱“悖逆”？不過事關文字，最為細小也要直接上達天聽。他把案子的原委寫成一道詳細的彙報，說這句序言畢竟語氣狂妄，建議將王錫侯的舉人頭銜革去，以便審擬定罪，當否，請皇帝批示。
海成覺得自己夠小心謹慎的了，他哪裏能料到，這道奏折居然威脅到了他的性命。
奏折加上樣書以六百裏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書房。這兩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戰爭進行多年，去年才勉強慘勝，大丟朝廷的麵子。今年年初，皇太後去世，孝心極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別是推進“禁書運動”兩年多，各地督撫毫不用心，進展十分緩慢，令皇帝一籌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這本字典，讀了讀序文，感覺所謂“悖逆之處”確實也沒什麼了不起。漫不經心地讀到第十頁，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須眉皆立，滿麵漲紅，提筆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應照大逆律問擬！”
究竟什麼事，讓皇帝如此動怒呢？原來在第十頁上，作者王錫侯為了讓讀者明白什麼叫“避諱”，把康熙、雍正、乾隆三個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燁”“胤禛”和“弘曆”六個字寫了出來，提醒讀者，寫文章時遇到這六個字，一定不能寫全，或者少寫一個筆畫，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則便犯了“諱”。
這本是一片好心，心緒不佳的皇帝讀起來卻十分觸目。在傳統社會，尊長的名字是不許直接叫的。美國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親湯姆或者彼德，而在過去的中國，兒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卻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腳來大罵海成，說《字貫》的“大逆”開卷即見，海成竟然說“無悖逆之詞”，可見工作是多麼不認真，對皇帝是多麼不忠愛。皇帝傳諭給海成，罵他“雙眼無珠”，罵他“天良盡昧”，又命他將逆犯王錫侯迅速押解進京，交刑部嚴審。就這樣，王錫侯《字貫》案一下子升級為欽辦的特大逆案。
其實皇帝的反應實在是過度了。在傳統社會犯“諱”其實是難免的事，因為林林總總的忌諱太多了。乾隆皇帝在這個問題上本來是十分寬容的，雍正年間，許多人因為犯諱受罰，他大不以為然，剛即位就一再降旨聲明：“避名之說，乃文字末節，朕向來不以為然。”因此，王瀧南雖然千方百計陷害王錫侯，卻沒有想到做他犯“廟諱”“禦諱”的文章，海成讓“悖逆”“開卷即見”的《字貫》漏掉，也並不是他“雙眼無珠”，而是因為這本來不是什麼“問題”。
那麼，皇帝這次為什麼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動肝火，抓住這個小小的問題上綱上線呢？事情還要從乾隆三十九年禁書說起。
曆經父祖兩代奠定的良好基礎，繼以乾隆初年的勵精圖治，大清帝國躍上了盛世的頂峰。國勢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各項指標都遠邁前古。
雖然治績如此輝煌，乾隆並沒有絲毫飄飄然。易經說“無平不陂，無往不複”，又說“處泰慮否”。中國古老的辯證法早就提醒人們，凡事達到極盛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轉向衰敗的開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後，皇帝越來越多地提醒自己，絕不能出現任何鬆懈思想。越是順利之時，越要振作精神，否則就會翻車。“保泰持盈”四個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皇帝的文件當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諭旨中對全國臣民說，當此全盛之日，自己“惟當益加兢兢業業，保泰持盈，用以上承靈休，以與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實錄》）平準不久，他寫詩自勵道：“日勵自心強不息，敬天勤政又從頭。”
皇帝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沒有改變自己勤政的習慣，反而更加兢兢業業，謹小慎微，奮發勤政。乾隆確實是雄心太熾，這個政治超人還有無窮的精力。他認為保持盛世難於創造盛世，隻有用“爭”的心態來“保”，才能真正“保”住勝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經取得的成績推在一邊，希望從頭開始，尋找自己統治中的漏洞，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隱患，為後世子孫提前解決一切難以解決的問題，以保證大清江山億萬斯年永不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