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大清天下還有什麼漏洞呢？
經過“夙夜倍切”，細心梳理，皇帝發現，那就剩思想文化領域了。經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製已經大大加強。但是，全社會特別是社會中下層的反清意識並沒有徹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間社會許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還有吳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們視如奇寶，爭相傳抄，還在上麵批批點點，大表讚同。這個案子說明，一些人特別是中下層知識分子心中仍然執著於“華夷之辨”，不認同大清的統治。與此同時，幾起零星的民間暴動，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馬朝柱反清案，都打著“反清複明”的旗幟。這說明國家承平百年之後，漢人頭腦中的“反清意識”仍然是社會動亂的最佳火種，是大清社會存在的最大隱患。
韓非子說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統治者不僅需要有“硬實力”，還需要有“軟實力”。列祖列宗成功地馴服了內地人民的身，卻沒能徹底地“馴心”。而隻有達到“馴心”的統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然而，“馴心”又是最難的，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細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他正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決人們的思想意識問題。
因此，宣布國家進入“極盛”以後，皇帝提出了“大興文治”的口號。皇帝說，聖明之治，“始之以武，終之以文”。
“文治”的核心是為全國臣民確立一套正確的曆史觀和價值觀。在日理萬機處理無數繁雜政務的同時，皇帝還親力親為，在意識形態領域重點抓了如下幾件大事：
一是為天下臣民“禦製”了一部標準的曆史。編寫曆史教科書是構建意識形態最強有力的武器。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構建和修改一個民族的記憶，曆來是最高明的統治技術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導大臣編成《禦批曆代通鑒輯覽》一書，係統講述了從黃帝到明末共計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曆史。
清代統治者入關後遇到的最大意識形態困難就是建立在“華夷之辨”基礎之上的“正統觀”。按照傳統的說法，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不論怎麼解釋，都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本末倒置”。乾隆在這部書中最著力的，是確立新的“正統觀”。乾隆從“天下一家”和“大一統”的角度重建“正統觀”，重新論證了曆代少數民族政權的合法性。乾隆從《春秋》等傳統經典中為自己尋找依據說：“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他強調“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誰建立了“大一統”的政權，誰的政策措施有利於百姓的生活，誰就是自然的“正統”。通過這部書的廣泛傳播，外族統治者首次占據了“道統”的製高點，有效地宣傳了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二是根據時勢需要，大幅修正一些當代曆史人物的評價。
乾隆為人，極端自負。他一舉一動，都想著要為後世萬代樹榜樣。所以他一貫瞄準那些事關全局的最艱巨、最棘手的問題，不給後代子孫留麻煩。調整對明末清初人物評價就屬此類。
眾所周知，沒有一大批有傑出才華的漢人幫助，滿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的。因此，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中稱讚投順清朝的明臣“皆應天順時，通達大義，輔佐本朝成一統太平之業，而其人亦標名竹帛，勒勳鼎彝”。這代表了清初統治者對漢族功臣的一貫態度。
可是，到乾隆時期，國家已經安定百年，攻守之勢已變。創業之時，提倡“識時務者為俊傑”，而守業之時，最需要的是提倡臣民的“愚忠”。為了“砥礪臣節”，乾隆決定把這些“事二君”者打成反麵教員，以防止後來者在清王朝遇到危機時同樣“應天順時，通達大義”。
乾隆知道，這樣直接違反祖宗定評的大事，後世子孫沒有魄力、沒有能力去辦，承擔此責任非他莫屬。乾隆四十一年，他特命國史館實現寫法創新，特立《貳臣傳》，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複身仕本朝”的“大節有虧”的人物統統收入此類。他說，不但錢謙益等後來的降臣“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就連那些為清帝國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元勳也不能逃過今天的道德審判。開國元勳範文程，雖然未在明朝任職，但因為原是明朝的生員，被乾隆評價為“與純儒品節不無遺議”。李永芳是明朝在職官員中降清的第一人，對後金忠心耿耿，功勳卓著，乾隆卻認為“律有死無貳之義，不能為之諱”。洪承疇隨多爾袞入關，入內閣總理軍務，功勞最多，乾隆卻認為他曾是明朝重臣，叛明降清實在可恥。以上諸人皆被編入《貳臣傳》甲編，供後世永遠批判。乾隆說，這樣做“即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此實朕大中至正之心，為萬世臣子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
三是大規模整理中國曆史文獻，營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氣象，以證盛世“文治之極隆”。財力的充足支持乾隆大修官書，裝點升平，乾隆一朝官修各種大型叢書達一百二十種之多，為中國曆代王朝之冠。其中《續通典》《大清會典》等都成果斐然，而最有名的當然數《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皇帝說，為了大興文治，他立意在自己任內再創一項前無古人的紀錄，修撰一部人類史上最大的叢書。皇帝下詔，鼓勵藏書家們奉獻自己的珍藏圖書給國家以為修書之用，誰獻得多，皇帝就給誰獎賞。
為了防止人們怕“犯忌諱”而不獻書，皇帝特意在諭旨中說：
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互異，或記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人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
這段話，說得心平氣和，通情達理，比照起康熙和雍正對忌諱文字的狹隘態度，真是天淵之別。大意是文人學士寫書，豈能本本政治正確，有點失實之處，在所難免。即使有些書觸及民族問題，比如南北史中南方民族與北方民族互相咒罵，也不過是前代人的偏見，與藏書者無涉，你們何必過於畏首畏尾，不敢進獻呢！
皇帝一聲令下，各地積極執行，五花八門的圖書源源不斷地從民間輸送到皇帝的書房，短短一年半時間，各地送來珍本圖書一萬三千五百多種，“遺文秘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鈔於館閣者”。
酷愛讀書的皇帝十分興奮。然而讀了幾日，皇帝卻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為什麼這一萬多種書中，居然沒有一本稍稍“反動”點的書呢？
原來，在編輯一部前無古人的大書計劃背後，還隱藏著皇帝一個隱秘的想法。編撰圖書，弘揚“正氣”，是文治中“陽”的一手。然而任何一個重大舉措，隻有“陽”的一手是絕對不夠的。皇帝修此大書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想借這個機會，調查一下“反動書籍”或者說“違礙書籍”在民間的收藏、流傳情況，也想看看民間所藏的“悖逆書籍”，到底“悖逆”成什麼樣。他需要一個通盤的了解，以便采取措施為後世徹底掃除那些“異端邪說”。
可是這一萬多本書中，居然沒有一字違礙，很顯然，各地送書時，是經過精心篩選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皇帝下詔指責各地官員：“乃各省進到遺書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
既然這個辦法沒有達到目的，皇帝也就不再隱諱了。他直接在全國發動起了一場“禁書運動”。皇帝命令各地大員，“再令誠妥之員前往（藏書之家）明白傳諭，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並且要求各地官員嚴格搜繳，否則“並於該督撫是問”。
然而，禁書工作進展得十分緩慢。對於這種容易給自己惹麻煩的事，各地官員習慣於用老辦法，對付拖延，拖過去再說。特別是江浙等文化大省，所報上來的禁書數量寥寥，讓他鬱悶不已。對這些榆木腦袋的老油條官僚，皇帝真是無話可說。他們完全不了解他的良苦用心。皇帝知道，語言的力量是有限的，隻有事實能讓人開竅。所以他一直尋找機會，製造一起震動全國的大案，殺一儆百，在地方大吏的背上擊一猛掌，使這些顢頇的家夥驚醒。王錫侯案，正撞在了這個槍口上。
說起來皇帝蓄意製造的這起大案完全是一起冤案。《字貫》的作者王錫侯這一年已經是六十五歲的皤然老者，他自三十八歲考中舉人後，連續九次會試都落第了。奮鬥一生，騰達無望，生計不繼，隻好寫了這本《字貫》，出版賣錢。沒想到沒賺到幾個錢，卻惹來殺身大禍。
皇帝的話永遠是正確的，雖然他的下一句話比上一句話拐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以“文字忌諱”罪“村野之人”，卻沒有遇到絲毫抵抗，那些已經被他馴服成繞指柔的官僚體係雷厲風行地執行了皇帝的意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錫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決照“大逆”律將王錫侯淩遲處死。乾隆皇帝大開宏恩，從寬改為斬立決。他的子孫王霖等七人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妻媳及年齡未及十六歲之兒孫都賞給功臣之家為奴。據抄家的地方官彙報，王錫侯的全部家產，把鍋碗瓢盆、小豬母雞統統計算在內，不過六十幾兩銀子。王氏被押上刑場之時，“被誅時情狀甚慘”，（《鹽乘》）全家痛哭震天，見者無不掉淚。一個清貧的小知識分子家庭就這樣被徹底碾碎了。
比王錫侯更冤枉的其實是江西巡撫海成。雖然他在禁書運動中首當其衝，成績一度居全國之首，卻因為這一次疏忽，被皇帝指責為“可見海成從前查辦應毀書籍原不過空言塞責並未切實檢查”，全麵抹殺了他以前的工作成績。在短短兩個月間，海成先是被“傳旨嚴行申斥”，隨即“交部嚴加議處”，繼而“革職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級，直至刑部擬為斬決。皇帝這才覺得火力夠了，下令從寬改為斬監候。兩江總督高晉也受到牽連，受到降一級留任的處分。
冤枉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也正是因為冤枉，這起大案才震動全國，令全國官員戰栗。皇帝幾乎是蓄意地通過這種方式喚醒他的奴才們，像海成這樣查辦禁書的“模範”尚且“空言塞責”，你們該吸取什麼教訓？皇帝並不諱言他拿海成開刀就是為了給大家一個教訓，“使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皇帝在上諭中說：“各省地方官當共加感惕，務須時刻留心查察，倘所屬內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即行稟報督撫，嚴拿重治。”倘若仍然“漫不知儆”，“嗣後別經發覺，必當從重辦理”。（《清高宗實錄》）
製造恐怖，殺一儆百，是皇帝的慣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經常可以見到出其不意、輕罪重罰的事例。
除了情緒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寬忽嚴，更主要是策略的考慮。
幾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機構更有效率，使底層民眾更有紀律，使統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讓人們記住，因而也使統治者更安全。馬基雅弗利說，“令人畏懼比受人愛戴更安全”。一個不懂得“殺人立威”的君主，早晚會受到被統治者的輕視。而仁慈和寬容，隻有在恐怖和嚴厲的背景下才更為人們所珍惜和頌揚。所以成功的統治者必須具有兩麵：一麵是聖人一樣的仁慈，另一麵是獅子一樣的殘暴。
對於極端珍視權力的乾隆來說，不讓人掌握他的統治定勢，是極為重要的事。使人們永遠處於戰戰兢兢不知斧頭何時落下的心理狀態，是他既定的統治目標。乾隆一貫認為，適時製造一兩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懾、恐嚇的作用。這是破除阻力，推進某項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歡史馬遷的這段話：“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意思是說，商鞅對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國的好辦法。把灰倒在道路上，這是小小的過錯。對此小錯而施以重罰，可以起到更好的宣傳效果。乾隆認為，為了達到這種效果，冤枉幾個小民，甚至幾個官僚，都是無足計較的成本。因為他胸懷的，是整個國家，整個社稷。
皇帝果然達到了目的。“字貫案”有力地推動了禁書運動。在此案之後，各省的禁書工作都雷厲風行地開展起來，各地先後設立“書局”，專門負責查繳“不法違礙”書籍。各地官員放下手頭其他工作，把禁書當作當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來抓。他們在地方廣貼告示，恫嚇藏書之人，如果再不交出違礙之書，將“貽累及身，更累及於子孫”。許多地方官員充分發揮創造性，想出了種種陰毒的辦法。比如浙江巡撫三寶說，他將全省的教職人員都分派回老家，讓他們深入各自的親戚家裏，“因親及友，細加訪詢檢查”，並且把繳書的成績作為將來升官的依據：“將來即以繳書之多寡為補用名次先後。”在三寶的啟發下，各地官員也命令工作人員深入居民家中，甚至窮鄉僻壤的農民家中，逐戶搜查。整個大清王朝幾乎被掀了個底朝天。
隨著禁書運動轟轟烈烈地進行，越來越多的違禁圖書被送到北京。成果是如此豐碩，以致朝廷原來暫時存放不法書籍的方略館居然書滿為患，無法容納，甚至院子裏也堆積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