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這些如山如海的書籍中到底都有些什麼內容，讓皇帝如此興師動眾去搜羅並消滅呢？
康雍兩代，禁書大約有以下兩類：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書籍。漢人曆來有狹隘的民族觀。黃宗羲說：“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獸，獸不可雜之於人也。”那些宣傳“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的傳統曆史觀，以及宣傳“夷狄異類，近於禽獸”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圖書當然是犯忌諱的。
二是記錄了滿族人征服中國過程中種種暴行的野史。明末清初的書籍中，記載滿人暴行，咒罵詆毀者，為數頗多，這都是清代統治者十分在意的禁書。
而到了乾隆朝，文字獄的範圍在這個基礎上又大大擴展。乾隆皇帝做事的特點是通盤考慮，斬草除根。康熙、雍正所針對的，主要是已故作者的作品，而乾隆卻把矛頭擴大到了所有活人的“違礙文字”。他要修正的，不僅是反滿情緒，還包括漢族人對所有少數民族政權的“錯誤看法”。所以，他要禁絕的，不隻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還包括宋元明時代所有指斥少數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乾隆的標準下，文字禁忌可謂多如牛毛：要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偽、忌賊、忌犯闕……對於事涉“女真”“滿洲”字樣的書當然要求更嚴。女真在中國曆史上活動很長時間，從宋至清，凡書中有涉“女真”“女直”“滿洲”，甚至“遼東”字樣的書籍，哪怕隻提一個地名，都有違礙的可能。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忌諱”文字當然比比皆是，不法圖書當然也就處處都有了。在寧左勿右心態的支配下，各地官員凡遇涉嫌“忌諱”的圖書，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繳，請示“一體送毀”“概毀全書”。
皇帝為什麼對民族情緒視如大敵呢？原因是清王朝與曆代漢人王朝的建立過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我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說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來最光明正大、順理成章的。
清代君臣這樣解釋這個“正”。他們說，曹魏、西晉、唐、宋諸朝，都是原來的臣子趁著混亂從孤兒寡母手中搶得了政權，有偷和騙之嫌，實在稱不上光明正大。至於漢朝和元朝，則是赤裸裸憑頭顱和鮮血建立的，比前述諸朝實在硬氣得多。“然漢自滅秦，元自滅宋，雖未嚐不正，而與鼎革相接。”（章學誠《丙辰劄記》）比如宋朝本來沒有過錯，元朝強搶，是不是有點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雖然是一介平民，但畢竟是元朝的子民，“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大義覺迷錄》）
隻有清代皇帝不存在這個心理負擔，因為他們的天下是得之於“流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他們與明朝本是“鄰國”，見鄰國奴才起來造反殺了主子，出於義憤出兵鎮壓了奴才，替這家主人報了仇，“明朝天下亡於流賊李自成之手，是強盜劫去家財，趕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驅逐流寇，應天順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強盜，明罰敕法之天吏也”。（《大義覺迷錄》）“於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無鼎革之嫌”。所以說起來，別人得天下都是靠搶和騙，而“我大清”則是因為“見義勇為”而順理成章地得了這麼大一片家業，實在是“正”得沒法再“正”了。
槍杆子在手，什麼謊話都可以說得理直氣壯，甚至能把說謊者自己感動得一塌糊塗，這本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通例。不過清王朝統治者的巧言佞辯還是出人意料。
其實，曆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背後的心理動力都是對財富的掠奪。而清王朝建立過程中的血腥、野蠻和殘暴在許多方麵都創造了少數民族征服過程中的曆史紀錄。
滿洲人入關，並非像他們自己所說，是看到天下無主，才來“為內地人民服務”。明代滿族本來處於奴隸社會時期，經濟落後。從明朝初年開始，他們就經常從漢地和朝鮮掠奪人口，充當奴隸。明宣德八年（1433年），錦衣衛指揮吳良出使海西，親見當時的“女真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到了明末，女真人更是不事生產，全民皆兵。對外搶劫，成了後金國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朝鮮使者在他訪問東北後寫作的《建州見聞錄》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說，滿洲人最高興的事是出兵搶劫。戰爭是滿洲人的節日，一聽說有仗可打，每個滿洲人臉上都是抑製不住的亢奮。全城的滿洲人都興高采烈地穿上自家準備的原始盔甲，相互傳告說：“搶西邊兒去！”
“出征之時，滿洲人無不歡躍。連軍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顏開，惟以多得財物為願。如軍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爭先恐後要求出征，專為財物故也。”
在實力壯大到可以征服整個中國之前，滿族人的最大誌向不過是掠奪內地的金帛子女而已。明崇禎二年（1629年）至十六年（1643年）的十五年間，滿洲皇帝皇太極組織了五次聲勢浩大的搶劫。他們繞過山海關，從北長城的缺口襲入漢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北京、河北、山東、山西數省。每一次都是積屍如山，血流成海。1639年那次，滿洲士兵屠城濟南，留下了十三萬具屍體和被洗劫得空無一物的城池揚長而去。
滿洲人那個時候還不知道什麼叫“重義輕利”，還不懂得裝出一副“吊民伐罪”的大義凜然狀。他們絲毫不為自己的物質欲望臉紅，不為自己的凶殘野蠻可恥。每次回來，都得意揚揚地大肆顯擺自己搶來的東西。比如第五次搶劫凱旋後，領兵的阿巴泰等奏報如下：
臣等蒙天眷佑，皇上德威，率大軍直抵明境，至兗州府，莫能拒守。將明國魯王及樂陵、陽信、東原、安邱、滋陽諸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官數千人，盡皆誅戮。計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擊敗敵兵三十九處。所獲財貨金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各色緞共五萬二千二百三十匹；緞衣裘衣萬有三千八百四十領，貂、狐、豹、虎等皮五百有奇；整角及角麵千有六十副；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駝、馬、騾、牛、驢、羊共三十二萬一千有奇……
漢地之人，在他們眼裏，則不過是一群類似牛羊的獵物，他們在揮刀砍殺驅逐時，心中並沒有絲毫的憐憫。甚至，在他們搶掠回來的報告中，多數時候是把漢人和牲畜混報的，比如天聰七年（1633年）九月，“往略明山海關貝勒阿巴泰……奏報俘獲人口及馬牛驢四千二百一十有三”。第三次搶掠回來後的報告是：“共俘獲人口牲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元年（1636年）九月“往征明國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奏言……遂直入長城，過保定府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戰皆捷，共俘獲人口牲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八年（1643年）七月，征明克捷，“共俘獲人畜九十二萬三百”。以至於後世的史學家為區分開人與牲畜的數字頭痛不已。
據曆史學家估算，入關之前，滿洲人至少掠奪了二百萬漢人做奴隸，這些人相當一部分死在被驅趕入關的路上，其他幸存者則給滿族人作牛作馬。
清人成功入關之後，滿洲人“盡族西遷”，爭先恐後到內地去直接吸吮漢人的膏脂。史書屢言清人“罄國入關”，據說整個民族的西遷“幾經三十五六日，男女相繼，不絕於邊”。到了北京，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圈地”。名義上說是把“無主荒田”，“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實際上卻是不分有主無主，大量強占漢人的產業。史書記載，最強橫的圈地過程中，“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內所有皆其有也。妻孥醜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其佃戶無生者，反依之以耕種焉”。（史惇《慟餘雜記》）他們掠奪北京附近漢人土地的數量十分驚人。如遵化州由於圈占和投充，剩下的納稅民地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一；薊州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二；東安縣更是徹底，“盡行圈丈訖，並無餘剩”。清初詩人方文有詩雲：“一自投充與圈占，漢人田地剩無多”，（《北遊草》）真切地描繪了當時的狀況。大量事實無可爭辯地說明，此時的滿洲人對內地人民所懷有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搶劫心態。
隨著漢化程度的加深，清政權的民族政策有所調整。康熙皇帝親政之後，斷然命令永遠停止圈地，並且大力推動滿洲人放棄奴隸製。康、雍、乾三代的高效統治，使中國人安享了一百多年的太平。
但是，曆史畢竟是抹不去的。漢人內心的仇恨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徹底泯滅。一旦想起往事，任何一個漢人不免都會心緒難平。
而滿族皇帝也因為那一段血腥的曆史而心虛不已。他們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債太深。這些血債在任何時候，都是點燃漢人反抗情緒的火種。
所以他們急於毀滅證據。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開始，武英殿前的字紙爐就經常不分晝夜地日夜燃燒。在軍機要員的嚴密監視之下，巨量珍貴圖書在這些字紙爐中灰飛煙滅，隨同消滅的是一個民族的大量記憶。
乾隆對銷毀工作的認真執著幾乎達到了變態的程度。那些不法書籍，今日在我們看來，許多其實都被禁得莫名其妙，毫無道理。大部分有“反清內容”的書，今天讀來，也沒有多大“毒性”。可是乾隆卻視如大敵。他唯恐這樣的精神汙染物“擴散”，汙染任何一個其他人。他規定，所有有違礙的書籍，為了防止擴散，都要“封固進呈”。也就是說，發現之後，立刻密封，不得使其他人看到，迅速送往北京。
許多官員頭腦中的這根弦沒有乾隆繃得緊，暫護貴州巡撫韋謙恒就是其中一個。他認為這些圖書數量太大，何必費人費力千裏迢迢送至北京，不如在本地直接銷毀。他請示皇帝說：“將原書封固，發還書局，俟奉到聖諭，即率同司道等官傳集紳士焚銷。”意思是說，等皇帝批複一到，就把全省官員和紳士傳來，一起觀看焚書，可以起到很好的現場警示教育作用。不料乾隆接到這份請示後大為光火，朱筆連批帶抹，痛罵他“何不解事，糊塗至此”！“所辦實屬乖謬”！
皇帝為此事專門發了一道上諭，再次強調：
貴州等地文化不發達，百姓心思幼稚粗魯，這些不法書籍也許不會出現私下傳播的情況。至於江浙等省，人們一聽到有禁書，一定激起他們的好奇心，千方百計會弄來偷看，甚至私下廣為傳播。韋謙恒你本身是江南人，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不知輕重，至於如此，看來你是一個糊塗不曉事的人，難堪大任！
韋氏竟因此區區小事丟了官。
皇帝因此重申：
各省查辦違禁之書，屢經傳諭，令各督撫檢出解京，並經朕親行檢閱，分別查銷。
乾隆朝“消滅記憶”運動，進行得十分周密和徹底，以致今天已經完全無法估量所承受的文化損失。史載乾隆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也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據近代學者推算，全國禁毀圖書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達十五萬冊。銷毀版片總數一百七十餘種、八萬餘塊。除了焚毀書籍，乾隆還係統地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目前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其餘估計不少於一千萬份明代檔案，已經被銷毀了。
乾隆朝“文治”的本質，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場文化浩劫。
修改直至銷毀記憶，本來是專製統治者的專利，但乾隆以比祖先更殘忍的方式來掩蓋祖先的殘忍，就無論如何不可原諒了。
我們永遠不要低估專製統治者的自私和陰狠。乾隆心裏十分清楚，不論工作多麼細致，僅靠官員們的搜查，是不可能禁絕所有不法文字的。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製造空前的恐怖，使臣民們自己主動悄悄地銷毀家中的不法文字。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乾隆帝蓄意製造冤案、酷案，把一些語義含混的文字打成大案，借無辜者的腦袋來恐嚇天下之人，所作所為，令人發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蘇人蔡嘉樹指控徐述夔所著《一柱樓詩》“大逆”。
蔡嘉樹與王瀧南一樣，是江蘇揚州的鄉間無賴，原租了徐家的十幾畝田地。乾隆十三年（1748年），徐述夔之孫徐食田向蔡家提出要贖回這十幾畝田地。而蔡嘉樹占著不放，兩家因此產生糾紛。蔡因此以徐氏祖父徐述夔刊印散發的書裏有“忌諱之詞”，向官府控告。
蔡嘉樹的證據是徐書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一句，說這是“非常悖逆之詞”。這顯然是胡說八道，江蘇布政使陶易一見案卷，也認為這“顯係挾嫌傾陷”。然而，案件上報到皇帝那裏，皇帝卻批複道，蔡氏所說有理。皇帝說，此句乃“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顯寓欲複興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極”。此案的結局是十分嚴酷的：陶易擬斬立決，皇帝降旨“加恩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後瘐死獄中。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徐食田兄弟等五人參與出版校對者擬斬立決，俱奉旨加恩改斬監候。徐述夔的兩個曾孫及三個孫媳等，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全部家產造冊入官。為他作序的毛澄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