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共同生活的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時代，乾隆與尹壯圖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那麼，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麵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尹壯圖並沒有說謊。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確實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斷那樣，處於盛世頂峰。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係效率極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複當年模樣。
讓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經常出入中國的朝鮮使臣的見聞。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後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朝鮮李朝實錄》）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朝鮮李朝實錄》）
朝鮮人對中國的了解也許僅止於皮相，但中國官員表達得比朝鮮人還要激切。乾隆崩逝後，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所言最為痛烈：“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學誠批評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加蠶食，漸至鯨吞……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簞饋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汙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場中混得並不好。“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於七八人之所為不止。”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基本爛到了底的官僚體係。
事實上，尹壯圖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愛國之心。居京為官的二十年間，他一直聽信官方的宣傳，認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處於曆史最好的時期，如皇帝在詔書中反複講的那樣：“雖非大當，可謂小康”“紀綱整肅……吏治肅清”“萬民歡悅，四海升平”。雖然京城官場上偶有些灰色現象，比如和砷招權納賄的傳聞不時鑽入耳中，他也認為這不過是局部現象，無關宏旨。然而，丁憂往返一路的見聞粉碎了他頭腦中的盛世幻象。他原本以為恩澤普及，天下當人人稱頌朝廷，不料不論是與鄉紳故舊在酒桌上閑聊，還是與販夫走卒們在路上交談，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咒罵官場，歎息時事。更為嚴重的是他發現地方財政大多處於虧損運行狀態之中，倉庫虧空現象遍地都是。各級政府上報給皇帝的倉庫存糧存銀數量，十有八九是虛報。一旦發生全國性的突發事件，後果不堪設想。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壯圖並沒有談及他的這些具體感受。一是因為都是風聞，沒有實據。二是他也意識到這些風聞交織出的圖景實在過於黑暗，與政府平日描繪反差太大，公布出來會造成不良影響。他是一個忠樸之人，認為羅列現象，發發怨氣，並不能有補，隻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務。所以他的奏折隻提及議罪銀製度，而未及其他。隻是被皇帝緊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盤托出。這樣也好，他希望自己揭開這個黑暗的蓋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動和猛醒，力挽狂瀾於既倒。
那麼，何以在短短十多年裏，乾隆朝的政治局麵出現了如此翻天覆地之變化？
二大規模動蕩的前奏
第一個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雖然貴為天子，可以決定天下一切人的生死，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卻一分鍾也不能推遲晚年的來臨。
在中國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說是身體最好的一個。他生來身體強壯，精力充沛，這主要是得自母親的優良遺傳。乾隆八年（1743年）東巡之時，他途中打獵，用弓達九力之多（弓的型號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為硬弓）。年逾六旬以後，“雖弓力漸減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雖然始終處於操勞之中，卻從未得過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稱健康。
然而，遺傳基因再好，也無法抵抗衰老。雖然一再自稱“精神純固”，事實上，中年之後，他的身體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種種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一首詩裏，皇帝自注道，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45歲以後，他的左耳聽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65歲以後，左眼視力也明顯下降。（“左耳重聽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者，作《戲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後，他身體衰退之象就更加明顯。
蒙田說，“老年有這麼多缺陷和愚蠢，又這麼容易受人恥笑。一個老人能夠得到的最好收獲不過是家人的仁慈和愛，統領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雖然沒有人敢於恥笑皇帝，乾隆自己卻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可笑。年過七十之後，“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還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皇帝早膳已供，而不過霎時，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進，而皇帝亦不覺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製禮帽分涼帽暖帽兩種，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換。一次皇帝從熱河回京，天氣稍冷，皇帝就換上了暖帽，群臣紛紛效仿。過幾天，天氣又暖，皇帝又戴涼帽，大臣們也忙著換帽子。皇帝奇怪大臣們為什麼這麼換來換去，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著說：“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精力也顯然不濟了。原來軍務緊急之時，從早上五點鍾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點看剛剛送到的情報，大腦高速運轉，從不疲倦。而此際，隻有早上一兩個小時頭腦可稱清楚，能夠處理複雜的政事。過了這段時間，生命就已經進入半睡半醒狀態，不論怎麼以意誌去強催強喚，都調動不起精神。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後，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懶睡，寅正無不醒。”（《清高宗禦製詩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當醜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
越是曾那麼酣暢淋漓地品嚐過青年快樂的人，越是難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輕時的大腦，如同鏡子一樣清晰，讀書過目不忘，理事絲絲入扣。舉凡一政，乾隆能從頭腦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直到大臣奏議裏勾調出全部資料，加以迅速整合、對比、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確而高明的結論。到了晚年，這麵鏡子已經霧蒙蒙一片，照什麼東西隻能顯出個似是而非的輪廓。過去頭腦中堆積如山的資料，如今已經丟失了索引，如同一個散亂的倉庫，想尋找點什麼，隻能深一腳淺一腳地艱難跋涉，偶爾巧合，瞎貓碰到死耗子一樣找到一兩件東西，更多的時候，則是費盡力氣，耗盡時間，把這個倉庫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精神之光，原來可以燭照上下古今，縱橫萬裏，如今隻能記得三五天之內的奏折和一些特別重大的事件，大腦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經過度磨損，相互隻能勉強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錯誤接二連三，因而處理政事的準確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沒有退休製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隻剩了年輕時的幾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務和職責卻一分沒少。如同一頭衰病殘疾的老牛，仍然要拉著沉重的大車，傾覆是遲早的事。
隨著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心理學家說，人到老年，由於身體機能越來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傾轉於內向，主動轉於被動。壯歲之時，心雄萬夫，通常以主動進取之態麵對世界。進入老年之後，力不從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禦心態應對外物，求穩怕亂，易變得被動、隨和。
皇帝雖然從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批閱章奏，閱覽書籍，仍然不願戴老花鏡。大臣們進獻了許多花鏡，他都“屏而弗用”。並且因此寫了一首《戲語》：“半見還當半不見，半聽亦可半不聽，此雖俗語合至理，執兩用中法舜經。”意思是說，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視力不佳，他正樂得因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正符合“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這首詩固然是一時玩笑之作，其實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從中早期的察察為明到晚年難得糊塗的心態變化。
麵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折，皇帝越來越感覺不堪重負。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彙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並時以奏事瑣細“徒滋煩擾”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斥。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壯年時的皇帝經常嗬斥的是官員們奏事的不細不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後，為了適應自己的身體狀況，皇帝處理政務的時間大大縮短。當年九月，他以“優眷老臣”為名，準三品以上官員年過七十者日出後進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後，這一規定又擴大到全體在京官員，“俱著於卯正到齊，亦不為遲”。
早年峻烈無情的皇帝，晚年心態變得越來越寬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疾惡如仇，除惡務盡。相反，他樂於施恩，樂於原諒別人，樂於聽到別人的感恩頌揚之聲。乾隆中前期，對臣下的獎賞比較謹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為士兵擊賊有功，各賞銀牌一麵。這樣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訓斥。乾隆說，此獎過當，“可恨之極”。然而到了晚年，他卻經常進行無原則的濫賞。即所謂“賞宜從厚，從不肯使勤勞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慶後來說：“近年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以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中飭，一有微勞，旋經賞複。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者，亦未懲辦一人。”（《清仁宗實錄》）
老年皇帝處理政務力圖簡明，但求清靜。避免“煩擾”，減少麻煩，成為皇帝處理政務的一大原則，這在他壯年時代是不可想象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動挑起矛盾，大處著眼，小處放過，以不擾民、不生事為要。在糾正官員辦理文字獄擴大化的傾向時，皇帝說，對文字過於推求，“滋擾閭閻”，“於吏治民生大有關係”。對民間宗教的高壓也有所減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撫郝碩奏報，他破獲一起民間宗教案件，案中諸人，聚眾吃齋念經，案情嚴重，建議皇帝嚴懲。郝碩本以為這篇彙報能得到皇帝的嘉獎，沒想到卻被皇帝批評了一頓：“該撫既經查出，應將經懺等件燒毀，無令仍前吃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過事追求，致滋煩擾。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實係邪教傳齋徒眾及有違礙字句者，自應嚴行查辦，滅絕根株；若止係愚民吃齋求福，誦習經卷，與邪教一律辦理，則又失之太過。所有案內人證即著概予省釋，經卷等全行銷毀。”從此之後，普通民間宗教案不再被當成重案，那些吃齋念佛的善男信女們又可以自由活動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從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準死刑犯時一直都從嚴把關，朱筆掃過之處，顆顆人頭落地。從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複到以前的寬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將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來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發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來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鬆法網的同時，皇帝施恩的手筆則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財政並不十分寬裕，皇帝減免起稅收來卻並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餘萬兩；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錢糧；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當年地耗正糧一千七百萬兩。真所謂“皇恩浩蕩”，舉國稱慶。
當然，對百姓溫和的太陽，照在官員身上也一樣和煦。對於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汙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以“不為已甚”為辭，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餘次而後卻仍然留任原職者。（《清高宗實錄》）
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
皇帝近年頗倦，為政多涉於柔巽，處事每患於優遊；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啟幸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為憂。（《朝鮮李朝實錄》）
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製政治卻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製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係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麵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係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到社會可能隻剩百分之十。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