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鬆懈懶惰，卻會被官僚係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折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複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托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準，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複。”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複。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為審。”（《乾隆吏科題本》）
清代官員考成製度中，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而受處分居然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例子：甘肅皋蘭知縣徐浩任內受處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為辦事遲延。湖南瀏陽知縣張宏燧受處11次，遲延占4次。廣東長安知縣丁亭詳受處分9次中，遲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後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事情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後麵相繼接任的4任縣令在10年內“均不嚴究”，“經事主控告，臬司嚴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擱，置地方盜案於不辦，實出情理之外”。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5任地方官，居然還沒有結案。乾隆聽說後，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
湖北事件並非個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後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案，說是頭緒複雜，一時審不明白。皇帝聞聽後大為惱火，命將犯人押到山東行在，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禦史彙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並不勒限嚴催。”（《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於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乾隆聖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凶頑不知懲創”。（《乾隆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隻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實錄》）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麼操作秘訣就是控製與壓迫。皇帝控製著官僚體係，官僚體係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係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係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遊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名為“啯嚕”的遊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遊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這些遊民團夥的形成說：“乃有一種強壯遊惰之人，不務生業，三五成群，數十為黨，呼朋引類，有師有徒，有首有從，各占地方，聚居古廟荒亭，沿村逐鄉勒索錢米，遇有婚喪之家，勁討酒食，不滿其欲，輒肆咆哮，動以放火劫竊，出言恐嚇。鄉民畏之如虎。甚至恃眾搶奪奸淫，謀故殺人，無惡不作，種種貽害，不可枚舉。”（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後，因為地方官員“一味因循畏葸，於地方全無振作”，“啯嚕”的活動進入高潮。據《剿捕檔》記載：“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餘人，常川騷擾，並有棚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凶，如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啯嚕，如大竹縣役之號稱一隻虎等語。”
湖北武昌，則在乾隆晚年出現了盤踞山區、專門靠搶劫為生的家族，“屢經懲創，怙惡不悛”。（《乾隆上諭檔》）
山西的社會治安也相當不穩，“民情尚氣好鬥，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積習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盜在距廈門十餘裏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島國縱火搶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總結南方海盜形成原因時說：“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各海口地方，盜匪仍複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疊劫，毫無忌憚，以致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省督撫等平日漫無整理所致。”
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前奏已經緩緩奏響。
三帝王私欲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年初，六十六歲的皇帝第四次東巡山東。對於“孔孟之鄉”，皇帝似乎有著特殊的興趣，一生十一次光臨。其中六次是南巡經過，五次是專門來訪。
與前幾次東巡明顯不同，這一次，沿途前來接駕的王公大臣特別多：以前隻是河北、山東的地方大員全數到來，而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幾處鹽政織造，甚至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封疆大吏也麇集於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儀仗塞路，鬧得小小的山東翻天覆地。
並不是皇帝在途中要開什麼“擴大會議”，也不是山東省政府舉行什麼重大活動邀請大家參加。大員們爭先恐後來到山東，隻是為了滿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個喜好：收受貢品。皇帝的此次山東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們的賽寶大會。每位大員的車隊都是珠光隱隱，寶氣四射。這些大臣老早就瞄準這個機會，上窮碧落下黃泉，開始搜羅皇帝喜歡的“玩意兒”。讓我們抄錄一點曆史資料，看看皇帝這次短途旅行過程中，都收了些什麼樣的禮物：
二月十六日，在黃新莊駐蹕時，蒙古阿爾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進了“金六十錠”，淨重五百九十二兩。親王說，這是預備皇帝一路上賞賜他人之用。
六天後，還是在黃新莊，河南巡撫徐績給皇帝進了數車衣料：
貢緞袍五十端、貢緞套五十端、寧袍五十端、寧褂五十端、杭綾一百端、汴綾一百端、貂皮一百張、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
貢緞、寧價值幾何，今天的讀者可能不太清楚。不過“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的分量應該可以想象。“烏雲豹”者，《清稗類鈔》雲“狐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指生於沙漠地帶的野生沙狐頜下的那一小塊皮。銀鼠即白貂，毛色銀白而富於光澤，曆來價值極其昂貴。
五天後，皇帝行至寶家營，湖北巡撫陳輝祖等候在此，進了一批小玩意兒：“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龍帽簷五十付、象牙火鐮包三十六個。”
總之，由北京到山東，一路之上，幾乎每個驛站都有大量的貢品在等著皇上。內務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員，源源不斷地將這些貢品裝車運回大內。檔案裏的貢品單實在太多太長，無法全抄，以下擇有特點的再抄幾個：
三月初八，在德州，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恭進“曹扇一百柄、鼻煙壺一百個”。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關監督全德恭進“三十喜鼻煙壺二十個、套藍表式鼻煙壺二十個、玉堂春富貴鼻煙壺二十個、錦地洋花鼻煙壺二十個、套藍福壽帶鉤二十個、礬紅描金福祿壽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琅帶鉤二十個、鬆綠拱花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琅扳指二十個、口甚達爾漢扳指二十個、洋彩竹黃扳指二十個、花斑石扳指二十個”。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廣東總督李侍堯恭進“象牙朝珠五十盤、蜜蠟齋戒牌五十麵、子兒皮釘花扳指套五十個、象牙扳指五十個”。
四月初九，在德州，廣東巡撫熊學鵬恭進“黃羽紗馬褂三十件、大紅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鄉繭三十件”……
皇帝這一趟出行，可謂是滿載而歸。想必回京路上，禦輦之內，細細把玩品鑒這些鼻煙壺、帶鉤、扳指、曹扇之時，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進貢”是專製時代的一項定製。《尚書·禹貢》孔安國序雲：“任土作貢。”也就是說，各地官員以及各藩屬國以土特產貢獻給天子，既滿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國之用”，又溝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樂此不疲。
從一定程度上說，清代皇帝的生活質量與貢品直接相關。
和我們的想象不同，皇帝雖然富有四海，卻並不能任意支配國庫來滿足個人消費。原來，清代皇帝的私人財政和國庫是截然分開的。國庫由戶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財政由內務府掌管。皇帝的個人財富主要來源於以下幾部分：一個是內務府管理的皇家莊園的收入；二是內務府通過經商、放貸等方式，為皇帝創一點收；另外，則就靠各地給皇帝的進貢和“報效”了。
因此，大清帝國財政的蒸蒸日上並不能直接保證皇帝日常消費水平的水漲船高。一般來說，由於皇家莊園的規模有定製，內務府經營水平也有限，不管國家稅收如何迅速增長，皇帝個人的收入卻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滿足其日益高漲的物質欲望，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就是收受貢品。奢侈品的消費更是如此。一是皇帝沒有錢大量購買，二是體製所限，皇帝直接派人到市場上與商人討價還價購買奢侈品，顯然不妥。更何況，喜愛奢侈品，一直是帝王守則中的頭一條禁忌，不可為民眾所周知。所以官員們進貢與否，進貢多少，貢品質量如何，直接決定著皇帝的生活質量。
實際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絕進貢而聞名的。
剛剛登上皇位之時，乾隆曾下達詔書，說自己身在喪中，無心享樂，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內停止進獻各種貢品。
如果說守孝期間不接受貢品，史有先例的話，那麼三年之後守孝期滿，皇帝仍然不收貢品，就分明體現出皇帝對物質享受的峻拒態度。皇帝還下了一道諭旨，說明他不收貢品的理由。他說，地方大臣們給我進貢，不過是想借此與我聯絡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溝通。“殊不知君臣之間，惟在誠意相孚，不以虛文相尚。如為督撫者，果能以國計民生為務，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一德一心，朕必加以獎賞，若不知務此而徒以貢獻方物為聯上下之情，則早已見輕於朕矣。”（《乾隆起居注》）勵精圖治之態灼然可見。
那麼何以到了晚年，皇帝會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順遂，高枕無憂。
二是乾隆本身從來不是禁欲主義者。他從來都對物質享受情有獨鍾。天潢貴胄的生活使他從小被培養起了超級精細的欣賞口味。作為盛世之巔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有更富於享受的資本和條件。
一個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長期抑製的，雖然登基之後皇帝強自隱忍了十餘年，但步入中年之後，皇帝對自己的要求不再那麼嚴格了。十幾年皇帝當下來，乾隆一路順風順水，成績超乎預期，自信心也直線增長。事業與生活，他自認為有能力兼顧，沒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著自己。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貢的大門第一次被打開。那一年他首次南巡，同時當年又值太後六十大壽，皇帝下旨說，因兩逢盛典，許多大臣一再要求進獻貢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絕，似乎不近人情。因為進貢者“分屬大僚，上下聯情，勢難概斥，伊即奏進，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享樂之門一旦打開，就注定隻能越開越大。
專製體製下成長起來的大臣一個個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實上，他們用在工作上的心思遠遠沒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惡上的精力多。全帝國內所有的高級官員都從這道諭旨裏讀懂了皇帝的心聲。從此，為皇帝準備貢品，就成了他們分內一個重要的，甚至是最為重要的工作。時間不長，他們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鍾表、字畫和古玉，最討皇帝喜歡。另外，扳指、鼻煙壺、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粵海關提督李永標、廣州將軍李侍堯進獻了一批貢品，主要有紫檀鑲楠木寶座、紫檀鑲柄木禦案等數種。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鑲玻璃洋自鳴樂鍾一座”和“鍍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來說，進貢既然是大臣給皇帝送禮，內容當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發表意見。然而這次貢品送上之後不久，皇帝很罕見地就貢品問題發布了指示：“此次所進鍍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後似此樣好得多覓幾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於端陽貢進幾樣來，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