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過時的火繩槍與他們較量。
二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1）
出使中國這一年，馬戛爾尼勳爵55歲。從27歲作為特使被國王派往俄羅斯起，他已經從事外交28年了，曆任愛爾蘭事務大臣、格林納達總督和馬德拉斯總督，早已經是外交界骨灰級人物。漫長的外交生涯已經使他厭倦。“後來政府委他做孟加拉總督，他辭不就任。就權力和報酬而論，孟加拉總督是大臣所能推薦的最高職位了”。（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不過出使中國這個任命，卻令宦性已淡的他一下子興奮起來。“到北京訪問這個工作對一個熱心追求新鮮事物的人來說是太有吸引力了。因此當政府剛一向他示意，他立刻欣然表示接受。”（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原來，馬戛爾尼勳爵是一個“中國迷”。事實上，那個時代的歐洲，每一個貴族沙龍裏都會有一兩個中國迷。
從羅馬時期開始，歐洲人就對中國懷抱著濃厚的好奇心。通過越洋而來的絲綢，他們對這個古老國家已經展開了無窮的想象。對歐洲人來說，中國似乎是另一個星球上的國度，中國的一切，似乎都是那麼神秘。人們傳說，在遙遠的東方絲國，人們從一種奇特的樹皮中抽取絲線，織出美麗的絲綢。（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直到馬可·波羅時代，西方人才真切地觸摸到了中國。1275年，21歲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穿越歐亞大陸到達開平府，在這裏見到了令世界震撼的蒙古大汗忽必烈。他向歐洲人彙報說，中國幅員廣闊、物產眾多、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
1522年，麥哲倫打通了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線。從那時起，一批又一批身懷傳教熱情的傳教士抵達中國。他們向歐洲寄回大量書信，彙報他們的驚人發現。傳教士們說，中國幾千年來一直由孔夫子的思想所指導，由開明君主們所統治，社會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勞而禮貌。這些說法令剛從中世紀蒙昧中覺醒過來的歐洲人眼界大開。一股“中國崇拜”的熱潮迅速燃遍歐洲。歐洲許多的大學者都對中國文化如醉如癡，他們認為中國的一切，從製度到道德，都比歐洲優越。伏爾泰在他的小禮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畫像，並且向歐洲人宣稱：“世界曆史始於中國。”萊布尼茨被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他認為中國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他的學生沃爾夫則認為中國就是現世的烏托邦。
馬戛爾尼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中國迷。他已經走遍了世界各大洲，從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國對他來講仍然是一個謎，一個讓他魂牽夢繞的謎。在並不知道自己將要出使中國的1786年，他已經在詩句中這樣表達了對中國的向往：
仿佛我遊覽中國幸福的海濱，
攀登她無比自豪的傑作萬裏長城。
眺望她波濤洶湧的江河，
她的都市與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過北方疆界，探研韃靼曠野，
不列顛冒險家從未到過的地方。（《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他曾經在夢中遊曆了這個世界上最神奇的國家，如今居然有機會讓夢成真，他怎麼會不激動萬分呢？
馬戛爾尼時代的歐洲正處於啟蒙時代。與現在的“歐洲優越論”相反，那個時代的歐洲在中華文明麵前懷有深深的自卑心理。在當時的歐洲著作中，我們能找到很多“當中國已經……時，歐洲還……”句式的表述。比如伏爾泰說：“當迦勒底人還隻是在粗糙的磚坯上刻字時，中國人已在輕便的竹簡上刻字。”就像今天我們動不動用“西方”來比照“中國”一樣，那個時代的歐洲知識分子正是用“中國”來批判“歐洲”。（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陷入了漫長的“黑暗的中世紀”。粗鄙而教條的宗教信念籠罩著歐洲的一切。“中世紀的精神狀況是愚昧無知地拜倒在教會的偶像——教條、權威和煩瑣哲學之前。”（約翰·西蒙茲《意大利文藝複興史》）
啟蒙運動意味著從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過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給了歐洲人許多啟示。歐洲人驚訝地發現，沒有教會的中國似乎處處比歐洲優越。與四分五裂的歐洲比起來，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一個統一的、安定的國度。歐洲任用貴族來管理國家，而中國則通過嚴格的考試製度，一視同仁地選拔文官。歐洲各國沉迷於狹隘的宗教教派之爭，而中國各教之間則相互寬容。歐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於縹緲的來世，中國的儒家學說因為不語怪力亂神而更顯理性。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中國人的世俗精神啟發了啟蒙思想家們高舉理性主義大旗，猛烈抨擊中世紀的神學教條。傳教士的書簡成了最熱門的讀物，精英階層的客廳裏，人人談論孔夫子的學說、中華帝國的悠久曆史，甚至還有聖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傳教士們說，中國的政治體製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為它建立在父權這個神聖的自然法則之上，法律與倫理道德融為一體。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構成了中國這樣一個全新的道德世界。這令一直激烈譴責天主教會的伏爾泰如同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他讚揚中華文明偉大的奧秘在於其貫穿了理性與道德的原則。他說，中國人“具有完備的道德學，它居於各科學的首位”。他在《哲學辭典》的“光榮”條目下讚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樣，當時的許多學者號召歐洲向中國取經。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萊布尼茨甚至這樣建議：“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於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
當然，關於中國的聲音並不是一邊倒的，也有人對傳教士的書簡做出了另一種解讀。啟蒙時代熱愛自由的歐洲人對任何一點專製的信息都極為敏感，不幸傳教士書簡中有許多這方麵的暗示。孟德斯鳩就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千年不變和社會穩定是專製控製的結果。
百科全書派主持人狄德羅和伏爾泰一樣，十分推崇孔子的理性和務實精神，不過卻對中國人的父權原則提出質疑。他認為，對父輩的盲目服從，隻能產生縱容父輩錯誤、剝奪兒輩自由的惡果。
另一位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對中國文化優越性的疑問：如果中國文化果然這麼輝煌，何以一再被異族統治呢？“如果無論大臣們的見識或者法律所號稱的睿智，或者那個廣大帝國的眾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們免於愚昧而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的話，那麼他們的那些文人學士又有什麼用呢？他們所堆砌的那些榮譽又能得出什麼結果呢？結果不就是住滿了奴隸和為非作歹的人嗎？”（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餘建華《17-18世紀西歐啟蒙思想家的中國文化觀探略》；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對同一個國家，人們的判斷和評價如此兩極，讓人莫衷一是，也讓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迷惑不已。中國到底是天堂還是地獄？再過幾個月，一切都將真相大白。
經過九個月的行駛，英國使團終於抵達了中國海麵。
乾隆盛世是中國史上的登峰造極，一直為後世所豔稱。為了向遠人展示帝國的富庶繁榮，皇帝更是精心準備，一擲千金。那麼，這樣一個空前絕後的傳統盛世，在英國人眼中是什麼樣子呢？
英國人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眾多和市井生活的繁榮。從馬可·波羅時代起，這一點就一直為歐洲人所驚歎。關於中國的人口，長期以來在歐洲是一個謎。馬可·波羅說，汗八裏城（元代蒙古人對大都的稱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數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馬可·波羅遊記》）這已經讓歐洲人產生懷疑，明清時傳教士的說話更令人難以相信：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會集中在一個國家之內，而這個國家的麵積雖然廣大，也不過是整個陸地麵積的十二分之一。不過英國人的訪問為歐洲得出了定論：“人們給予這個國家人口數量的上限不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實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二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2）
人口眾多的最有力證明是自然資源的稀缺。英國人剛剛抵達中國就感覺到了這一點。
1793年7月初，英國艦隊抵達第一片中國領土舟山群島。由於遇到落潮，“克拉倫斯”號隻得在一個叫六橫島的小島邊拋錨稍停。英國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時間上岸對中國領土進行第一次的觀光”，於是他們爬上了六橫島。爬過海邊陡峭的石壁後，他們在山下發現了一塊人工填海填出來的小平原。很顯然，為了造出這塊小平原，本地的居民們沒少費力氣。“為了防止海水的衝洗，前麵築了一條三十呎高的土堤。但這塊平原的麵積並不大，我們懷疑花費這樣大的力氣搞出這麼小的一塊土地來是否合算。平原上種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就是展現在英國人麵前的典型中國國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這有點出乎英國人的預料。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國固然人口眾多，但同時疆土也極其遼闊。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壓力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
隨著後麵行程對中國的深入，他們越來越體會到土地對中國人的珍貴：
中國的全部土地，隻有極少數例外，主要是種植人吃的糧食。中國沒有大的牧場，也沒有專為種植牲口吃的燕麥、豆類和蕪菁等等。除了皇帝的禦花園外，全國很少公園和其他公共娛樂遊玩地帶。中國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國沒有公地。大地主們也不肯劃出大塊土地來不事生產而改作娛樂或者運動的場所。所有耕地從不休耕。（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確實，傳統中國似乎從來沒有“公園”和“休耕”的概念。土地在我們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產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
曆史學家們認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實際的人口數比政府統計的還要多。乾隆晚年中國人均耕地的樂觀估計是3.5畝，而同時期的英國，人均占有耕地10畝，是中國的3倍。此外，當時英國還有800萬英畝荒地，也就是說，全英國每人尚能擁有1英畝（合6畝左右）的土地儲備。整個歐洲情況與英國相似，“歐洲是一個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區，它從來不缺少可耕地”。（謝和耐《中國社會史》）了解了這個事實，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英國人對中國的耕地緊張狀況如此驚訝了。
從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國人就開始持續不斷地驚歎中國的人口眾多。使團總管巴羅說：“要說有什麼令人驚歎的話，那就是人口之眾多。自到達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擁到岸邊來。”（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處，大路邊總是站滿了看客。根據一路上的見聞，副使斯當東判斷，中國的人口密度比歐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還要多1/3。也就是說，馬戛爾尼到中國時，中國人口估計在3.5億左右。
英國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緊張繁忙和商業的興旺發達。
到達舟山群島後，不熟悉中國海況的英國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幾天，為的是等中國官員為他們尋找到北上的領航員。
利用這個時間，他們來到一裏地之外的一個小縣城——定海觀光。
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定海在他們眼裏是一個小而繁榮的城市。“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過較小一點……城內服裝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陳列布置得相當講究……整個城市充滿了活潑生動的氣氛。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須做工。事實上人人都在勞動，無人過著寄生的生活。我們看到男人們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們在商店裏購貨。”（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一群金發碧眼的怪物出現在東方小城的街頭，我們可以想見其轟動的程度。“無數好奇群眾爭先恐後地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最後走到一個廟宇裏去躲避群眾。”巴羅的描寫總是更生動：“人人都想把頭伸到轎窗前來滿足一下好奇心，咧著嘴笑嘻嘻地喊一聲：紅毛！”（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這些睜大眼睛好奇地盯著英國人的定海百姓哪裏能想到40多年後將要來臨的災難。
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小縣城已經令英國人對中國商業的高度繁榮和中國人在人口壓力下的緊張生活有所了解，後來中國的其他城市，特別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給他們的印象當然更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後，使團船隻繼續北上，抵達大沽口。在這裏，他們換乘吃水淺的中國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來到北京，英國人馬上被迎麵而來的商業氣息拍了個跟頭。副使斯當東說：“（北京東郊）鋪石的街道上擠滿了人。商店，作坊和顧客之多，處處表示出興盛繁榮的氣象。”“街道上的房子絕大部分是商店，外麵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門外掛著角燈、紗燈、絲燈或者紙燈，極精巧之能事。商店內外充滿了各種貨物。”（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巴羅的記載則更加詳細生動：
穿過城門走上那種大路之後，我們眼前馬上就展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兩旁各是一溜屋宇，全為商鋪和貨棧，門前展示著各自的獨特貨物。商鋪前一般都豎著大木柱。柱頂高過屋簷，柱身刻著鎦金大字，標明所售貨物以及店主的誠信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