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匠作如補鍋匠、剃頭匠、鞋匠和鐵匠，賣茶、水果、米飯和其他吃食的攤販，以及商鋪門前展示的貨物，把一條寬闊的大路擠得隻剩中央一線。
……一切都在移動。大路兩側也塞滿了巨大的人流。或買或賣，或以貨易貨，各取所需。眾聲喧嘩，既有小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爭吵……捧貨筐的小販、演雜技的、變戲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醫生、說相聲的和賣唱的，擠成一堆。（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國人是有著商業天才的民族，自古以來一直如此。雖然英國是商業大國，但乾隆時代中國國內商業的繁盛仍然令英國人大開眼界。雖然中國曆史上一直實行輕商主義，但中國人的商業本能從來沒有被熄滅過。事實上，每當天下太平之後不久，中國各地的商業都會迅速勃興。乾隆時期的商業繁盛在中國曆史上並非首次，不過由於其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財富基數，卻肯定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人目睹並見證了乾隆盛世的一個側麵。
馬可·波羅驚歎中國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18世紀末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卻驚訝地發現，與黃金遍地的傳說相反，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團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禮遇。剛到大沽口，兩名中國官員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數量之多令英國人驚訝，以至於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內容。這個見麵禮出乎英國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慣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團的出訪費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國後，他們卻意外地享受到免費而且極為豐盛的供應。過於豐盛的禮物似乎證明了馬可·波羅筆下中國超級富庶的記載。然而，運送食物的中國船隻載著那兩名官員剛剛離開不久，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麵就徹底改變了英國人的估計：因為中國人送來的食物過多，並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號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爭先恐後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幹淨後醃在鹽裏。”（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官員貫徹皇帝旨意，在一切環節中全力展示帝國的富強。但這一旨意畢竟沒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領會。他們關心自己的胃更甚於國家的尊嚴。這個細節一下子暴露了中國的尷尬。
事實上，在登陸中國後，英國使團一再震驚的，是這個外表繁榮富庶的處於盛世中的大國難以想象的貧窮。
他們首次注意到中國人吃狗肉。當然，不隻是狗肉，隻要是肉，中國人就吃：“狗肉是他們慣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慘中國人一向處於半饑半飽的狀態，樂於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
更令他們驚訝的是隨處可見的棄嬰。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隨時都有可能露出一隻蒼白的小手。棄嬰在基督教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屍體，身上沒有係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隻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仿佛那隻是一條狗的屍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很明顯，這是人口壓力和貧困所致。“極端的貧窮，無助的困苦，連年不斷的饑饉，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悲慘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響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並導致這一為習俗所鼓勵、又不為法律所禁止的慘無人道的罪行。”
中國人從來都是十分勤勞的。馬戛爾尼說：“在整個路途上，我沒有見到一塊土地不是用無限的辛勞來加以耕作，來生產它能夠生長的每一種糧食和蔬菜。”“中國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獲，農民們擠在一塊狹小的平地上，密集地進行勞動，精心選種育苗，進行精耕細作。事實上，乾隆年間的農業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巴羅則估計糧食的收獲率高於英國，他寫道：“在中國麥子的收獲率為15∶1，而在歐洲居首位的英國為10∶1。”
然而，人口的過度增長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饑餓的盛世。馬使團的來訪有力擊破了馬可·波羅以來一直流行在歐洲的中國富強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馬爾薩斯後來在《人口論》中用中國作為典型例子來論證人口無限製增長的可怕後果：
在一些國家，人口似乎受迫，人們習慣了靠盡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這樣的國家一定曾有這樣一些時期：人口不斷增長，而生活資料卻毫無增加。中國看起來符合這種描述。假如我們所得到的對它的描述可信的話，那麼下層階級的人民習慣於靠盡可能少的食物生存，並樂於食用歐洲工人寧死也不願意吃的泛濫垃圾……這種境況下的國家必然會麵臨饑荒。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中國政治上的貧困。
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隻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裏，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對於社會的強烈兩極分化，中國人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國家並不都是這樣。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
18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中產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19世紀的民主改革等，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隨著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
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裏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實際上，中國隻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中國的專製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對於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致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尊重。而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內容。英國人認識到，個人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洛克就說，財產權與個人的自由有著直接的關係。財產權不是一種物的關係，而是一種道德的關係，一種與因果關係相聯係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係。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財產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後得出結論說：
中國所有的有關財產的法律確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隻有這種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於聚積財產。對權勢的貪欲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於執法官員有權淩駕於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馬戛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他說，是專製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進步隻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幹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財產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著大土地產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產業。他寫道：“在中國確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
在那些推崇中國政治的歐洲學者的著作中，中國社會的和平、穩定、井井有條一直是他們讚美的重點。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是民權、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國。“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鄭鳴謙《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儒學”鏡像》）
與傳說中一樣的是，英國人看到的中華帝國的政治秩序確實十分井然。
整個中華帝國的整齊劃一令英國人驚歎不已：“自進入中國境內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麵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麵上，遵守著一個統一的政治製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於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於歐洲：
“皇權的鐵掌威懾著一切不守秩序破壞法紀的行為，全體使節團成員感到絕對的保障。”（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內秩序井然。“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華帝國的組織能力和政治效率也令人印象極深。英國人原來擔心自己帶來的數量眾多、體積巨大的禮品在陸地運輸過程中一定會損壞幾件。然而，在清帝國官員的有力組織協調下，整個運輸任務完成得非常漂亮：“我們的包裹總共有六百多件，形狀大小不一，盡管有多次裝卸、轉駁，到達京城時卻沒有丟失或者損壞一件。”“的確，這兒一切似乎隻要朝廷一聲令下就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隨時得到執行，甚至是興高采烈地執行。”（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然而，與中國官員的交往，讓他們看清了這個帝國維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國人在山東登州府短暫停留。登州知府聞訊前來拜訪，“知府帶來了許多隨從人員，其中有一個人在知府問到他話的時候，立刻跪下來回答，這給英國人一個很大驚異。知府安然接受這種禮貌，似乎他們之間一向是這樣講話，這給英國人更大的驚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更讓英國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國官場的另一項規矩：在任何場合，上級都可能打下級的板子。
被扒掉褲子當眾打屁股，對英國紳士來講，是無法想象也無法容忍的恥辱。然而英國人卻發現，中國人對此卻司空見慣。
巴羅說：“在任何場合，隻要他們（中國官員）認為恰當，就以父權的名義，立即用板子處罰，無須預審或調查。”
這讓視個人尊嚴和榮譽為生命的英國人無法理解並且非常氣憤：“一個朝廷官員伸開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僅比他官高一級，這樣的情景對外國人來說也許顯得荒謬。這種卑劣的順從，這種人類靈魂的墮落，在任何場合都毫無怨言地將自己置於一個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惡意的體罰，而後還不顧加倍的廉恥與羞辱，居然去親吻那根教訓過自己的板子，目睹這一切，你無論如何也壓抑不住胸中燃燒起來的憤慨之火。”（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與歐洲截然不同的政治製度也造就了與歐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國百姓。
在英國人到過中國以前，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麵的。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萊布尼茨說：“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仆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麵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歌德說：“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比我們這裏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英國人發現在暴力威脅下生活的中國人的道德品質與傳教士所描述的大相徑庭。那些伺候他們的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奸詐，偷得快，悔過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別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顏無恥地欺騙我們。他給我們上兩隻雞，每隻雞都少一條腿。當我們向他指出一隻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著把少的雞腿送來了。”（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