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就變了：
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於政治製度，而不在於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製之下。”“中國朝廷有的是閑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國民。這樣的實踐足以證明，中國朝廷在這方麵有著豐富的經驗。”“……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作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於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在這樣的國度裏，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於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製統治。”這種專製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馬戛爾尼使團雖然沒有完成他們的使命，但它卻將大量的關於中國的情況帶回了英國。英使團為後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記錄。馬戛爾尼寫下了大量的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副使喬治·斯當東和約翰·巴羅，甚至一位仆從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們的隨行紀實，使團的畫家托馬斯·希基和製圖員威廉·亞曆山大還帶回了大量的中國風物畫與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麵紗。“這個使團最為重要的收獲，大概就在於它導致了有關中國知識的激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明確地標誌著英中關係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回國之後，英國副使斯當東編輯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以及使團隨行人員發表的各種報告在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西方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製，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製主義暴政的典型。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滯於農業”。（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黑格爾仔細閱讀了當時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關中國的文字，從翻譯到歐洲的《通鑒綱目》到傳教士們的《中國叢刊》。不過，馬戛爾尼等人的遊記顯然給了他最大的震動。
黑格爾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他認為，中亞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人類文明最早在那裏發源。希臘文化則是青年，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羅馬文化是壯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麼，中國文化是什麼呢？黑格爾說，是幼年。中國人在官府麵前的逆來順受給了黑格爾極深的印象。黑格爾認為，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是中國人內在精神的黑暗，中國是一片還沒有被人類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裏，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人還沒有擺脫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狀態。“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
很顯然，黑格爾的許多結論直接來自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的記載和判斷。比如他說，在歐洲，鞭笞是“加在榮譽上的一種侮辱”，“在中國就不同了。榮譽感還沒有發達，一頓笞打原是極易忘懷的，但是對於有榮譽感的人，這是最嚴厲的刑罰”。西方人對這種侮辱十分敏感，而“中國人就不一樣，他們認不出一種榮譽的主觀性，他們所受的刑罰，就像我們的兒童所受的教訓”。
黑格爾也認為棄嬰反映了中國人對生命權利的漠視：“自殺……和棄嬰，是經常性的，幾乎天天發生，顯示了他們對自己個人的不尊重，在總體上也是對人類不尊重。”
在《曆史哲學》中黑格爾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是徹底的、奇特的、最具東方性的東方國家。“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於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裏麵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係和天然義務。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係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因此，中國是一個隻屬於空間的帝國，“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千百年來在廣闊的土地上“重複莊嚴的毀滅”，而又在本質上毫無變化。
黑格爾的思考不乏理性的因素，在黑格爾之後，對中國的輕蔑成了歐洲聲音的主流。在馬戛爾尼造訪中國前，對於中國與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與輕慢侮蔑，歐洲人雖然心懷不滿但一直竭力隱忍。遵從強者邏輯的西方人知道，他們的祖先還生活在樹上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發明了紙張。這個偉大而強盛的帝國在他們心目中各方麵都是遠遠優越於自己的，他們有驕傲自大的資本。然而，馬戛爾尼的訪問使他們發現，多年來他們居然一直屈服於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這個國家“沉淪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貪贓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懼中，他們禁閉婦女，殘殺嬰兒，奸詐、殘酷、膽怯、肮髒，對技術與科學一竅不通，對世界一無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頂”。這讓他們感到奇恥大辱。“歐洲人好像大夢初醒。‘現在該是讓中國人名聲掃地的時候了！’批判貶低中國是一種報複。對自己受騙上當的經曆痛心疾首、惱羞成怒的歐洲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周寧《野蠻與文明：中華帝國的“東方性”黑暗中心》）
二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3）
妖魔化中國的大門從此打開。而這種妖魔化是為了適應帝國主義的種族征服性意識形態。從馬戛爾尼一回國，以武力教訓中國的聲音就開始在歐洲響起。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著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雖然並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馬戛爾尼認為：“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財產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麼亞洲農民和工匠的技術與進取心以及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從隨之而來的財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將會獲益，世界將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這種進步主義神話為後來的鴉片戰爭準備了思想武器。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鴉片問題》中為鴉片戰爭所作的辯護是一種極為典型的說辭，他說，國家衝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但是，那隻是在文明國家之間。而中國是個邪惡的、半野蠻的東方帝國，不用武力征服，就無法使頑固僵化的中國人開化。他強詞奪理地說：“（鴉片戰爭）標誌著文明推進的進程，知識與科學之光將穿透陰霾，照亮地球上這片最暗的地方。”
持有這種觀點的當然並非德昆西一人。衛三畏也說，中國人的頑固態度除了武力之外無法打破。中國人“在同外國人的一切來往中，保持著一種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輕視的態度，這種態度使得外國人除掉從中國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別無其他辦法，而這種屈服是那些稍有獨立地位的人所無法忍受的”。“這種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對於這種想法確實自以為是的印象，是他們周圍的一道高牆。這道高牆比北京以北的萬裏長城還要高些。武力似乎是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毀者。”“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戰爭（鴉片戰爭）可以說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國政府以平等地位來對待西方國家。”（《外國資產階級是怎麼看待中國曆史的》）
而丹涅特則直接認為，正是乾隆皇帝強迫馬戛爾尼叩頭導致了後來的鴉片戰爭：“戰爭的原因是叩頭！——是中國妄自尊大的主張：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條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間那種侮辱和卑賤的形式上維持和其餘人類的商業交往。”（《外國資產階級是怎麼看待中國曆史的》）
這當然是強盜邏輯。事實上，教訓中國的聲音之所以如此響亮，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馬戛爾尼對歐洲報告說，以武力教訓中國輕而易舉。
對這次英國人的來訪，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準備，而且還在武力炫耀方麵連篇累牘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軍方，凡英國人經過之處，都要全副武裝，列隊迎接，向英國人展示天朝強大的武力，讓他們開開眼，對天朝的強大有所敬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即英國人到來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長官：“著傳諭各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進口時，務先期派委大員多帶員弁兵丁，列營站隊，務須旗幟鮮明，甲仗精淬。”
在皇帝的設想裏，一連串的軍事檢閱一定會向英國人證明中國軍隊的軍紀嚴明，裝備良好，操練有素。大清軍隊在乾隆漫長的統治期間取得了無數輝煌的勝利，這樣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會讓英國人肅然起敬的。各地官員十分深入地理解領會了皇帝的指示，英國人每到一地，他們都派出最好的軍隊，進行列隊迎接。那麼，他們給英國人留下的印象是什麼呢？
抵達天津後，英國人發現在城外迎接的不止有直隸總督，還有一隊中國士兵。他們有弓箭手、火繩槍火和大刀手。他們一個個挺胸疊肚，全力展示東方人的武勇。然而副使斯當東卻注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幾個士兵的手裏除了武器之外，還拿著扇子……列隊兵士手裏拿著扇子，是一個奇怪現象。”中國軍隊的分列式表演沒有使英國人感到敬畏，他們發現，世界已經進入火器時代，而中國軍隊仍然停留在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而其戰陣戰法和精神麵貌，則停留於中世紀。
巴羅這樣描繪他見到的中國軍隊：
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隊出來迎接英國特使。如果天暖，他們手中操練的會是蒲扇而不是火槍。在另一些地方，我們看到士兵單列成隊，非常自如地雙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們的長官下令起立之前，他們都保持這種姿勢。如果我們的到訪是出其不意，他們總是一片慌亂，匆忙從營房中拿出節日禮服。他們穿上這些服裝後，與其說像戰場武士還不如說是跑龍套的演員。他們的繡花背心，緞麵靴子和蒲扇看起來笨拙不堪又女氣十足，與軍人氣質格格不入。
對於中國的武備，英國人極為輕蔑：
他們的大炮為數很少，僅有的幾門炮都破舊不堪。我都懷疑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來的，因為那些火繩槍便是。
這種軍事展示在英國人眼裏成了一個笑話。回到英國後，馬戛爾尼的話迅速傳遍了世界：
中華帝國隻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隻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沒有沉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
隻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海岸艦隊。
可以說，英國人在軍事方麵收獲巨大。除了對中國軍隊的整體評估外，他們還對中國的具體防務進行了考查。馬戛爾尼初步探明了從寧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從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對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國城市的防衛設施進行了細致觀察，為西方人後來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資料。比如他們曾這樣向英國軍方彙報定海的防衛設施：
城牆高三十呎，高過城內所有房子，整個城好似一所大的監獄……除了城門口有幾個破舊的熟鐵炮而外，全城沒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門是雙層的。城門以內有一崗哨房，裏麵住著一些軍隊，四壁掛著弓箭、長矛和火繩槍，這就是他們使用的武器。
斯當東的這些記載，是否對英軍選擇定海為攻打的第一座中國城市有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