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呢？反正在那次戰爭中，定海軍民雖然竭盡全力，毫不退讓，最終也不堪一擊。
鴉片戰爭的直接導火索當然是鴉片，這與乾隆皇帝也並非毫無關係。
“鴉片”是英語opium一詞的音譯。若追根尋源，此詞則是由拉丁語“汁液”一詞演變而來。而鴉片的另一個中文名稱“阿芙蓉”，則源於阿拉伯語“afyun”。正像兩個詞所表明的那樣，鴉片最早出現在中東和歐洲。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修紀》裏，鴉片就已經被描述成為“忘憂藥”。
事實上，早代唐代，中國人就已經接觸到這種藥物。當時中國高僧義淨赴印度取經，取回了真經的同時也帶回了“藥煙”（鴉片）。到了宋代，用鴉片煎茶已經是士大夫的一種時尚，故蘇軾詩中有“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之句。
不過，在清代中期以前，鴉片從來沒有成為人類之害，因為截至那時，人們吃鴉片隻有兩種方式，一是整個兒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摻上其他藥品，煎湯喝掉。這兩種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癮。
鴉片成為一種令人難於抗拒的毒品，是從爪哇、蘇門答臘一帶發明用槍管灼火吸食鴉片的方法開始的。清代初年，荷蘭人把這種吸法傳入中國。從此，鴉片在中國蔓延速度明顯加快。
早在雍正年間，鴉片成癮就已經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雍正年間，鴉片煙館已經出現在北京，吸食鴉片已經成為一種風氣。雍正皇帝在1729年頒布聖旨，禁止這種毒品：“興販鴉片煙者……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李圭《鴉片事略》）不過，由於中國本土種植鴉片極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國每年隻進口鴉片300箱，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鴉片真正成為中國的威脅，是在乾隆年間。
如前所述，在中英貿易中，英國人隻能用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從18世紀中葉起，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因此中國在中英貿易中的順差是驚人的。1765-176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連年不斷的巨大順差使得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據統計，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然而，世界上白銀產量畢竟是有限的。英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主要產自西屬美洲的上秘魯（Upper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對華貿易不斷增長，而銀礦的產量卻十分有限。中國對白銀的驚人胃口導致美洲很多銀礦麵臨枯竭。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英國人也心急如焚，急於找到打開中國市場大門的辦法。
病急亂投醫，他們想到了鴉片。
史載英國商人第一次向中國輸入鴉片，正是在乾隆初年。東印度公司員工偷偷把印度的鴉片運到廣州，頭次嚐試讓他們驚喜交集。每箱鴉片在印度的購價不過250印幣，而運到中國，售價竟高達1600印幣，一翻就是6倍多。很顯然，這是換取中國茶葉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潤的驅動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麵積種植鴉片，然後賣給中國人，用來交換中國茶葉的計劃。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這項計劃得到批準並開始實施。當然，乾隆對此一無所知。（《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不過，中國政府還是感覺到了鴉片貿易的不正常發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鴉片出口僅占英國貨物的1/8，到乾隆後期，鴉片輸入量已占輸入貨物的1/2了。中國社會上，吸食鴉片者的數量大大增長。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間的禁令，並且禁止煙具的輸入和販賣。
但是，與乾隆晚年的許多其他禁令一樣，這道禁令也成了一紙空文。“在中國，很少有花錢做不到的事情。”（《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這是外國商人的經驗之談。英國商人輕易地用行賄手段打破了海關的封鎖。事實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歡。因為禁令為海關關員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間。英國人後來記載道：“禁煙法令甚嚴，但送給主管官員金錢後，鴉片買賣卻可公開進行。”（《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因此，乾隆晚年，鴉片在中國上流社會已經成了一種公害。英國使團成員到了中國不久就發現了這一點。巴羅在書中這樣描述乾隆晚年中國社會上鴉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會的人在家裏沉溺於抽鴉片。盡管當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進口，還是有相當數量的這種毒品被走私進入這個國家……大多數孟加拉去中國的船都運載鴉片；但是土耳其出產、由倫敦出發的中國船隻所載的更受歡迎，價錢也賣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廣州道台在他最近頒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鴉片的種種害處……可是，這位廣州道台每天都從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鴉片。
當然，對這種坑人的買賣，英國人也心存忐忑。一開始，他們把這樁罪惡的生意當成病急亂投醫的救急措施，並沒有打算長期進行下去。他們還是寄希望於中英高層接觸，使中國打開市場，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必依賴這種非法的勾當。但是馬戛爾尼出使的失敗使他們的希望破滅了。東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進一步壟斷了鴉片的製造權，擴大了在印度的鴉片種植麵積。為了在華擴大鴉片銷售，他們甚至對中國吸食者的嗜好專門做了精心調查，力求鴉片的製造更適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馬戛爾尼使團失敗後，鴉片貿易數量迅速上升。據統計，1775-1797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鴉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則達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間興起的鴉片走私在幾十年後導致了中國財政的瀕臨破產。鴉片走私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方麵的長期優勢，中國從以前的順差一下子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嶼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萬餘兩。
1821年以後，鴉片走私激增，銀荒已從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國各地。而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每年的白銀流出量至少達1000萬兩，接近清政府每年總收入的1/4。鴉片戰爭因此變得不可避免。
在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當東。
1840年4月7日，英國的下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議題是：要不要向中國派遣遠征軍。漫長的辯論過程中，一位叫小斯當東的議員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視。在他發言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聽得異常認真。小斯當東以果斷的口吻說，通過他對中國統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認為戰爭不可避免：
當然在開始流血之前，我們可以建議中國進行談判。但我很了解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對這民族進行專製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認為，對中國的武力征服是必須的。
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麼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並且漸漸地在全世界都會如此！正在準備中的戰爭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它的結局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將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小斯當東的發言對議員們的選擇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發言結束後，下院裏響起了長時間的鼓掌聲。在後來進行的投票中，主戰派271票，反戰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說，如果再多5張反對票，鴉片戰爭就不會在那時爆發。
大部分議員都十分相信小斯當東，因為他13歲就到過中國，而且還曾經與乾隆皇帝親切交談，得到乾隆的特殊關注與喜愛。
原來，小斯當東正是當年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馬戛爾尼訪華時，13歲的他被作為“見習侍童”帶到中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小斯當東因負責為特使提鬥篷的後沿，也得以見到天顏。
在駛往中國的漫漫旅途中，小斯當東閑來無事，向翻譯們學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極強的，何況斯當東爵士的兒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許多日常對話。在覲見的時候，和砷向皇帝介紹，說這個小鬼子會說中國話。
刻板嚴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著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讓他講中國話。或許是因為孩子的謙遜，或許由於他講話的漂亮用詞使皇帝十分高興，後者欣然從自己的腰帶上解下一個檳榔荷包親自賜予該童”。
英國人沒感覺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手工繡成的錢包。但是在中國人看來，這卻是了不得的恩典。“賜給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說是一種特殊恩惠：東方人把皇帝身上帶過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視為無價之寶。”小斯當東自己也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保存著。（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回到英國後，小托馬斯·斯當東並沒有浪費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礎。中國之行激發了他的興趣，他繼續刻苦學習中文。
中文特長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5年後，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書記官，長駐廣州，幾年後就任總管專員，居留中國18年。嘉慶年間的1816年，他又參加了英國另一次對中國不成功的出使。這次出使徹底斷了英國人通過和平手段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念頭。1817年後，他返回英國南漢普頓，成為下院議員。
中國經曆在他心底結下了濃濃的中國情結。他終生喜歡中國事物。他在城裏修了一個中國式的亭園，起名為“古亭萊園”，其中的標誌性建築是一座仿中國樣式的燈塔狀古亭。古亭萊園的書房中藏有大量中國書籍。他用10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中英商業往來劄記》《1816年英國使團訪京紀實》《論中英關係及其改善之進言》《英中商務考察》以及譯著《異域錄》等。1823年他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ThomasColebrooke）共同創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這使他成為英國漢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漢學家。（《英國漢學史》）
這樣一個人當然在中英關係中最有發言權。濃厚的中國情結並沒有妨礙他向英國人建議進攻中國。乾隆皇帝的荷包也於事無補。事實上，中國之行令年少氣盛的他深感屈辱，從中國回來後，他就一再告訴英國人，對中國必須采取強硬手段，想通過和平手段讓中國人尊敬英國是不可能的。
從中國回來後，馬戛爾尼預言，一旦中國這艘巨艦受到攻擊，“它將永遠不能修複”。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貿易將受到擾亂……各國的冒險家都將來到中國，企圖利用中國人的衰敗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們之間將展開無情的鬥爭”。在這種對抗中，富的愈富，窮的愈窮。“英國靠著它的創業精神已成為世界上航海、貿易和政治的第一強國；從這樣的急劇變革中，它將獲得最大的利益，並將加強它的霸權地位。”
這是驚人準確的預言。
英國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在1842年通過戰爭一條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條約》的五點核心內容，與馬戛爾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
1793年馬戛爾尼提出，擴大英國在華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寧波、天津等處；1842年的《南京條約》第二條則規定，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等處為通商口岸。
馬戛爾尼要求，“英國水手須受約束，不宜與華人來往，懇求給予靠近廣州的一塊地段或一小島，以資使用，作為水手商人棲息養病之地，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謂小島，是曾經經過彼地、而且做了認真描述的香港島。《南京條約》第三條則規定，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馬戛爾尼要求結束公行壟斷，而《南京條約》第五條取消公行，任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在粵省貿易，向例全歸額設商行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準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馬戛爾尼要求中國公開固定的關稅稅率，按照中國宣布的關稅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征收。“並請將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條約》規定：“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當然，《南京條約》在馬戛爾尼的要求之外，還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國人以後來中國可以攜帶妻子。如果說其他各條都是在英國人的炮艦威脅下應允，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的話，隻有這一條被中國官員認為對中國很有好處。負責談判的中國官員耆英對皇帝解釋說，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嚴禁外國人攜家眷居住廣州，“立法本嚴”，但現在看來，這一規定也有弊端。因為外夷之所以難於控馭，正在於外國人在中國無所係戀。性壓抑使他們脾氣暴躁。現今允許外國人帶老婆住在中國，那麼他們就會聽話得多，因為“英夷重女輕男，夫製於婦，是俯順其請，即以暗柔其性”。英國都是女人說了算，用婦女的溫柔改變英國人的性格，以後就好打交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