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砷主政下，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由於官員集體腐敗，百姓民不聊生，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洋洋地舉辦傳位大典七天之後，川楚兩地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起義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時岌岌可危。
應該說，誅和砷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招。麵對如火如荼的起義烈火，乾隆帝隻知一味憤懣和仇恨，而嘉慶則能冷靜分析出大亂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慶自己所說：“白蓮教的起因，乃在於官吏多方搜刮，竭盡民脂民膏，因而激變如此。然而州縣官員削剝小民，不盡是為了自肥，大半也是為了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勒索屬員，也不盡為私貪，無非結交和砷。”“是以層層剝削，皆為和砷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嘉慶看得很清楚，腐敗已經成了關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問題。如果要熄滅起義的烈火，必須刹住朝廷上下貪腐相尚的風氣。而要刹住腐敗之風，就要從和砷抓起。
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顯示了皇帝把握和處理複雜政治局麵的政治智慧。
誅和砷的根本目的是扼製腐敗。在廣泛聽取官員意見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時代即以廉潔著稱的大臣進入了朝廷中樞，而和砷時代大部分省一級高官被撤換。“1799年（嘉慶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個身居要職的官吏中，六個被迅速撤換：他們是駐南京的總督、陝甘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和雲貴總督，以及漕運總督。次年又撤換了河道總督二人。”（《劍橋中國晚清史》）
借誅和砷的東風，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國興起，一大批貪官被揭露出來，受到嚴懲：湖南布政使鄭源濤公開賣官，並且定下官職售價，被定罪斬首；雲貴總督富綱在任內索賄，被判絞刑；湖北安襄鄖道台胡齊在鎮壓白蓮教過程中，貪汙軍需銀三萬兩，被抄家處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辦匪案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舉報，丟官罷職……
當然，大事中的大事，還是白蓮教起義。自從登基以來，熊熊燃燒的起義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著嘉慶皇帝。自從嘉慶元年白蓮教徒首舉義旗以來，湖北、四川、河南、陝西各省已經燃遍烽火，二十多個州縣被義軍控製。太上皇乾隆調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間先後花費軍費七千萬兩，可是起義烈火不但沒有被撲滅，反而有越燒越旺之勢。嘉慶深知，這是關係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鬥。事實上，他之所以不惜冒違反“三年無改”之教的風險，雷厲風行地全麵扭轉父親的政策，核心目標就是為了除掉這個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嘉慶非常清楚，導致軍事失利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貪汙腐敗。川楚軍營的黑暗、腐敗在嘉慶親政時已經發展到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統兵將領無不濫支軍費，有多少支多少。
和砷一倒，嘉慶就立刻傳諭諸將領：“從前帶兵大員，皆以和砷為可恃，迎合鑽營，虛報功級，坐冒空糧，不一而足。今和砷已經拿辦，伊等失其所恃，惟當以國事重，奮發有為。”
皇帝可不僅僅是嚇唬人。親政不久，皇帝就把陣前最高統帥經略大臣勒保撤職查辦。
通過百官的直言進諫，皇帝對軍隊中長期存在的權力分散、戰略失當、軍紀渙散等問題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充分掌握情況的前提下，嘉慶帝對軍隊進行了重大的人事調整。首先，他把鎮壓白蓮教的數股軍隊統一到一起，歸為五省經略大臣指揮，節製川、陝、楚、甘、豫五省軍務，從此，軍事指揮大權得到統一。
通過懲辦貪汙和人事調整，一個更強有力的後勤保障體係初步建立起來。經過不懈努力，鎮壓白蓮教的軍事戰爭終於出現了重大轉機。嘉慶七年（1802年）年底，額勒登保、德楞泰與四川總督、陝兩總督、湖廣總督等聯名，用黃綾表外、裏內朱紅的折子，六百裏加急馳奏：“大功底定，川、陝、楚著名首逆全數肅清。”鎮壓白蓮教的關鍵戰役取得了勝利，嘉慶帝激動萬分、熱淚盈眶。他的新政，終於結出了鮮豔的果子。
乾隆晚年以來死氣沉沉、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麵終於出現了轉機，漫天的腐敗烏雲中終於裂開了一線青天，鬱悶了許久的大清臣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新皇帝親政三年以來，他們對大清王朝的信心慢慢恢複。這個有膽有識的新皇帝，看來完全有能力力挽乾隆晚年以來的衰頹之勢，使大清走出後全盛時代的迷茫期，重回向上軌道。
帶著初政成功的喜悅和自得，嘉慶七年秋，皇帝騎著駿馬英姿颯爽地出現在了壩上。小時候，他曾經多次隨著父皇來這裏圍獵，古木參天的茂密森林，萬人圍獵的壯觀氣勢，獵虎鬥熊的緊張氣氛，讓他一直魂牽夢繞。因此，在鎮壓白蓮教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他馬上把“木蘭秋獮”提上了議事日程。聖祖康熙開創的這個旨在聯係外藩、保持武備的傳統活動，在自己即位後還一直沒有來得及舉行。今天，他終於可以一償夙願了。
然而，離木蘭圍場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異樣。這還是他記憶中的圍場嗎？圍場周圍的木柵東倒西歪，缺口處處。圍場裏參天的古木不見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個個驚心的傷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縱橫著運木大車的車轍，有的地方因為車輛過頻，儼然成了光禿禿的大路。處處是盜木者搭建的窩棚，地上經常出現燃剩的樹枝，有的還冒著微弱的青煙。很顯然，這是盜木者們生火做飯的痕跡。皇帝後來回憶他感覺到的震驚說：“百餘年秋獮圍場，竟與盛京、高麗溝私置木廠無異。”皇家獵場，居然成了盜木販子任意橫行的木材產地。管理人員的失職一目了然。
修養極佳的皇帝沒有立刻發火。他強抑怒火，按著父皇行圍的路線，帶領一萬騎兵中規中矩地打了一天的獵。過去，父皇每次出獵都能打到老虎、黑熊等猛獸，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動物更是數以十百計。可是他奔波了一整天，隻打到了兩隻小小的麅子！不是他射術不高明，也不是騎兵們不聽指揮，而是獵物太少了。一方麵是林場破壞，獵物逃散；另一方麵，盜獵者趁皇帝不來的這些年，一直在與皇帝分享這個皇家獵場。十分之九的麋鹿生獐等物，都成了他們的盤中餐。
回到熱河行宮，皇帝按舊例，把這兩隻麅子中的一隻供奉在後樓祖宗禦像前。過去，這座寬達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會擺上十多隻野獸，而今，卻孤零零隻擺著一隻小小的麅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會是什麼感想？皇帝感覺自己臉上一陣陣燥熱。
羞愧過後，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畢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麵已經一去不複返，朝政的敗壞遠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從努爾哈赤到乾隆，誰的治下會發生這種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複舊日的輝煌，看來不是一日兩日之功。
皇帝第二天停止了行圍，開始徹查圍場管理失職之事。以內務府有關官員慶傑、阿爾塔為首的十數名官員被處以降職、罰俸等懲罰。
這僅僅是無數讓皇帝驚訝的事情中的第一件，還有更大的意外在後麵等著他。
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皇帝由圓明園起駕回宮辦事。皇帝的車駕剛進神武門，一名衣衫襤褸的男子不知從哪裏衝了出來，直奔皇帝的禦轎，手裏還握著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發倉促，皇帝身邊龐大的扈從部隊居然沒有人做出反應，還是轎邊的定親王綿恩下意識往前一擋，用自己的袖子纏住了利刃。身邊的侍衛這才一擁而上，拿獲了這名男子。
這是大清開國以來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國曆史上，這樣的重案也屈指可數。按常理，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凶殺案。一個龐大的審問集團立刻組成，要揪出這個男子背後的黑手。各種酷刑都用盡了，審問的結果卻出人意料。
原來，這個案子還真是十分簡單，背後沒有任何主使。凶手陳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業人員，他妻子於去年去世，上有八十歲的癱瘓嶽母，下有兩個未成年的兒子，找不到生計，受盡欺淩，遂對社會產生仇恨。這一天他突發奇想，既然生不如死，為什麼不死得驚天動地。於是懷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宮而來。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宮衛兵並沒有按規定出現在崗位上，使他得以順利潛伏進神武門西廂房裏，差點完成了前無古人的壯舉。
這一行刺案反映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包括皇家守護部隊軍紀在內的官僚體係的政務廢弛，已經到了直接威脅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個，失業者的大批出現，說明社會已經無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長。百姓的生計問題，成了威脅大清朝穩定的根本政治問題。
成功平定白蓮教的興奮，因為這兩樁意外事件而消失得無影無蹤。親政以來，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戰場上。現在當他終於有時間細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蓮教起義不過是帝國軀體上的一個瘡口，大清王朝體內的病症，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隻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並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製下，都會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
雖然殺了和砷，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砷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砷，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汙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汙了四萬兩之多。
白蓮教軍報剛剛從他的案頭搬走，數不清的貪汙案卷又已堆滿了他的書桌。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麵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1805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幹部，按理說並沒有什麼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汙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汙的手段非常簡單，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大清王朝的監督體係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財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塗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汙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撥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於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裏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於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裏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製，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製數倍，甚至數十倍。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裏，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裏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麵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除了腐敗之外，大清王朝還有太多難題沒有答案。乾隆皇帝帶著“十全老人”的榮耀光榮地進入了曆史，他積累起來的一係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卻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嘉慶任內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麵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
乾隆朝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乾隆之後，雖然國力大衰，但是人口還是沿著它固有的慣性規律發展下去。嘉慶十六年（1811年），達到了3.5億。
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