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脫離土地，四處遊蕩，使得社會處於不安定的邊緣。數十年來聚集在楚、粵、贛、皖、黔等省的以數百萬計的無業流民，正是白蓮教起義的主因。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了，可是流民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起義隨時有可能再次發生。陳德行刺案是這個問題的最佳注解。
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財政危機。
由於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湧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然而，由於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也就是說，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四分之三。這是各級政府出現巨額財政虧空的重要原因。
財政危機又導致了亂收費問題的加重。
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各地政府隻能拚命向老百姓層層加碼，於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項目都出現了。雖然朝廷規定不加賦，各地政府卻利用各種借口，不斷加重農民負擔。農民承擔的額外稅賦比正稅要多出數倍、十數倍。各地百姓上訪的案卷堆積如山，然而官員們根本不以為意，因為“州縣亦熟知百姓之伎倆不過如此”，民與官鬥，永遠是輸家。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於激化邊緣，輕則民眾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則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於激變”。
責任心極強的嘉慶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禦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1802年）到嘉慶十年（1805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係的常態，貪汙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汙，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係中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低。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這個龐大的官僚體係已經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罵不怕，打不醒。他自認為已經非常淩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係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他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團上。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鬆柏蒼翠。嘉慶十年（1805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寢的隆恩殿中，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們留下來的遺物。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麼簡陋，皇太極用過的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著祖先創業的艱難曆程。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在東巡後寫了一篇《守成論》，其中談到了“改革”問題。他說，近來屢有官員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為祖製舊法已經不適於用，要求全麵更新。皇帝說，這是非常錯誤的一種思想傾向。他多次閱讀中國曆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製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種子。“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
他在東巡後的一係列文章中宣布“守成”思想，告誡滿朝大臣，對於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幹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症的補品。嘉慶自信耐心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係列“祖宗心法”。
皇帝說，現在的大清社會，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於製度不好，而是因為這些製度執行得不好。“間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製”，把列祖列宗關於“艱苦奮鬥”“勤政愛民”的教導忘於腦後，在貫徹規章製度時加入自己的私欲，致使政策變了樣、走了形。
皇帝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祖先艱苦奮鬥的精神一日不可丟。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全體文臣，當經常想想現在的生活要好於祖先創業時多少倍，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曆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麵臨的問題，用“祖製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曆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麵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製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製度的所有動力。
凡事物極必反，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係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製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製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問題。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裏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曆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曆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麼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主動打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曆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麵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但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裏。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皇帝說，“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於“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係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讚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曆事三朝，未嚐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對於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並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鹹豐年間，大臣張集馨與鹹豐皇帝縱談乾隆年間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鹹豐說，“老輩督撫要錢厲害”。意思是說，乾隆年間的方麵大臣都很腐敗。張集馨卻認為，乾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係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於老輩。這一說法，也適用於嘉慶時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製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製度、失靈的監督體係、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製度。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的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製製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製”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裏都還有貪汙，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汙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製“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曆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製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隻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後60年間隻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1805年）說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隻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也就是說，大地上所能出產的物品是有數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物品就減少了。所以道理很簡單，在人口增長的形勢下，每個人都必須以節儉為尚，社會才不至於起衝突。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資不被過分的剝奪，留有一線生機。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後來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為了應對人口問題，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製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