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們能夠穿越千年時空，在義熙十四年的隆冬走上彭城的城樓，看見那位矗立於寒風中眺望西北，痛哭失聲的身影，會從內心發出一聲悲涼的長歎：劉裕老了！
關中失敗的慘痛，正如城下那冰冷的泗河水，澆滅了這位精力已逐漸衰竭的五十五歲老漢體內那曾經如火焰般熊熊燃燒的進取心。從此以後，劉裕還活著，將由宋公變成宋王，再變成宋武帝，但那個氣吞萬裏如虎的英雄已離我們遠去。
這是劉裕一生中唯一一次重大失敗，給後人留下了兩個永遠爭論不休的話題：一、劉裕發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動機何在？二、假如劉穆之不死，劉裕有統一中國的機會嗎？
涉及此段曆史的多數文章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都大同小異：劉裕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並無統一天下的雄心。不過，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寬一點，不要隻盯著劉裕一個人，用相似的曆史作一下對比，就可以發現，這種說法的漏洞很大。
劉裕要取司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這和北伐沒有必然聯係，北伐成功對他建立新朝隻是一個有利條件，絕非必要條件。假如劉裕的目的僅僅是一個皇位，那他完全用不著發動這次戰爭。
在北伐後秦之前，劉裕已經對內平定桓玄與孫恩、盧循之亂，相當於兩挽東晉這座危樓於既倒，對外則攻滅了南燕和譙蜀兩國，並用外交手段收複十三郡領土。這樣的功勳實際上已超過了當年代魏的司馬氏祖孫，即使把篡位前司馬氏四代老板的政績加起來，也不能與劉裕相提並論，平定淮南三叛在性質上僅與劉裕擺平劉毅和司馬休之差不多，而他們對外也隻滅掉了一個蜀漢。
再看看劉裕之後，無論是南朝的蕭道成、蕭衍、陳霸先，還是北朝的高歡、宇文泰、楊堅，論武功均不能望伐後秦前的劉裕項背。尤其是楊堅，這位大隋的開國皇帝在篡位前根本就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功績，甚至還不如桓玄，但這並沒妨礙他成為這群篡位皇帝中的最成功者。從楊堅的成功，我們可以作相反的推想：假如桓玄稱帝之後的表現不是那樣差，也沒有倒大黴遇上劉裕這個煞星的話，楚朝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正統朝代，堂而皇之地被寫入二十四史。
如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推論：既然這麼多道行不如劉裕的篡位同行們，都可以順順當當地改朝換代，憑什麼功績已經淩駕於眾人之上的劉裕還得再滅一個後秦？
另外從劉裕回師後的具體行動也可以看出一二。劉裕東歸後，他的常駐地仍是指揮北伐的戰時大本營彭城，而非國都建康。他也沒有在其北伐成功，聲望最高的義熙十四年稱帝，而是又等了兩年，那時晉軍已在關中失利，劉裕的聲望已然受損。這些事實也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劉裕回來後並沒馬上把改朝換代當成第一要務；二、他要稱帝，其實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總之，劉裕回來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並不是為了篡位而回來，就像人吃飯是為了活著，但活著並不是為了吃飯一樣。
至於說劉裕不想一統天下，就像說某位窮人白手起家，打拚半輩子創立了一家公司，目的隻是為了當老板，並不想賺錢一樣，你信嗎？對已經是國家實際元首的劉裕而言，假如能夠完成統一，那麼最大的受益人是他自己及子孫，故而僅從利益角度來說，他也比那些“渴望統一的廣大人民群眾”更有掃平列國的動力。
假設上天格外眷顧，讓劉裕始終後顧無憂，放手於北征，他能開創一個統一的王朝嗎？
對於這個問題，北魏崔浩給出了回答：不能。理由有兩條：一是劉裕不能“行荊揚之化於三秦之地”，無法鞏固占領的地區；二是由於兵種、地形、氣候等方麵的差異，晉軍在華北作戰將是以短擊長，劉裕“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北魏軍）爭奪河北”。
這兩條理由有道理嗎？都有。但都無懈可擊嗎？恐怕也不見得。別的不說，就以崔浩服務的北魏帝國為例：當年拓跋珪稱王於牛川時，北魏隻是塞外一個落後的以遊牧經濟為主的國家，與中原在經濟、文化和製度上的差異，較之江東與關中，恐怕隻大不小，後來擊敗後燕，成功入主發達富庶的河北之地，並且站穩了腳跟，這一成功，難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於燕趙之地”？
當然，對於複雜的曆史事件不能簡單類比，要研究拓跋珪做到的事劉裕能不能做到，不妨仔細分析一下現存的資料，利用一些疑點進行推測，看看劉裕本來打算怎麼做？
劉裕對關中人事安排的一大疑點是他明明不信任王鎮惡，手下也並非沒有其他將才，為何還將關中防務這樣的重任交給此人？最常見的解釋是說王鎮惡在滅秦之戰中功勞最大，所以這次任命屬於論功行賞。
但這種解釋，顯然會在另一個重要人物身上說不通，這便是行政職務還在王鎮惡之上的安西長史王修。按兩漢至魏晉的習慣，長史為掾屬之長，而且後來王鎮惡被殺後，王修未經劉裕批準，就任命毛修之接任安西司馬之職，也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