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六月，劉裕接受他推讓了快兩年的“九錫”和宋公爵位，向從權臣到皇帝的大道上邁出實質性的一大步。
不久，不知是劉裕還是他的某個心腹，從哪裏看到了一條“昌明（晉孝武帝）之後有二帝”的讖文，這引起劉裕高度重視：假如這條讖文靈驗，那劉裕就不能從現在在位的安帝司馬德宗手上篡位，如果在這個昌明之後的第一帝身上下手，晉朝還會有“第二帝”來複辟，隻能等下一位晉朝皇帝登基之後才能篡位。但三十七歲的司馬德宗雖然傻，身體除大腦以外的其他部分卻還很健康，要等他自然死亡，還不知是猴年馬月的事，劉裕已經年近花甲了。沒辦法，劉裕隻好舍棄了司馬德宗這枚性價比很高的橡皮圖章，為晉朝再創造一位皇帝。
這年十二月十七日，劉裕派入宮中隨侍晉安帝左右的中書侍郎王韶之，乘平常照顧安帝起居的琅琊王司馬德文患病外出的機會，將晉安帝勒死於東堂。作為中國曆史上智商絕對是倒數第一的白癡天子司馬德宗的一生無疑是不幸的，口不能言，不辨寒暑，渾渾噩噩地出生，又渾渾噩噩地死去，從未享受過人生的樂趣。反過來細細思量，身處晉末的混亂時代，他的愚魯又未嚐不是他的大幸：假如他智力正常，像他的弟弟司馬德文一樣，在那個時代也不可能中興皇權，恐怕因為權臣們對他不放心，會死得更早。而他，不管經曆怎樣的天翻地覆與興衰榮辱，生命和地位如何岌岌可危，也從沒感覺到天位的沉重和朝不保夕的恐懼。僅就個人心理體驗到的幸福指數來說，他比弟弟幸福多了。
這個白癡純度達24K的“幸福”傻子當然留不下兒子，劉裕隨後宣稱尊奉大行皇帝遺詔，擁琅琊王司馬德文繼皇帝位，改明年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司馬德文後來被稱做晉恭帝，遜順事上曰恭，作為皇帝卻要“遜順事上”，他會有一個怎樣的未來，光從這個諡號也可以看出來了。
司馬德文一登基，就證明了他確實是“恭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正月三日，兄長司馬德宗屍骨未寒，司馬德文就下詔封宋公劉裕為宋王。劉裕扭扭捏捏地又推辭到七月份，才接受了宋王的封爵，將自己的駐地由彭城南遷至壽陽。
雖然劉裕改朝換代的進程就像切香腸，每次隻向前挪動一小步，但走到這裏，距離皇位也實在找不出什麼中間站，隻差抬腳邁最後一步了。
話又說回來，不管怎麼說，篡位如同臭豆腐，是一件吃起來雖然香，但聞起來讓人不舒服的事。要邁出最後這一步，最好能由別人提出倡議，避免弄髒自己剛洗白的鞋子。
於是到第二年年初，宋王劉裕在自己駐地壽陽的宋國王府舉行了一次宴會，宴請宋國主要官員。當酒宴漸入高潮，氣氛非常融洽之際，劉裕突然發話，給他的部下們出了一道很難理解的智力題：“當年桓玄篡奪帝位，顛覆國家，是我首倡大義，起兵重興晉室。而後，我南征北討，平定四方，建立功業，於是得蒙皇上下賜九錫，可謂榮光無限。但我如今年已老邁，地位又太過崇高，世間萬事，都忌諱過於滿盈，否則不能長久。我現在隻想將王爵奉還皇上，回京城養老，以安晚年。”這段莫名其妙的話讓在座的多數官員聽得莫名其妙，隻是本著油多不壞菜的原則，一個勁地給劉裕歌功頌德。
說實在的，筆者作為一個讀史的後人，雖然很清楚劉裕此時想要幹什麼，但還是很難看出他這段話與他想暗示的意思之間究竟有何聯係。
好在劉裕的手下可不都是筆者這樣的笨蛋，從來不乏聰明人，比如晉朝名臣傅鹹的孫子傅亮。當天色漸暗，酒終人散之際，這位擔任宋國中書令的傅大人走出王府歸家，行至半途，突然心念一動，猛然領會了宋王想要表達的意思。於是他馬上掉頭，趕回宋王府。
不一會兒，傅亮見到了宋王劉裕，兩個人繼續打啞謎。
傅亮說：“我得回一趟京城。”
劉裕問：“要多少人護送？”
傅亮答：“數十人就夠了。”
言罷，傅亮告辭。在不明就裏的人看來，純粹什麼事也沒說，但對這兩位聰明人，這幾個字已經夠了。
傅亮再次離開宋王府，突見一顆彗星劃過長空，他不禁一拍大腿感慨地說：“我以前不信天象，如今天象卻果然應驗了！”
接下來的事，再沒什麼懸念，一切有條不紊地邁向改朝換代的快車道。四月，晉恭帝司馬德文下詔，征召宋王劉裕返回京城建康。劉裕留第四子劉義康鎮壽陽，以劉湛為長史，動身返朝。
劉裕一回到建康，負責逼宮工作的傅亮立即入宮，麵見司馬德文。這位服務意識非常到位的中書令大人，給司馬德文呈上了一份文辭華美的禪位詔書草稿。意思已經明確得不能再明確：陛下該幹的事已經幹完了，就連該說的話都不勞您再廢腦子，隻要照著原樣抄寫一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