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說話才能辦好事
有位西方哲人說過：“世間有一種成就可以使人很快完成偉業，並獲得世人的認識，那就是講話令人喜悅的能力”。讓我們記住他的話吧！
有家父子冬日在鎮上賣便壺（俗稱“夜壺”，舊時男人夜間或病中臥床小便的用具）。父親在南街賣，兒子在北街賣。不多久，兒子的地攤前有了看貨的人，其中一個看了一會兒，說道：“這便壺大了些。”那兒子馬上接過話茬：“大了好哇！裝的尿多。”人們聽了，覺得很不順耳，便扭頭離去。在南街的父親也遇到了顧客說便壺太大的情況。當聽到一個老人自言自語說“這便壺大了些”後，馬上笑著輕聲接了一句：“大是大了些，可您想想，冬天夜長啊！”好幾個顧客聽罷，都會意地點了點頭，繼而掏錢買走了便壺。
父子兩人在一個鎮上做同一種生意，結果迥異，原因就在會不會說話上。我們不能說當兒子的話說得不對，確實，便壺大裝的尿多，他是實話實說。但不可否認，他的話說得欠水平，粗俗的語言難以入耳，令人聽了很不舒服。本來，買便壺不俗不醜，但畢竟還有些私密的因素在內。人們可以拿著臉盆、扁擔等大大方方地在街上走，但若拎著個便壺走在街上，就多少有些不自在了。此時，兒子直通通的大實話怎麼能不讓買者感到別扭呢？而那個父親則算得上是一個高明的推銷商。他先讚同顧客的話（“大是大了些”），以認同的態度拉近與顧客的距離，然後又以委婉的話語說“冬天夜長啊”，這句看似離題的話說得實在是好，無絲毫強賣之嫌，卻又富於啟示性。其潛台詞是：冬天天冷夜長，夜解次數多且又怕冷不願意下床是自然的，大便壺正好派上用場。這設身處地的善意提醒，顧客不難明白。賣者說得在理，顧客買下來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唐太宗李世民曾經有過一段評論說：“語言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
確實，語言不僅是交際的工具，更是一門學問，一門藝術。有的人缺少“嘴”上的功夫，說話乏“術”，因此，言談表達往往“話不投機”，以致很難把事情辦好，有時甚至還會將好事辦砸。而有的人則能得體地運用語言準確地傳遞信息、表情達意，有的人甚至能點“語”成金，使所言收到奇佳的表達效果。
解縉陪伴明太祖朱元璋在金水河釣魚，不料一上午一無所獲，朱元璋深感失望，即命解縉“以詩記之”。這可是個風險極大的事。沒釣到魚乃是件地地道道的憾事，如果直錄其事激怒皇上，豈不是腦袋不保？但既然皇上有令，如果不錄，豈不是有意抗旨？不過，這難不倒解縉，隻見他稍加思索，便念出了一首漂亮的小詩：數尺綸絲入水中，金釣拋去永無蹤，凡魚不敢朝天子，萬歲君王隻釣龍。”明太祖聽了開懷大笑。請注意這首小詩，前兩句的確是“遵旨而行”的實寫，而後兩句則是巧妙的勸慰——釣不到魚，那是因為皇上至尊至貴，“凡魚”不敢上鉤。於是就這麼一“勸”，皇上樂開了花。
試想，如果解縉沒有出色的想像力，不善於用語言將其準確迅速地表達出來，是不可能取得既直陳其事又勸慰皇上並且保全自己性命這樣“一箭三雕”的效果的。
大哲學家老子曾經說過：“美言可以市。”意思是：如果一個人善於駕馭語言，便可以用之去交換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不擅“說”道的人，可能就注定了要一輩子平庸，探諳說話之“術”的人，卻常常能在最不可能處扭轉乾坤。
元代的關漢卿因為編演《竇娥冤》，得罪了統治者，官府要捉拿他治罪。關漢卿得知消息後，連夜逃走。途中，遇到幾名捕快。
班頭問：“你是幹什麼的？”
關漢卿順口答道：“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統領千軍。”班頭明白了：“原來你是唱戲的。”關漢卿又吟道：“或為君子小人，或為才子佳人，登台便見；有時歡天喜地，有時驚天動地，轉眼皆空。”班頭見他如此伶俐，出口成章，便問道：“你是關……”關漢卿笑道：“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裝誰像誰，誰裝誰，誰就像誰。”班頭本來愛看戲，特別愛看關漢卿編演的戲。知道眼前這人便是關漢卿。捉他吧，於心不忍，不捉吧，500兩賞銀便沒了。關漢卿看透了他的心理，便順口吟道：“台上莫漫誇，縱做到厚爵高官，得意無非俄頃事；眼前何足算，且看他拋盔卸甲，下場還是普通人。”可能是這副對聯打動了班頭，他便對另幾名捕快說：“放他去吧，這是個瘋子。”
關漢卿就這樣脫了險。此外，我國曆史上還發生過燭之武妙語退敵的故事，也能給我們不少啟發。
公元前630年，秦國和晉國聯合進攻鄭國。秦軍駐紮在鄭國都城的東邊，晉軍駐紮在鄭國都城的西邊。在團團包圍之中，鄭國君主文公連夜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對策。
有個大臣說：“麵對兩大強國的左右夾攻，我國危在旦夕啦！但是，隻要我們能夠說服秦國退兵，敵手隻剩下晉國，那麼我國才能脫險。”
鄭文公急切地問他：“您說派誰去勸退秦軍呢？”
那人推薦道：“大夫燭之武。”
半夜，天空漆黑一團。在城東，鄭文公親自把燭之武送到城樓上，他命令士兵拿來一隻大筐，叫燭之武坐進筐中，上麵用繩子吊著，把他徐徐下放到城外的牆根。
燭之武偷偷地來到秦營中，一見到秦穆公就傷心地哭了起來。
秦穆公喝道：“你是什麼人？深更半夜哭什麼呀？”
燭之武說：“我是鄭國大夫燭之武，在哭我們鄭國快要滅亡了。”
秦穆公說：“你怎麼要到我們軍營裏來哭呢？”
燭之武說：“我也是來替你們秦國哭呀！”
“你這是什麼意思？”秦穆公好生奇怪，“我們秦國快要打敗你們鄭國了，怎麼要你來哭我們秦國呢？”
燭之武說：“我們鄭國的國土，和貴國並不相連。我們在東，你們在西，中間隔著晉國。所以，我國亡了之後，隻能被晉國占領。那時晉國就會比以前更強大，而貴國也就相對地顯得比晉國弱了。替別人打仗爭土地，最後又拱手送給人家，這合算嗎？再說，晉國的侵略野心；哪裏有滿足的日子，它東邊滅了鄭國，難道就不想向西邊的秦國擴張了嗎？”
秦穆公沉思了一會，說：“你說得對。”
燭之武說：“您如果肯解除對鄭國的包圍，我們鄭國從此一定心向貴國，做個‘東道主’，貴國使者在東方道上往來經過的時候，鄭國一定盡主人的責任，好好招待貴賓，這對你們沒有什麼不利啊！”
秦穆公立即答應撤兵，並且和燭之武歃血立盟。秦軍悄悄班師回國，還留下杞子等三位將軍，帶領兩千秦兵，替鄭國守城。
晉國文公見秦穆公不辭而別，隻得也下令撤軍。
燭之武巧妙地通過語言誘之以利，動之以情，曉之以害，說服了秦穆公，從而挽救了自己的國家。
可見，學會運用語言的威力，掌握說話的藝術，不僅是人際交往增進感情的催化劑，更是我們擺脫困境達到事業成功的保證。當然，好口才也不是天生而來的。一個善於說話的人，首先要不斷培養自己敏銳的觀察力，能深刻認識事物，隻有這樣，說出話來才能一針見血，準確地反映事物的本質；其次還必須有嚴密的思維能力，懂得怎樣分析、判斷和推理，說出話來才能滴水不漏，有條有理；此外，流暢的表達能力是必需的，再淵博的知識，沒有流利的話語作保證，也會失去它應有的本色。
有位西方哲人說過：“世間有一種成就可以使人很快完成偉業，並獲得世人的認識，那就是講話令人喜悅的能力”。讓我們記住他的話吧！
會說話是門藝術
從本質上講，我們應該把“說”看成是一種生存的技能，是一門藝術。
有些人對於“說”的理解總是難以做到恰如其分。一種是有“說癮”的人，以說為樂，不論大事小事與自己有關無關，滔滔不絕，盡管挨了不少白眼受了不少批評，甚至被冠以“懶婆娘裹腳布”的名號仍不以為意，依舊樂此不疲；另一種是“烏鴉嘴”，他們是天生的批評家，他們的眼裏沒有白米飯隻有沙子，即使是雞蛋也非要挑出個骨頭來，結果是人人反感；還有些人，專愛搬弄別人的是非，東家長，西家短，不免落個“長舌婦”的罵名。
實際上，“說”是用以表達自我、說服別人、溝通外界的一種手段。能說，不一定就要喋喋不休；會說，也絕對不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就像武俠小說中真正的高手沒有兵刃，摘花飛葉都能傷人一樣，真正會說的人很少長篇大論，常常是片言隻語，就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
從本質上講，我們應該把“說”看成是一種生存的技能，是一門藝術。既然是一種技能，一門藝術，就不是隨便想怎麼著就怎麼著的，也不是誰都能很好地掌握的。俗話說：“好言一句三冬暖，惡言半句六月寒”。不掌握一定的技巧，好話有的時候也會造成惡果，“好心”也成了“驢肝肺”。好鋼必須要經過回爐才能煉成，要想說得好，說得妙，不經過頭腦的加工是不行的。諸葛亮能夠“舌戰群儒”，在眾英才中“口若懸河”，靠的不是伶牙俐齒，而是“思如泉湧”。因此，要學會“說”，要隨心所欲得心應手地運用“說”，你必須要深入地進行思考，謀定而後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斯大林，由於受反常的“自我尊嚴”的驅使，變得很難接受別人的意見。“唯我獨尊”的個性使他不能允許世界上有人比他高明。莫斯科保衛戰前夕，大本營總參謀長朱可夫將軍曾建議“放棄基輔城”，以免遭德軍的“合圍”。這本來是一個很有戰略眼光的建議，但斯大林聽不進去，當麵罵朱可夫“胡說八道”，並一怒之下把朱可夫趕出大本營。不久，基輔果然遭德軍合圍，守城的紅軍精銳部隊全軍覆沒。
但是，一度當了蘇軍大本營總參謀長的華西裏也夫斯基，卻往往能使斯大林不知不覺采納他的正確的作戰計劃，從而發揮傑出作用。
華西裏也夫斯基的進言策略非常別致。
在斯大林的辦公室，在斯大林與華西裏也夫斯基談天說地的“閑聊”中，華西裏也夫斯基往往“不經意”地“順便”說說軍事問題，既不鄭重其事，也不頭頭是道。可是奇妙的是，等他走了以後，往往能使斯大林想起一個好計劃。過不了多久，斯大林在軍事會議上陳述了這個計劃。當然，這個計劃實際上就是華西裏也夫斯基的計劃。
華西裏也夫斯基也在軍事會議上進言，但那方式方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他首先講三條正確的意見，但口齒不清，用詞不當，前後重複，沒有條理，聲音含混，因為他的座位通常靠近斯大林，所以隻要使斯大林一個人明白他的意見就行了。接著他又畫蛇添足地講兩條錯誤的意見。這會兒，他來了精神，條理清楚，聲音洪亮，振振有詞，必欲使這兩條錯誤意見的全部荒謬性都昭然若揭才肯罷休。這往往使在場的人心驚膽戰。
等到斯大林定奪時，自然首先批判華西裏也夫斯基的那兩條錯誤意見；斯大林往往批判得痛快淋漓，心情舒暢。接著，斯大林逐條逐句、清晰明白地闡述他的決策。他當然完全不像華西裏也夫斯基那樣詞不達意，含混不清。但華西裏也夫斯基心裏明白，斯大林正在闡述他剛剛表達的那幾點意見，當然是經過加工、潤飾了的。不過，這時誰也不再追究斯大林的意見是從哪裏來的。這樣一來，華西裏也夫斯基的意見，也就因為已移植到斯大林心裏，變成斯大林的東西，而付諸實施。事後，曾有人嘲諷華西裏也夫斯基神經有毛病，是個“受虐狂”，每次不讓斯大林痛罵一頓心裏就不好受。華西裏也夫斯基往往是笑而不答。隻是有一次，他對過分嘲諷他的人回敬道：“我如果也像你一樣聰明，一樣正常，一樣期望受到最高統帥的當麵讚賞，那我的意見也就會像你的意見一樣，被丟到茅坑裏去了。”
在整個“二次大戰”期間，斯大林在軍事上最倚重兩個人：一個是軍事天才朱可夫，一個就是華西裏也夫斯基。有人甚至說，軍事天才朱可夫之所以被斯大林倚重，從某種意義上看，正好與斯大林倚重大智若愚的華西裏也夫斯基有關，因為倚重朱可夫，也是華西裏也夫斯基的主意之一。
不論是曆史上還是現實中，都有很多華西裏也夫斯基，佩服他們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要跟他們學點什麼呢？
說話就好像是火把，當你在合適的時機以合適的方式說出合適內容的話時，你就像是在別人的屋裏點燃了火把，讓屋裏充滿光明，讓別人覺得溫暖。反之，你就像是在別人的屋裏點燃了火，傷了別人，也害了自己。
公元前378年，齊威王即位，據說他九年不理朝政。一天，他把一個叫鄒忌的人召去彈琴消遣。鄒忌隻是大談特談樂理，就是不奏曲。齊威王不高興地說：“您的樂理說到我的心坎裏了，但光知道這些不夠，還需要知琴音才行，請先生試彈一曲吧。”
鄒忌說：“臣以彈琴為業，當然要盡心研究彈琴的技法。大王以治國為要務，怎麼可以不好好研究治國大計呢？我撫琴不彈，就沒法使您樂意，怪不得齊人瞧見大王拿著齊國的大琴，九年來沒彈過一回，都不樂意呢！”
齊威王十分驚愕，和他大談治國的道理，鄒忌竟說得頭頭是道。於是齊威王拜他為相國，加緊整頓朝政。
這天早晨，身材修長、形貌漂亮的鄒忌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照了照鏡子後問妻子說：“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誰更美呢？”
妻子說：“徐公哪有您美呢？”
鄒忌想：徐公是齊國有名的美男子，自己哪裏比得上他呢？
他又問妾說：“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誰更美呢？”
妾說：“徐公不如您美！”
白天來位客人，鄒忌又把對妻、妾說的話再說了一遍。
那客人恭恭敬敬地說：“徐公確實不如您美。”
第二日，恰好徐公來訪，鄒忌對他橫看豎看，覺得自己哪裏有他美呢？
晚上，他想了又想，最後明白了：“妻子說我比徐公美，是偏護我；妾說我比徐公美，是怕我；客人說我比徐公美，是想得到我的好處。”
於是，鄒忌上朝對齊王說：“臣確實自知不如城北的徐公美，但臣的妻子偏護我，臣的小妾怕我，臣的客人對我有所求，所以都說我比徐公美。由這件事，我聯想到：我們齊國，地有千裏方圓，城有一百二十。宮女左右，沒有不怕大王您的；朝裏的大臣，沒有不偏護大王您的；齊國四境之內的人，沒有不對大王有所求的。這樣看來，大王所受的蒙蔽是多麼厲害呀！”
齊威王聽了鄒忌巧妙的勸諫，覺得很對，就下令說：“以後，不管是誰，凡是能當麵指責我過失的，可以得最上等的賞賜；能用書麵文字批評我的過失的，可以得中等的賞賜；能在大庭廣眾中非議我的，隻要讓我知道，就可得下等的賞賜。”
這道命令頒布後不久，文武百官紛紛上朝來向齊威王提出很多意見，齊威王吸收合理的部分，不斷改正自己的錯誤，一年之後，大家都覺得提不出什麼意見了。齊國因此漸漸強盛起來。
俗話說：以小知大，以小見大。能夠打動人心的話語往往是從發生的小事情引申出來的，這樣的話語既有親和力，又有說服力。鄒忌正是因為掌握了說話的藝術，所以他不僅能夠巧妙地說服九年不理朝政的齊王改正過去的錯誤，而且能夠聞過則喜，勵精圖治，使齊國走上富強之路。這不能不說語言的魅力確實不可小視啊！
語言精，事半功倍
要想使我們的想法能夠讓人牢記於心，就要做到表達精確，用最少的字表達最清晰的思想，做到語言平實、脈絡清晰、結構嚴謹。
一個人文字上的表達能力和語言上的簡潔表達，能反映出這個人本身的文化修養。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看起來很有風度和品位，而有的人初結交時覺得很有意思，再深入交往時就覺得華而不實，內心沒有什麼真正的東西。
不管是文字上或語言上的修煉，都是人內在的精華，是一種精神的完美體現，是成大事者必備的修為。它難以用固定的模式加以評論，也不能從別人的身上取來。它是自身的一種“潤物細無聲”的修煉，而且是要靠自己慢慢地體會與領悟。
文字與語言是人與人交往的基本工具，如果一個人連最基本的表達都達不到，還談什麼成大事。
事業上成功的人，他們的信函是行文簡練、內容全麵、主題明確的。別人需要兩頁紙的篇幅，他們隻要十行字就可以說得一清二楚。
很多人應聘失敗，得不到自己理想中的職位，就是因為求職信寫得亂七八糟，讓人不想再看第二眼。相反。一些人得到了理想的職位是一封整潔、嚴謹的求職信幫了大忙。
有經驗的人事部經理，在一大堆應聘材料中，隻會挑寫得簡潔、幹淨、一目了然的信看。
雖然沒有看見求職者本人，但從他風格獨特的信件中，就可以看出他的整個思想狀況。如果連一封信都寫得拖遝冗長、充滿自我吹噓之詞，怎會讓人相信他的能力呢！
在這裏先介紹一些意見，因為有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迷惑，他們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成功，不知道自己是否具備這種能力。
首先要看你是否具備這方麵的才能：說話直截了當，善於抓住問題的實質，而不是拐彎抹角、拖泥帶水。如果缺少這方麵的能力，那就可以肯定你做什麼都難以成功。
模棱兩可的人總是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他們辛苦勞作、四處奔波，最後卻一無所獲。而直截了當的人知道問題核心所在，能一舉擊中問題的要害。正是這一習慣，幫助他們獲得事業上的成功。
寫信時，要看你是不是能夠做到惜墨如金，做到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的境界。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發電報，每個字都需要花錢，力求用最少的字表達最豐富的含義。並且做到多看幾遍，多改改，盡量刪去多餘的話，做到字字珠磯、句句精煉。
通過學習簡潔的表達方式，可以改掉說話長篇大論的壞習慣。同時，這樣的練習也可以提高思維能力。如果用三言兩語就能表達出豐富的含義，你就成為了駕馭語言的高手，別人也會對你刮目相看。
這樣所做的一切就如同一位乳品工人告訴我們如何保存奶製品一樣。為了保證奶製品的質量，哪怕一小塊可能變酸的脫脂乳或其他雜質也要清除掉。
所以，要想使我們的想法能夠讓人牢記於心，就要做到表達精確，用最少的字表達最清晰的思想，做到語言平實、脈絡清晰、結構嚴謹。
其實，一個剛剛從事文學寫作的人，都應該牢牢記住這種思想，盡量在寫作中刪去每一個無益的字，使作品表達簡潔，短小精悍。
長期下去，這種嚴謹的寫作方法就會使作品充滿新奇，同時在不停地進行加工潤色的情形下，使自己的表達更有力、更清晰、更簡潔、更明了。
成大事者能用明白無誤的語句表達自己的思想，他們會刪除那些贅語和不必要的詞句，對每一個詞都精挑細選，對每一句話都精雕細琢，他們盡量讓每一篇文章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會因時間的推移而磨蝕了思想。
林肯駁斥道格拉斯的辯論、朗費羅的《生命之歌》、莎士比亞的不朽名作等等，並沒有因時間久遠而失去魅力。
現在我們就看一看林肯駁斥種族歧視者道格拉斯的精彩辯論：
我想耶穌基督並不真正渴望任何一個凡人能和天父一樣完美，“由於你天上的父是完美的，但願你也完美。”把這個樹立為標準，誰盡最大努力達到這個標準，誰就達到了道德完美的最高境界。所以我們要盡可能實現“人人生而平等”這個原則。即使不能給予每個人自由，至少不要做奴役人的事情
讓我們的政府回到憲法製定者們最初安放的軌道上來吧！讓我們把所有關於某個人或某個種族因為劣等所必須受歧視的詭辯統統扔掉吧！讓我們扔掉這一切，在這塊土地上團結得像一個民族，直到我們再一次站起來宣布：人人生而平等！
與語言表達相同的，凡是被稱為不朽作品的文章，都是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精心錘煉、謀篇布局，努力尋找到一種合適的表達方式。那些名垂千古的作品中每一首詩或每一個章節都是經曆時間考磨寫出來的。
正是因為語言簡潔能給作品注入一種經典的成分，從而使有些作家隻是因為某段精辟的話或幾行詩而聲名鵲起，而有的作家雖然著作等身，卻沒有什麼名氣。
由此可見，作品是深受讀者喜歡，還是如過眼煙雲，其決定性的力量在於作品思路清晰、表達流暢、語言簡練。
不管是憑短篇作品成為名流，還是通過長篇大論流芳千古。他們都是經過不懈的努力和反複的推敲，使其作品最終受到讀者的歡迎，使其人受到人們的愛戴。
有些人常常把英國小說家吉卜林取得的成就歸結於天賦。我們不能否認，吉卜林確實具有非凡的文學才能。
但是，有多少人會像吉卜林那樣，為了把意思表達得恰如其分、簡明扼要，在一篇文稿問世之前把它重寫八到十遍呢？
在一個人想成為著名作家，卻不具備著名作家才智的情況下，若再不願付出比他們更多的勞動，怎麼會寫出好作品呢？
許多人的毛病是沉溺於堆砌語言，讓華麗的詞藻掩蓋思想，冗長的篇幅讓人昏昏欲睡。他們應該認真想想特羅姆·愛德華的建議：“還有東西要寫嗎？如果沒有，趕緊打住。”
在一個作家還沒有對一個主題進行全麵的認識和深入的研究前，是不可能寫出有分量、能夠吸引讀者的文章的。
所以，你必須傾注滿腔熱情，投入全部的身心，去了解某一個主題，才能寫出好的作品。
隻有能把自己的真情實感自然流露出來，才能打動讀者，才能吸引讀者。
言語密才能無懈可擊
一個善於表達的人，必須是一個具有敏銳觀察力的人，隻有這樣，說出來的話才能既生動準確，又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質。
此外，還須運用標準的語言，具有嚴密的邏輯思維、豐富的詞彙、淵博的知識，具有自信心，對人誠懇等。隻有這樣，說出的話才有分量，才能起到強於百萬之師的威力。
要成大事，沒有好的口才，至少是一種遺憾。相反，一個人如果有果敢的行動，再加之良好的口才，就會盡善盡美，推動事業的成功。因此，口才也能打開一條成功的通道。
語言表達能力是一個人綜合能力的反映，從中可以看出這個人的知識、才能、閱曆和修養。不管他治學嚴謹還是做事馬虎，不管他思維敏捷、思想積極，還是思想懶散、不求上進，都可以從語言中看出來。
從一個人說話的內容和方式中，你可以看出他讀了哪些書、掌握了哪些思想；你可以看出他的擇友之道；你可以看清他的思想軌道、生活習慣；你可以知道他的所作所為和生活閱曆。可以說，談話中囊括了一個人的一切，不管他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掌握了多少知識，都可以從談話中得到反映。
一個人能力的大小，語言交際發揮著極重要的作用。良好的談吐可助人成功，蹩腳的談吐可令人一敗塗地。說話產生的效果天差地別，說話能力差者，成功將會與他拉開距離。所以，你必須努力鍛煉語言表達能力，隻有這樣成功才能伴你左右。
一個健談者會表現出各方麵的素養：機智靈活、思維敏捷、判斷準確、精力集中等等。同時，健談者還必須心胸開闊、慷慨大度，如果心胸狹窄、心存偏見，這些不良品質也會在談話中暴露無遺。
在交談時，應該充滿愛心，不觸及對方的難言之隱，不隨意公開別人的缺點與不足，應該對聽者表現出強烈的興趣，而不是用語言傷害對方。善於辭令者應該表現出縝密的邏輯推理能力、絲絲入扣的分析能力，有著自己的獨到見解。
在人與人之間交往空前頻繁，每時每刻都需要語言的現實社會中，掌握了說話的技巧，就等於找到了成功的鑰匙。
交談開創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人與人之間信息交流的先河。如果世界離開語言，那麼必將變得黯然無光，架在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橋梁也就會塌陷。
在中國漫長的曆史進程中，湧現出了無數諸如孔子、孟子、蘇秦、張儀等一大批憑“三寸之舌”就能“一言興邦，一言衰邦”的傑出遊說家。春秋時期出現的縱橫家，更是“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在西方國家，口才更受到重視。
一個人的才幹要被人認識，要被人了解，如果不借助口才，那結果是很難想象的。因為工作需交談，政治要辯論，學術需爭鳴，外交得斡旋，經濟上需談判，而這些無一不需要口才。
1980年美國總統競選中，裏根在底特律的演說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他說：“一天夜裏，我做了一個夢，夢中卡特走過來問我為什麼搶他的工作。我對他說，我不想搶你的工作，我隻是想做總統。”
這裏描述的“工作”意思是指做總統，而裏根偷換了概念，把卡特的總統身份轉換成了“工作”，讓人們對卡特的總統身份產生一種錯覺，強烈的幽默效果在變換中產生一種強烈的作用。
卡耐基先生舉過一個很生動的例子。
美國費城有一位青年為謀取職業，成天徘徊在費城的大街上，幻想著有哪位富人能發現他的“存在”。然而不管他做出怎樣引人注目的舉動，都毫無結果。
有一天，他突然記起歐·亨利的一句話：“在‘存在’這個無味的麵團中加入一些‘談話’的葡萄幹吧。”於是，他突然闖進著名富翁賈鮑爾·吉勃斯先生的辦公室，請求吉勃斯先生能擠出哪怕僅僅一分鍾的時間來見見他，並允許他講一兩句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吉勃斯先生破例接見了他。
起初，吉勃斯隻想與他講一兩句，然後將他打發走了事，沒想到兩人越談越投機，一直談了一個多小時。結果，吉勃斯先生很快替這個窮困潦倒的青年人找到了一份工作。
很顯然，如果這名青年繼續在大街上徘徊，而不去找吉勃斯先生談談自己的想法，他還是找不到工作。他正是通過自己良好的口才打開了一條人生通道。
俗語說“舌燦金花”，可見三寸之舌的功用，有時強於百萬雄師。但為什麼同樣的話在不同人講來就不一樣呢？這就需要一個人語言的準確度和表達能力等有效地結合。口才並非常人所謂的“耍嘴皮子”，它實際上是一個人綜合能力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