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侵略軍投降以後，蔣介石發動了新的國內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區軍民為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工作。12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派特使馬歇爾來華“調處內戰”。1946年1月，國共雙方代表正式簽訂《停戰協定》，並決定成立“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由共產黨、國民黨和美方三方代表組成，下設若幹執行小組，分赴軍事衝突地點進行“調處”，以實現停戰協定。張經武以少將軍銜被任命為第30小組代表。不久，他又接任“軍事調停處執行部參謀長”。2月，國民黨在東北不斷發動軍事進攻，張經武偕耿飆、許光達、李聚奎、王首道等同誌到達沈陽，進行調處。由於國民黨百般刁難，無法開展工作。6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麵內戰。8月，美國宣布“調處”失敗，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隨之結束。
1947年3月，蔣介石調動胡宗南部隊23萬人，進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這時，張經武出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參謀長，投入了保衛延安的偉大戰鬥。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站邊縣小河村召開中央前委擴大會議，討論了解放戰爭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以後各個戰場配合作戰的問題。張經武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他繼續擔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參謀長。1949年2月以後，他又先後擔任西北軍區參謀長、西安警備司令部司令員、西南軍區副參謀長等職，轉戰大西南和大西北，為解放大西南和大西北、奪取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立下了顯著戰功。
1949年9月，張經武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被選為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被任命為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兼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同時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
1949年10月，全國除西藏、台灣以外均已解放。因此，解放西藏，實現祖國大陸統一，就成了當時國家最迫切的任務之一。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從國內外形勢和西藏的特點出發，確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正確方針。西藏上層人士和百萬農奴熱烈擁護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1949年10月1日，班禪額爾德尼從青海致電毛主席、朱總司令，代表西藏人民表示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人民解放軍進藏，擁護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
1950年1月以後，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請他們派代表來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共商和平解放西藏事宜。但是，由於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和帝國主義勢力的阻撓，西藏地方政府遲遲不派代表來北京，並在昌都部署藏軍主力，妄圖抗拒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了昌都戰役，給西藏反動勢力以沉重打擊。這之後，西藏地方政府才決定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全權首席代表，凱墨·索南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為代表，前來北京進行和平談判。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派李維漢為全權首席代表，張經武、張國華、孫誌遠為代表，開始和西藏代表進行談判。雙方代表在友好團結的基礎上，經過20多天的協商談判，圓滿達成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協議的主要內容是：（1）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2）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3）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4）西藏的各項改革必須實行，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5）實行西藏民族內部的團結；（6）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 (7)依照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和文化教育事業。協議於5月23日在北京正式簽字。當日下午，毛主席接見張經武、張國華等談判代表時高興地說：“好哇，你們辦了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勝利，但這隻是第一步，下一步實現協議，還要靠我們努力。”第二天，毛澤東設宴慶祝《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簽訂。
協議剛剛簽訂，以達紮攝政為首的一小撮親帝國主義分子，勾結帝國主義，將達賴喇嘛挾持到亞東，陰謀把他帶到國外，以此對中央政府施加壓力，搞亂西藏局勢，阻撓西藏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及時分析了西藏地區緊迫的形勢，決定派張經武擔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迅速趕赴亞東，動員達賴回到拉薩。幾天過後，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會見了張經武，長談到深夜。毛澤東送張經武走出大門時，親切地囑咐說：“經武同誌，注意工作方法，統戰上層，愛國一家，一定要說服達賴回拉薩。”
回到家裏，張經武異常激動地對愛人楊崗說：“黨把這樣一項光榮任務交給我，是對我的信任和考驗，無論有多大的困難，我都要克服。”楊崗聽了，也深為丈夫受到黨中央的信任而高興，但她又為張經武單槍匹馬奔赴萬裏迢迢的祖國邊疆西藏而惴惴不安。於是，她決然提出：“我和你一塊去吧，也好照顧你的生活。”張經武深知當時西藏的複雜情況，便安慰地對她說：“你身體不好，暫時不要去，等打開局麵後再去吧。”
1951年6月13日，張經武帶領18軍聯絡部部長樂於泓、藏文藏語翻譯彭哲、通信員郝廣福等幾位隨行人員，帶著毛澤東給達賴喇嘛的親筆信匆匆上路了。西藏的氣候惡劣，環境艱苦，沿途空氣稀薄，風沙又大。張經武年近半百，身體比較瘦弱，加之西藏境內缺醫少藥，隨行人員建議張經武讓中央專門為他指派的劉醫師同行，張經武說：“後麵還有這麼多同誌，路上走的時間又長，更需要醫護人員。”
由印度噶倫堡到西藏亞東，道路陡峭，騎馬難行，張經武隻得徒步翻山，走了兩天後，有的同誌勸他休息一兩天再走，張經武總是回答說：“沒關係，趕路要緊。”在他的堅持下，一路沒有休息，於7月14日趕到了亞東。
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要見達賴喇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7月15日，亞東噶廈派噶倫然巴·土登貢欽等人來見張經武，提出了一個狂妄的相見儀式：達賴“升座”百官旁侍，張代表進去，達賴“下座”，迎接毛主席的信，再“升座”。然後，張代表在右排首席入座。張經武嚴肅地指出：這種把中央政府代表看成是西藏地方政府屬下的相見儀式，是本末倒置，不能接受。經過幾次爭論，雙方在相見形式上都作了適當讓步。張經武顧全大局，忍辱負重。他對同誌們說：“在政治上西藏地方政府要尊重中央人民政府，在宗教上我們要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習慣。”
7月16日，張經武來到達賴住地東噶寺，轉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並對達賴說：“你親自派代表到北京談判，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對於這種愛國態度，毛主席非常讚賞。”接著，張經武解釋了協議精神和簽訂協議的經過，並反複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統戰政策和宗教政策，要求達賴盡快返回拉薩，團結一致，實現協議。通過張經武耐心說服，達賴表示7月21日動身回拉薩。
7月23日，張經武從亞東出發。途經各地，群眾送來酥油、藏酒、雞蛋、羊肉和馬料，張經武看了心裏十分不安，他對群眾說：“你們送來這麼多東西，我非常感謝!但是，我不能收，我們是為解放西藏人民來的，絕不能給你們增加負擔。”兩位白發蒼蒼的老人緊緊握住張經武的手說：“這是我們的一點心意，請你收下吧!”張經武耐心解釋，謝絕了兩位老人的禮物。此後，張經武對隨行的幾位同誌說：“請你們多向群眾宣傳，盡量避免再發生這類事情。否則，會給我們執行黨的政策帶來不良影響。”
8月8日，張經武經過長途跋涉，到達拉薩，西藏地方政府在“吉彩魯定”(清代建築的接官亭)搭起帳篷迎接。許多穿戴整潔的市民一股勁地往帳篷裏擠，想見中央政府代表。張經武見此情景，挺身走出帳篷，站在凳子上向大家說：“你們想看我，並熱烈歡迎我，我表示衷心的感謝，今後我要長期住在西藏，見麵的機會一定很多。”張經武簡短的話語，博得了群眾的熱烈掌聲。
初到西藏，張經武整天奔波，廣泛接觸上層官吏、僧侶、貴族，向他們宣傳“協議”精神，解釋中共中央對建藏的方針政策，解除他們的思想顧慮和懼怕心理，即使對思想頑固的代理攝政魯康娃等人，也是耐心開導，曉以大義。對在北京參加和談的西藏代表，張經武也一一登門進行拜訪。
8月17日，達賴喇嘛回到拉薩，張經武主持了隆重的歡迎儀式。9月28日，張經武前往達賴夏宮羅布林卡，代表毛澤東向達賴贈送禮品，並就貫徹執行“協議”、歡迎班禪額爾德尼回藏、派特邀代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等問題進行了商談。最後，張經武對達賴說：“希望你給中央發個電報，對協議表示個意見。”10月24日，達賴終於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個人的名義，給毛澤東發出了致敬電，表示擁護“協議”。張經武又分別前往魯康娃、洛桑紮西、夏蘇、索康索巴、門堆色、公桑子、彭康等數十位上層人士住處贈送了禮品。
在做好上層人士工作的同時，張經武還經常深入僧俗人民群眾之中，進行調查研究和發放布施的工作。當時，拉薩的貧民乞丐充斥市麵，到處都有。在拉薩的街頭巷尾，在郊區，在一些草地上，在布達拉宮的山腳下，一個個肮髒破爛的帳篷，一個個碎石片堆成的穴窟，裏麵蜷曲著成百上千的乞丐。還有許多人連這樣的棲身之所也沒有，晚間就露宿在冷風淒雨裏過夜。在拉薩有名的八角街上，在各條巷子裏，布滿著跪在地上、爬在地上的乞丐，他們不住地哀號著、呼喊著，向行人乞討，其中有被砍去雙腳的人、有被削掉膝蓋的人、有被挖去雙眼的人、有被剁去雙手的人。目睹這個啼饑號寒的乞丐集市，目睹西藏農奴主殘酷野蠻的刑罰，張經武感到陣陣心痛，決定報告中央政府，向貧民乞丐發放布施予以救濟。
1951年10月中下旬，張經武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拉薩市區的貧民乞丐進行布施。消息傳出，西藏反動分子十分害怕，威脅貧民乞丐不準去領取布施，還造謠說這是共產黨的陰謀，接受了共產黨的布施要入地獄。對此，張經武嚴詞駁斥，並向群眾耐心解釋，適時揭穿了反動分子的陰謀。
發放布施那天，張經武來到部隊營房前的廣場，向前來領取布施的貧民乞丐講了話。他說：“藏族同胞們，今天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毛主席，給你們發布施。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對你們這種處境感到十分痛心，也表示十分關懷。這點錢隻能暫時救濟一下，不能完全解決你們的生活問題。大家要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就能有飯吃。今天西藏和平解放了，以後會有好的日子。”他的講話，多次被群眾的熱烈掌聲所打斷。1500多名貧民乞丐排隊領取了藏銀。他們激動得熱淚盈眶，聲聲感謝毛主席，感謝中央人民政府。此後接連數天，張經武又到噶丹寺、色拉寺、哲蚌寺等三大寺和大、小昭寺，向1.3萬餘喇嘛進行了布施。
1952年4月28日，班禪額爾德尼從西寧返回拉薩，張經武和西藏地方政府組織兩萬多人熱烈歡迎。張經武在歡迎儀式上致詞，對班禪額爾德尼為了執行“協議”，為了西藏民族的解放，光榮回到拉薩表示祝賀。
通過做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和對下層僧俗群眾發放布施，張經武一行很快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在西藏立穩了腳跟。
張經武作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還十分關心進藏部隊的紀律和生活。他剛到拉薩不久，就致電行軍途中的部隊負責人張國華、譚冠三、王其梅等，向先遣支隊提出了十條注意事項，其中指出：“進藏部隊全體人員要很好研究協議精神，成為宣傳協議、執行協議的模範，繼續發揚政策、紀律重於生命的口號，發揚吃苦耐勞的傳統作風；要著重宣傳帝國主義侵略剝削西藏人民的事實及人民解放軍鞏固國防之重要；進城應該整齊嚴肅，並帶國旗、軍旗，擴大影響；購買物資應該了解當地情況，與官方大商接洽好再進行；部隊外出應有組織地分成小組，三人一路，防止匪特利用流氓喇嘛暗害或挑起衝突；做調查時亦可采詢宗教喇嘛，以示尊重宗教；對反映康藏官兵及藏漢人民之間隔閡的材料應加分析，不要輕易判斷和表示態度，以免引起誤解或加深相互歧視；對藏軍可利用各種方式接近，借以聯絡感情，團結合作，協同鞏固國防；封建製度下的貴族官員自尊自大，要重視禮節，幹部要耐心，主動做上層統一戰線工作。”
張經武對進藏部隊提出的十項要求，得到了中共西南局的重視，並及時轉發到部隊，要求組織幹部認真研究，貫徹執行，為部隊順利進藏打下了基礎。
部隊飽嚐長途跋涉之苦，勝利到達拉薩。歡迎的群眾見到人民解放軍的嚴明紀律，都發出熱情歡呼：“文成公主來了！”“菩薩兵來了!”
部隊進藏後，有相當一個時期，糧食、蔬菜供應十分困難。張經武把毛澤東“進軍西藏，不吃地方”、“一麵進軍，一麵修路”的指示時刻記在心上。部隊一到拉薩，他就召開工委會議，作出了立即進行開荒生產的決定，抽調部分幹部、戰士，浩浩蕩蕩開赴拉薩河畔開荒種糧種菜。工委機關也辦起了“七一”農場，部隊還辦起了“八一”菜場。這一舉動，很快在印度報紙上得到反響：“這下共產黨不走了。”
為了盡快修好內地通往西藏的公路，張經武經常爬山涉水，來到公路勘測工地，與工程技術人員傾心深談，征求意見，尋覓理想的路線。1952年秋，公路勘測工程師鄧鬱清，攜帶勘測資料前往蘭州，向西北交通部彙報工作。臨行前，張經武把他請到家裏，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工程師同誌，我們朝夕相處已經大半年了，這裏的情況你都很了解。我們遠離後方，交通不便，糧食和其他物質供應十分困難，盡管中央正在從西南、西北組織力量趕運糧食，但路途遙遠，損耗很大，而且費用昂貴。從西南山雅安雇犛牛，從西北用駱駝運糧到拉薩，一年隻能往返一趟，其運費加損耗，一斤糧食比一斤銀子還貴。我們是在吃銀子過日子啊!”張經武的心情異常激動。他接著說：“從國防、軍事、政治、經濟和加強民族團結等方麵考慮，很希望從西北修出一條進藏的公路來，所以希望你回去後，向西北交通部領導和專家們呼籲，再派幾個勘測隊來完成這項使命。”
在進藏的最初幾個月，為站穩腳跟、打開局麵，張經武不避艱險，日夜操勞，幾次暈倒在地。即使在如此緊張繁忙的工作中，他仍不忘學習。他拜藏文藏語翻譯彭哲為老師，學習藏文、藏語，了解西藏的過去，調查西藏的現狀。他還風趣地說：“要想長期建設西藏，就必須學會吃糌粑。”
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簽訂和實施，觸動了帝國主義和西藏上層少數反動分子，他們相互勾結陰謀發動叛亂。因此，進藏初期一直存在著一場擁護決議與反對協議、維護祖國統一與分裂民族大家庭的激烈鬥爭。張經武堅持原則，堅持鬥爭。他把革命的原則性和鬥爭的靈活性統一起來，做到有理、有利、有節。
1951年冬，數以萬計的人民解放軍和內地幹部進入西藏，後勤補給的壓力很大，一個人進藏，就要八個人搞運輸。這一燃眉之急，使西藏上層少數反動分子認為有機可乘。於是他們四處搗鬼，妄圖把解放軍困死、餓跑。司曹魯康娃和洛桑紮西借機煽動說：“部隊來了沒有糧食吃，餓肚子比打敗仗還難受啊!”一些貴族也乘機囤積糧食，哄抬糧價。為此，部隊三番五次派代表與西藏地方政府噶廈進行商談，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忠實執行協議，幫助解決糧食困難。噶廈故意刁難，竟說：“你們軍隊一來，老百姓反映物價上漲，糧價提高了，叫我們到哪裏去搞糧食？”部隊代表當場予以駁斥：“你們高價從老百姓手中收繳糧食，把成千上萬鬥糧食堆在倉庫裏發黴變爛。有良心的老百姓都很清楚，究竟對誰不滿意。”經過一番激烈交鋒，噶廈不得不答應籌糧。為了打破對糧食的封鎖，張經武主持召開工委會議，決定采取“部隊分散、加強運輸力量、抓緊督促噶廈籌措”三條辦法。與此同時，一些西藏上層人士，對人民解放軍糧食困難的解決也予以了協助和支持。阿沛·阿旺晉美頂住噶廈的壓力，幫助部隊籌集糧食。他一方麵開倉取出自家的糧食，一方麵召集寺院負責人會議，出麵擔保，要各寺院為部隊籌集糧食。由於中共西藏工委的正確領導，加上部隊開展節約用糧及西藏愛國人士的支援，部隊的糧食困難逐步得到了解決。
西藏上層反動分子，見用封鎖糧食的辦法沒有把人民解放軍和進藏幹部趕跑，又使出新的花招。1952年1月13日，司曹魯康娃召集西藏地方政府的部分官員在原“外交局”二樓秘密集會，作出了“采取武裝行動，把解放軍趕跑”的決定。隨即又組織所謂“人民會議”，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公開提出反對西藏軍區和改編藏軍。
3月31日，“人民會議”以請願為名，糾集1000餘人，突然包圍了張經武的住宅桑都倉，並在四周的屋頂上架起機槍，一夥脅從分子，荷槍實彈布滿街頭。接著派出所謂“人民代表”向張經武請願，提出“解放軍撤出西藏”等無理要求，並立即要張經武作出答複。事態到了一觸即發的危險境地。張經武住地除少數工作人員外，隻有一個警衛班。為了避免武裝衝突，張經武沉著機智，一麵布置警衛班和工作人員嚴密警戒，嚴令不準開第一槍，一麵要“人民會議”選出代表進入桑都倉陳述意見。與此同時，張經武派人請來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部噶倫，本著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他嚴正指出：“這次叛亂，是有人在背後唆使操縱，參加叛亂的群眾是不明真相而被人利用的，他們沒有責任。”他責成噶倫們妥善處理這一事件。否則，因此而引起的嚴重後果，由西藏地方政府承擔。當天下午，包圍桑都倉的人群大部分漸漸散去。
4月1日，張經武寫信給達賴喇嘛和噶廈的全體噶倫，要求他們立即製止叛亂，解散“人民會議”。信中指出：“這種非法組織及其非法活動是破壞協議、反對祖國統一的罪惡行為，若不立即予以有效製止，勢必給西藏人民帶來嚴重後果。”張經武的信發出後，西藏軍區與西藏地方政府經過充分磋商，聯合發出了維持拉薩治安的布告。司曹魯康娃、洛桑紮西的破壞陰謀被揭穿了，但是，他們的非法活動卻沒有停止，而是更加猖獗。他們糾集“人民會議”的代表100餘人在印經院開會，繼續唆使“人民會議”分子包圍張經武住宅，繼續散布攻打人民解放軍的輿論。他們還唆使貴族官員經營的商店蓄意抬高糧價、割斷電話線、夜擊解放軍駐地和哨兵、襲殺解放軍外出人員、打罵解放軍衛兵、偷盜解放軍物資、向愛國進步人士發恐嚇信。形勢越來越嚴重，尤其在夜間，不斷聽到槍聲。張經武感到十分憂慮，如果不及時采取措施，“人民會議”的不法分子，將會鬧出更大的亂子，西藏人民將會蒙受更大的損失。他立即召開工委和軍區負責人會議，提出親自去布達拉宮，麵見達賴喇嘛，向他陳述事態的嚴重性，要求撤銷“人民會議”的幕後策劃者魯康娃和洛桑紮西兩位司曹的職務，力爭和平解決這一問題。
布達拉宮位於拉薩紅山之上，宮宇疊砌，氣勢磅礴，是曆代達賴喇嘛坐床、親政大典和進行重大宗教、政治活動的地方。這裏，藏軍密布，戒備森嚴，魯康娃和洛桑紮西兩位司曹也時刻守在達賴身邊。在這種情況下，張經武單槍匹馬前往布達拉宮，顯然是十分危險的。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的同誌們都為他擔心。但是，如果不去問題又難以和平解決。為此，與會人員進行了認真分析，認為張經武獨自闖宮有三種可能：一是兩位司曹暗下毒手，將張經武殺害；二是兩位司曹將張經武軟禁在布達拉宮，同時向駐拉薩解放軍發動進攻；三是達賴喇嘛接受張經武的要求，撤銷兩位司曹的職務。
為了實施和平解放西藏，為了全藏人民的利益，張經武決心冒險前往。他對同誌們說：“不論出現任何情況，去布達拉宮向達賴喇嘛當麵講明中央政府的態度和我們的立場，是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節原則的。這樣，既可以爭取團結達賴喇嘛和教育上層人士，也有利於廣大藏族群眾的覺醒。我們一定要做到仁至義盡，堅持和平解決的原則，堅決不打第一槍，萬一反動分子武裝挑釁，我們被迫進行自衛還擊時，就更加有理、有利。這次我進布達拉宮，有犧牲的可能。即使是犧牲了，也是為了革命，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為了換得西藏政局的長久穩定，我想也值得，也光榮。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問題盡往壞處想。根據西藏曆代記載，清代駐藏大臣有七十八任，被殺的隻有一任，那是乾隆十五年的事，隻因當時清朝在西藏沒有駐軍。此後，清朝在西藏派駐了軍隊，就再沒有發生過謀殺駐藏大臣的事件。現在我們有解放軍駐在拉薩，我作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的代表，去向達賴喇嘛表明中央的態度，量他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我殺害。再說，他們也沒有這樣的膽量。我估計軟禁的可能性大，如果我一時回不來，我將在布達拉宮宮頂，與達賴一同觀看同誌們自衛反擊的情景。我預祝同誌們反擊作戰的勝利。同誌們反擊作戰的勝利越快，我平安返回的可能性就越大。”他在發言時那種剛毅、樂觀的態度和短短幾個月時間就對西藏曆史如此熟悉，同誌們無不感到深深敬佩。與會同誌隻得作出決定，同意張經武前往布達拉宮。為了防止意外，軍區領導人命令部隊和炮兵營作好了充分戰鬥準備。
4月19日上午，張經武帶了一名翻譯、兩名保衛幹部和一個警衛班，前往布達拉宮。紅山周圍，宮殿內外，藏軍林立，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張經武鎮定自若，毫不畏懼。他把警衛班留在山下，帶著翻譯和兩名保衛幹部踏上石階，朝布達拉宮走去。在宮中東大殿張經武會見了達賴喇嘛，嚴肅而坦率地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態度，要求立即撤銷兩位司曹職務，解散“人民會議”。經過一番說理，達賴終於答應了張經武提出的要求，使問題得到了和平解決。
魯康娃、洛桑紮西兩位司曹被解職，與“人民會議”的鬥爭取得了勝利。但是，如何處理“人民會議”的其他代表，如何統一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和上層人士的認識，是緊關民族團結的大事。張經武本著慎重的原則，多次召開噶倫、仲伊、孜本會議，聽取大家的意見，進行耐心解釋。4月19日下午的會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士，出麵為兩位司曹求情。張經武百聽不厭，坦誠相告：“我和在座的各位，都是一個家庭的兄弟，我和兩位司曹之間沒有任何私仇。但是，我們要認識到，今天和兩位司曹是政治路線的鬥爭，是親帝國主義還是擁護大家庭、是執行協議還是組織武裝叛亂來破壞協議的大是大非問題。他們的罪過如此之大，絕不能原諒。中央政府提出意見，交達賴處理，隻辦此兩人，還是采取教育的態度，他們願意改造，轉變過來後，仍可在西藏地方政府為西藏人民服務。如果他們兩人誠心接受改造，我一定幫助他們去中央學習，並負責路上的安全及來往費用。”與會同誌為張經武這種堅持原則、維護協議、寬宏大度的態度所感動。
6月上旬，在拉薩審問了組織武裝叛亂的“人民會議”的12名代表，審問結束時，張經武作了長篇講話。他說：“今天審問的12個所謂‘人民會議’的代表，按照他們所犯的破壞協議、破壞漢藏團結、破壞達賴喇嘛的威信、組織武裝叛亂、危害國家統一、危害西藏人民利益的罪惡來說，應該嚴加懲辦的，但姑念他們是受帝國主義分子的欺騙利誘，上了反動分子挑撥離間的當，以及對於‘協議十七條’缺乏正確了解，所以本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本著寬大教育的方針，對於一切被欺騙、脅迫參加過‘人民會議’的人們，一律不再追究。希望西藏各界人民不要繼續受帝國主義和反動分子的挑撥離間和欺騙，各安各業，努力建設新西藏。”由於同“人民會議”的鬥爭及時得到正確解決，給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一個沉重的打擊，使西藏整個形勢由動蕩轉為安定，為團結藏族人民和開展全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這場鬥爭過去幾十年了，很多當時在西藏工作的老同誌，仍然記憶猶新，敬佩張經武不避艱險、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親身經曆這場鬥爭的楊一真在回憶這場鬥爭時說：“張代表那種堅定、果斷、大無畏的無產階級自我犧牲精神，使我永遠不能忘懷!”原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陳明義談起這段經曆時，揮筆寫下了“學習張經武同誌大智大勇的革命精神”的題詞。
西藏，地廣人稀，是我國藏族集中居住的地區，長期處於封建農奴社會製度之下，政教合一的僧侶貴族專政，統治著西藏民族，藏、漢民族存在著很深的隔閡。為使這個特殊地區的工作順利開展，毛澤東主席指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想到民族和宗教這兩件事，一切工作都必須慎重穩進。”張經武堅定地執行了毛主席的這一指示。他認真落實黨的統戰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領導西藏人民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開拓性的工作。
1951年7月，西藏三十九族地區獲得解放。這個地區共10個宗(縣)，與青海省玉樹毗鄰，住著39個部落人民，是把內地糧食、物資運往西藏的必經之路。由於曆史上這裏受西藏地方政府高壓政策的統治，雙方矛盾很深。在內部頭人之間，與青海玉樹之間，也常常因為爭奪群眾、地盤、草地發生衝突。因此，人民解放軍進藏物資的運輸也經常在這裏受阻。張經武發現這一情況後，立即對這裏的民族工作作出指示：“對於上層頭人及各派勢力之間存在的矛盾，要本著團結雙方的原則，進行說服教育和必要的批評鬥爭，使他們了解到我們是大公無私來幫助西藏兄弟民族的，從而達到使雙方都擁護我黨政策、積極實施協議之目的。在調解雙方矛盾中，決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否則，一方擁護我們，另一方就要反對我們。他們內部雖有矛盾，但在民族利益上又是一致的。由於藏族和漢族曆史上存有隔閡，弄不好，我們就會站不住腳。”在三十九族地區工作的幹部，按照張經武的指示，認真開展宣傳教育工作和上層統戰工作，組織文工隊、醫療隊，下鄉進行宣傳，給群眾免費看病治病。在宣傳和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及時召開全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統籌安排了上層人士及有影響的宗教界人士，吸收了各宗的宗本參加新政權，擔負一定的職務，使他們各得其所，從而促進了這個地區民族之間和藏族內部的團結，出現了全區穩定的局麵，保證了全線運輸通暢無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