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經武 (1906~1971)，曾用名張仁山。湖南省酃縣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春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央蘇區紅軍學校政治營營長，教導團團長，廣昌警備區司令員，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軍委第2野戰縱隊參謀長，陝甘支隊第3縱隊參謀長，軍委2科科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副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野戰軍參謀長，中共駐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副參謀長、參謀長，西北軍區參謀長，西安警備司令部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南軍區副參謀長，中央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張經武，曾用名張仁山，1906年7月15日生於湖南省酃縣（今炎陵）沔渡鄉下關村的一個農民家庭。祖父張光風，目不識丁，一生務農。家裏田山連片，生活頗為富裕。父親張千厚是個讀書人，由於不事耕耘，不理家務，家境開始破落，後來在縣政府警備隊謀得職業，勉強維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母親許氏，生下第四個孩子時因患“月家癆”而病故。從此，祖母含辛茹苦，節衣縮食，把張經武兄弟姐妹四人撫養成人。
張經武7歲進本村作新國民小學讀書，10歲進入鄉辦文華高小。1919年下半年，13歲的張經武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因家境貧寒，無法籌齊學費，隻學了一期就輟學回到家裏，學種田、習裁縫整整兩年。他廣泛接觸貧苦農民和各階層人士，對民間甜酸苦辣和社會的不平等有了深切了解。為謀求出路，他急於複學，後來在本族祠堂的資助下，又回到了第三師範學校繼續讀書。3年多的讀書生活，他結識了伍雲南、曾希聖、張際春等一批有誌青年，並開始接受新的思潮。
1925年上半年，張經武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省立第三師範。此時，正處軍閥混戰，國難當頭，同時也是湖南農民運動即將興起之時，使他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代表著救國救民的真理，看到了希望。北伐戰爭的消息傳到湖南後，他的思想又受到了新的啟迪。他覺得從軍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於是，他決心放棄在鄉村教書的願望，毅然投考軍官學校，投筆從戎。
1926年秋，年滿20歲的張經武，求助伯父，借得路費，取道長沙北上，在北京找到了同鄉郭春濤、賈鴻猷，在他倆的幫助下，報考了正在北京招生的黃埔軍官學校和河南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由於他成績優良，均被兩校錄取。南下途中，他決定進樊鍾秀所辦的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當時，戰爭頻繁，張經武等軍校生隨之參戰。
1928年，張經武在軍官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學兵隊當排長。此後不久，滬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停辦，原校長王鼎洛改任第5師師長，將張經武調入師部任參謀。同年，樊鍾秀與湘軍唐生智所勾結，唐生智失敗後，樊鍾秀下野，張經武所在第5師全部投靠桂係軍閥李宗仁、白崇禧。這時，張經武改任教導團排長。12月，他被調任湖北警備軍連長、副營長，後因蔣、桂混戰，桂係失敗，湖北警備軍歸蔣改編，並將原連以上軍官全部換成黃埔軍校學生，張經武也被免職。
1929年秋，湘軍唐生智率部開至河南鄭州，張經武與唐部53師旅長淩兆堯取得聯係，因係同鄉，便約張經武赴鄭州補了個排長缺。同年冬，張經武在洛陽作戰負傷，住進了徐州醫院。1930年2月，張經武傷愈回到武漢。他幾經動蕩，感到在國民黨軍隊難以實現自己的抱負，決心去鄂西尋找賀龍的軍隊。正在準備離去之時，遇到了曾希聖、賈紆青，好友相見無話不談，張經武才知道多年不見的朋友已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曾、賈的啟導下，張經武的心懷豁然開朗，決心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希聖、賈紆青見張經武確有堅誌，勸他返回河南樊鍾秀所辦的軍校，並告訴他軍校已有中共地下黨的組織，可以在那裏加入共產黨，以待機應變。
1930年3月，張經武離開武漢到達許昌，回到樊鍾秀的軍校，擔任學生隊第3大隊中校大隊長。在這裏，他開始秘密閱讀中共刊物，結識了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姚進、劉同德。後經姚進、劉同德介紹張經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地下黨校委員兼幹部黨支部負責人。從此以後，張經武在黨的領導下，開始從事秘密革命活動。他從自己微薄的薪資中拿出一部分接濟士兵，做學生兵的思想工作。副師長姚濟民性格爽直，光明磊落，張經武與他同事多年，經常來往，關係密切。在張經武的啟發幫助下，姚濟民決心棄暗投明，參加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姚濟民終於離開國民黨軍隊，經白區黨組織介紹，到太行山參加了八路軍，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人民軍隊的一名高級指揮員。
1930年冬，張經武與校委成員發動了士兵年關鬥爭，將標語散發到全團，貼到新編第5軍軍部門口，引起了軍部懷疑，張經武也因有共產黨嫌疑而被扣押審查。但是，敵人並沒有確鑿證據，隻得將他釋放。此後，張經武憤然辭去大隊長一職，並經黨組織介紹，到達開封找到中共河南省委，暫任省委交通員。
1931年秋，曾希聖由上海來河南巡視工作，介紹張經武去上海學習一段時間，然後去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
1931年秋末，張經武離開上海隨曾希聖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任紅軍學校第3隊隊長，同時兼任政治課和文化課的教學工作。當時，紅軍學校剛創辦，條件十分艱苦，課本要靠教師自己編寫。張經武認真學習和研究紅軍的建軍思想，從學生多係文盲、半文盲的實際情況出發編寫教材，把課講得通俗易懂，深受學生歡迎。
1932年，張經武擔任紅軍軍事教導團團長，工作更為繁重，既要組織新兵學習，又要改造俘虜過來的敵軍官兵。他嚴格執行黨的優俘政策，耐心細致地做好疏導工作，把一批批俘虜改造成為紅軍的指揮員和戰鬥員。
張經武待人謙和，與戰士關係如同兄弟。一天課後，他和劉希雲、張伍新等七名學員拉開架勢進行比武，七名學員一擁而上，有的抓手，有的捉腳，抬起張團長“撞油”似的撞來撞去，引起圍觀學生一片歡快笑聲。
張經武克己奉公，嚴於律己。當時，特務連的同誌為照顧湖南來的首長，常設法弄來一點辣椒，張經武都是婉言謝絕。偶然有一次，張經武患感冒，確實想喝一點辣椒湯，他也得先交代特務連：“要嚴格保密。”同席吃飯的何長工很風趣地說：“我們軍隊的一個團長吃點辣椒湯還得要求保密，真是古今中外任何軍隊所沒有的事。”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其中以50萬軍隊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張經武離開紅軍學校，任軍委直轄第3師師長，赴黎川、泰和投入抗敵戰鬥。1934年春，他調任廣昌基地司令員，同基地政委葉季壯一道工作。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指導，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此後，張經武調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第六局局長。
1934年9月，紅一方麵軍被迫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二萬五千裏長征。這時，張經武調任中革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何長工任政治委員，肩負掩護中革軍委機關安全的重要任務。作為中央機關掩護部隊的教導師，背包最重、戰鬥最頻繁、傷亡也最大。部隊行至湘、貴邊境時，政委何長工又突然病倒，張經武和他的警衛員紮起擔架，抬著何長工繼續行軍。何長工回憶這段曆史，深有感觸地說：“一個師長親自抬擔架的感人事跡，使我永遠難忘。”
1934年12月14日，紅軍攻下黎平，教導師編散補充到紅一、紅三軍團，張經武調任中革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參謀長。1935年10月19日，紅一方麵軍終於跨越萬水千山，曆盡千辛萬苦，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為了乘勝前進，進一步擴大陝甘寧革命根據地，中共中央隨即抽調兵力組織“北上先遣支隊”，張經武任該支隊第3縱隊參謀長，與司令員葉劍英、政委鄧發繼續揮師東征。第二年春，張經武自前方回到延安，進入紅軍大學學習。這時，日本帝國主義向華北發動新的侵略，調遣大批軍隊進入關內，威脅北平、天津，提出“華北政權特殊化”的無理要求。國民黨政府采取妥協退讓政策，接受了“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指定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和漢奸王揖唐等人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史稱“華北事變”。此時，中華民族處於危急關頭。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呼籲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並決定派出幹部到華北開展上層統戰工作。同年冬天，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派張經武以軍事聯絡官身份前往河北，會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宣傳中共聯合抗日的主張，並負責華北聯絡局的統戰工作。
在張經武的說服下，宋哲元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有所轉變，七七事變發生後，宋哲元終於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者。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全國發表抗戰宣言，號召“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然而，由於蔣介石政府繼續采取消極、片麵的抗日路線，至使日本侵略軍先後占領了北平、天津等地，並嚴重威脅著山東。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複榘，對日軍的侵略采取騎牆態度，既怕日軍，又不敢與日妥協。還由於韓複榘過去反蔣未成，反過來懼蔣嫌怨，不願公開與中共形成統一戰線。因此，他對抗日采取敷衍態度。為了盡早挽救山東局勢，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決定派張經武以軍事聯絡官身份前往濟南會晤韓複榘，商討釋放政治犯和發動群眾等問題，爭取韓複榘的第三集團軍參加抗日。
張經武帶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迅速趕到濟南，在中共山東省委的幫助下，對韓複榘的思想和處境進行了全麵了解和分析。7月28日晚，他前往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此時的韓複榘正像熱鍋上的螞蟻，麵臨前後受夾、敵強自弱的處境，感到束手無策。張經武的到來，使韓複榘從苦惱中醒悟過來，對在座的部下說：“要講抗日救國，共產黨是最堅決的，這股力量不可低估。眼下，我們正好借此力量壯我聲勢。”
針對韓複榘畏蔣恐日情緒和兩麵受夾的處境，張經武直言不諱，闡明中共聯合抗日的主張。韓複榘出自自身安危的考慮，同意聯合抗日。但商討釋放政治犯問題時，韓複榘態度曖昧，借口推諉。張經武義正辭嚴，據理力爭，希望韓複榘顧全中華全民族利益，誠心誠意與中共一致抗日。以後，又通過幾次談判和耐心說服，終於就紅軍與國民黨的第三集團軍聯合抗日問題，達成了三項協議：韓複榘答應以“鋪保”方式，立即釋放關在第三集團軍軍法處的全部政治犯；成立“第三集團軍政訓處”，派中共黨員協助工作；開辦“第三集團軍政工人員訓練班”，政治教育由中共黨員負責，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軍事訓練由第三集團軍負責。
這三項協議的實現，使60多名共產黨員和革命誌士獲釋出獄，其中包括前山東省委負責人李林、趙健民等。通過開辦政工人員訓練班，培養了1500多名抗戰急需的軍事、政工、民運幹部，壯大了中共在山東等省的抗日領導力量。
在進行上層統戰工作的同時，張經武配合山東省委還適時地進行了發動民眾的工作。1937年9月以後，山東“民眾抗日動員委員會”、“抗日救亡社”、“抗戰後援會”、“戰地服務團”、“青年先鋒救國會”、“婦女救國會”等愛國抗日團體相繼建立起來，並在日軍進攻之時自動起來抗戰。
張經武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善於把中共中央的指示與山東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開展統戰工作。11月26日，他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彙報了山東工作情況，並對山東抗日統戰工作提出了五點意見，即：“根據山東最近環境，山東工作重心是開展下層統一戰線工作，以下層強大力量威脅上層；協助地方黨在敵占區布置和領導遊擊戰爭，建立臨時抗日政權；對山東的土匪和地方士紳，多做工作，使之能逐步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文化界開展反對民族失敗主義傾向的鬥爭，在民眾中開展要求抗日民主權利和直接減輕負擔的鬥爭；團結政訓處中的進步幹部和鄉農學校幹部，打擊張紹堂及其黨部。”他的這些意見，反映出他觀察時局和處理問題的卓越才能。
當時，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麵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亟待解決抗戰的經費。為了保證供給，又不影響抗日統一戰線，張經武等對過去實行“敵後合理負擔”的作法進行調查研究，及時發現了問題，並提出了解決的辦法。1938年8月，張經武、郭洪濤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實行統累稅的請示報告》，其中指出：“山東分局研究敵後合理負擔的結果，提出停征合理負擔，而代之以統一的財產所得累進稅，其原則及辦法如下： (一)適合於抗戰的原則。必須保證戰費的供給，做到財政上的收支平衡，征收累進稅的數額，相等於戰費的數額，稅少則不敷支出，稅多則加重群眾負擔。(二)適合統一戰線的原則。必須按照各階級的財產力量而規定稅率，適合於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的原則。(三)適合於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必須采取措施，防止、削弱地主階級的發展與大資本家打斷國民生計，保護小生產經濟和國有企業。”累進率的規定，原則上按各階級規定：“中農貧農不超過所得的5%，富農不超過10%，小地主20%，中地主20%，大地主35%。”
張經武提出的這些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認可和讚揚。這些建議作為財經政策實施後，進一步促進了山東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和抗日武裝鬥爭的發展。張經武在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山東情況時還曾鮮明地指出：“山東人民在日寇進攻和軍閥官僚的壓迫下，要求抗日的情緒高漲，山東民氣素來強悍，地方槍支又多，這都是開展遊擊戰爭有利的條件。”鬥爭的實踐，正是如此。
1937年11月底，中共中央把張經武從山東召回延安，隨周恩來到達漢口，擔任漢口八路軍辦事處高級參謀，協助周恩來開展河南、湖北兩省的抗日統戰工作，並取得了顯著成績。
1938年上半年，山東各地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掀起了抗擊日軍侵略的熱潮，相繼爆發了膠東的天福山、長山縣的黑鐵山、魯東的徂徠山、魯西的泰(山)西等數十次武裝起義，一支支抗日人民武裝，像雨後春筍一樣，蓬勃發展起來，起到了鉗製敵人、打擊敵人和削弱敵人的作用。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以後，到處找八路軍幹部，找共產黨員，要求領導他們驅逐侵略者，保衛家鄉。這種局麵的出現，就提出了加強黨對人民抗日武裝領導的迫切問題。
1938年4月，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赴延安，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彙報工作，要求派幹部到山東以加強領導力量。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究，決定再次派張經武返回山東。臨行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接見了派去山東的幹部。在接見時毛澤東頗為風趣地說：“你們去山東開展遊擊戰爭，要學會孫悟空鑽到牛魔王肚子裏去的戰術，要牽製敵人，持久作戰，促使其內部分化。”他還說：“你們到山東，不要隻管山東，還要統一領導蘇魯豫皖邊區的抗日戰爭。”
1938年10月，張經武率領抗大、陝北公學畢業的學員和一個營的兵力共200人，向山東進發。為了深刻領會毛主席的戰略戰術，張經武把《論持久戰》一書帶在身邊，一邊行軍，一邊學習和研究。到達山東以後，張經武把《論持久戰》借給一位房東看。房東是個老秀才，看完以後，十分高興地說：“中國又出聖人了，中國亡不了國了!”
10月下旬，張經武、黎玉到達聊城，會晤了國民黨第六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範築先將軍，並轉交了毛澤東給他的親筆信。信中毛澤東對範築先將軍在敵後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堅持抗戰給予了很高評價。11月底，日軍重兵圍攻聊城，範築先率部堅守，與敵激戰數日，聊城失守，範築先及中共優秀幹部和指揮員姚第鴻、張鬱光等數百名將士壯烈犧牲。為了紀念範築先這位民族英雄，八路軍將範築先餘部和魯西北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編為“築先抗日遊擊縱隊”。
張經武來到山東後，將延安派來的軍政幹部迅速派往山東各地，進行宣傳發動，使山東各地黨組織相繼得到恢複和發展，共產黨員的人數發展到5.1萬餘人。
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山東各地的遊擊隊英勇地開展對敵鬥爭。到1938年底，僅遊擊隊作戰就擊斃了日軍鬆井大將、山村中將等以下日偽軍3300餘人，俘虜日偽軍180餘人，擊落敵機兩架，炸毀敵汽車68輛、火車頭17個，恢複縣城10餘座，並建立了蓬萊、黃縣、掖縣等抗日民主政權。
為發展抗日的大好形勢，更好地領導山東和鄰近各省的抗日鬥爭，1938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指示，將魯蘇豫皖邊區省委改為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由郭洪濤、張經武、黎玉等組成，郭洪濤任書記，並決定由張經武負責改編各路遊擊隊、組建“八路軍山東縱隊”的工作。12月27日，整軍和改編工作結束，正式成立“八路軍山東縱隊”，張經武任總指揮，黎玉任政治委員，王彬任參謀長，江華任政治部主任，下轄10個支隊、3個團，共2.4萬餘人。從此，山東人民起義武裝由若幹分散的遊擊隊成為在戰略上統一指揮的遊擊兵團。
山東縱隊成立後，張經武、黎玉等以武裝鬥爭為依托，進一步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擴大抗日根據地，擴充部隊，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同時進行了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駐山東的國民黨頑固派沈鴻烈，其反共活動更加囂張。2月5日，沈鴻烈在沂水縣魯村召開了全省軍政會議。張經武、郭子化遵照中共中央決定，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沈鴻烈提出反共限共措施，即“統一劃分防線”、“槍不離人，人不離鄉”、“統一行動，軍不幹政”、“給養糧秣統籌統支”等，企圖將山東八路軍的防區劃到日偽軍集中的地方，從而限製中共發動群眾建立政權，取消八路軍等抗日武裝和抗日根據地。沈鴻烈的反共限共行徑，當即受到張經武的嚴詞駁斥和堅決抵製。這次會議之後，沈鴻烈又提出“寧偽化，不赤化”、“寧亡於日，不亡於共”、“日可以不打，共不可不打”等反動口號，並組織了“掃馬（馬克思主義)大隊”、“掃列(列寧主義)大隊”，致使山東各地頑固派軍隊與八路軍多次發生“磨擦”。針對沈鴻烈的反共限共政策，以郭洪濤、張經武、黎玉為首的中共山東分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於2月23日作出了《對蘇、魯工作的決定》，拒絕接受沈鴻烈的無理限製，既得革命政權絕不放棄；八路軍防區要再擴展，行政人員不能任頑固派隨意調換；在八路軍防區內各方代表盡力參加政權；山東縱隊等八路軍部隊的糧款可以自籌。與此同時，徐向前、張經武等代表18集團軍第1縱隊、山東縱隊向蔣介石發出通電，強烈要求對反共“磨擦”事件“徹底追查，秉公賞罰，借伸正氣，以振法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9年3月，國民黨頑固派、山東省政府駐魯南辦事處主任兼國民黨別動總隊第3縱隊司令秦啟榮，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太河慘案”。
1939年3月30日，中共山東分局從渤海地區抽調70餘名幹部，由3支隊通訊營護送到魯東受訓，然後轉抵延安學習。秦啟榮得知八路軍受訓幹部要從太河鎮經過，便密令王尚誌設置圈套。當200名八路軍幹部和戰士走到博山、益都之間的太河鎮時，突然遭到伏擊，除38人衝出重圍外，第3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通訊營長呂乙亭等20餘人當場犧牲，其餘指戰員全被囚禁。特務團團長潘建軍等被俘後，英勇不屈，慘遭敵人殺害。
慘案發生後，中共中央立即發出了《對山東問題處置的辦法》，指出：山東統戰工作過去退讓太多，今後對一些頑固分子的無理進攻必須堅決反擊，對形同漢奸的分子如秦啟榮之流必須堅決消滅之。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山東分局和山東縱隊召開會議，對反擊國民黨頑固派作出了一係列決定。正在沂水縣王莊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的羅榮桓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首先在政治上徹底揭露頑固派製造反共“磨擦”的罪行。張經武、黎玉以山東縱隊總指揮和政委的名義，向全國發出通電，揭露了“太河慘案”真相，並電告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政府，要求從嚴懲辦禍首秦啟榮。與此同時，張經武等主持在王莊召開了死難烈士追悼大會，組織請願代表團，要求國民黨山東當局嚴懲“太河慘案”禍首，撫恤、慰問死難烈士家屬。
會議作出的另一項重要決定，就是在軍事上對頑固派進行反擊。4月20日，雲集在太河鎮附近的山東縱隊第3、第4兩個縱隊，在張經武、楊國夫、廖容標的指揮下，向太河鎮發起總攻，激戰半天，收複了太河鎮，殲敵一部，救出了部分被囚禁的八路軍傷員。緊接著，山東縱隊乘勝直撲王尚誌司令部駐地的太河東南峨莊，將王尚誌的警衛大隊全部殲滅。秦啟榮賊心不死，唆使王尚誌部襲擊山東縱隊指揮部駐地沂水悅莊。此時，山東縱隊在張經武的部署下，早有作戰準備，當王尚誌的部隊竄進悅莊後，山東縱隊從四麵包圍上去，又殲其大部，生俘兩百餘人。
太河一戰，沉重打擊了以沈鴻烈為代表的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氣焰，大長了山東抗日軍民的誌氣。此後，羅榮桓、張經武以山東反頑鬥爭為教材，教育廣大幹部和群眾深入貫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製定的“獨立自主”的方針。
太河反“磨擦”鬥爭勝利後，山東的反“掃蕩”鬥爭和反“磨擦”鬥爭，進一步開展起來。1939年10月，張經武、王彬指揮部隊在五井鎮打了一個殲滅戰。
五井鎮，距離臨朐縣城30餘裏，是一個山區小鎮。鎮的四周砌有五六米高的石牆，就像一座小城堡。駐守五井鎮的是山東縱隊1支隊1營。10月24日深夜，駐在益都、臨朐縣的一個日軍中隊，突然向五井鎮進行偷襲，並很快占領了五井鎮東麵三百米處的蓮花山。1支隊司令員錢鈞、1營營長李福澤率領部隊果敢進行反擊。張經武等及時掌握戰鬥詳情，作了精心部署，命令1營狠狠咬住來犯之敵，關門打狗，全殲敵人。中午，一營奪回蓮花山，隨即把敵人全部包圍在一塊墳地裏，經過一場激戰，100多名日偽軍全部被殲、被俘，無一漏網。日軍中隊長木莫和小隊長岩井、石日被擊斃。繳獲了九二重機槍、迫擊炮、擲彈筒、輕機槍及數十支步槍。山東《大眾日報》就此發表了題為“慶祝臨朐大勝利”的社論，稱讚五井鎮殲滅戰為“山東抗戰兩年來最模範的勝利戰鬥”。為了慶祝這場殲滅戰的勝利，張經武和王彬進行了一場精彩的賽馬表演。比賽場上，兩馬奮蹄，競相奔馳，軍民助興，一片歡騰。比賽結果，張經武的坐騎得勝。
山東縱隊在各個戰場的勝利，使敵人深感畏懼。對此，毛澤東高度評價說：“山東工作在同誌們的艱苦創造中，已獲得巨大成績，在沒有八路軍和沒有足夠數量的具有軍事經驗的幹部幫助的條件下，地方黨單獨已經創造出較有戰鬥力走向正規化的軍隊，它將成為堅持山東抗戰的主力軍。”
1939年11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山東各區黨委、115師、山東縱隊相繼召開黨員代表大會，選舉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羅榮桓、徐向前、張經武、郭洪濤等90多人光榮當選。
1940年冬，張經武、郭洪濤率領山東出席中共七大部分代表到達延安，張經武的愛人楊崗隨同前往。後因七大延期舉行，張經武奉命留在延安。
1941年5月，全黨的整風運動開始。在這期間，張經武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時間都用於整風學習。他認真學習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和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著作，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受到了一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為他以後長期擔負領導工作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1942年5月，張經武出任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參謀長。9月，調任陝甘寧留守兵團副司令員。他一麵指揮打仗，一麵參加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
1943年6月，胡宗南在蔣介石指使下策劃第三次反共高潮，布置國民黨軍隊包圍陝甘寧邊區，準備以九路部隊閃擊延安。張經武奉命出任晉綏軍區參謀長，擔負保衛陝甘寧邊區的重任。在輿論的壓力和晉綏軍區部隊嚴陣以待下，第三次反共高潮陰謀破產。
張經武遵照毛主席“把敵人擠出去”的指示，協助晉綏軍區領導人賀龍等領導邊區軍民不斷開展攻勢，粉碎了日軍的“掃蕩”，擠退了敵人據點，使晉綏邊區的嚴重局麵很快得到好轉。到1944年8月止，晉綏軍民共擠掉敵人據點128個，收複2600多個村莊，解放人口36萬餘人，恢複了綏西、綏中、綏南三塊遊擊根據地。1945年2月至4月，晉綏軍區領導邊區軍民發動春季攻勢，作戰500多次，收複了方山、嵐縣、王寨3個縣城和54個據點，為晉綏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為保衛陝甘寧邊區作出了貢獻。
1945年4月，張經武回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700多名代表對毛澤東所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所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進行了認真討論，回顧、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20多年來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代表們暢所欲言，對黨在曆史上的錯誤開展了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對黨的工作充分發表了意見。張經武在發言中，對軍隊幹部隊伍的建設提出了兩條意見：“第一，中國革命是長期的，武裝鬥爭是主要的，黨對於幹部的培養已注意到了，惟對於軍事上的高級幹部及特種軍事技術幹部的培養尚顯不足，並落後於形勢。黨要從遠處著想，準備培養一批高級的軍事指揮人才和技術人才幹部，以適應革命發展的需要，並要加強黨對軍隊領導的絕對統一。第二，對於幹部的分配和使用上，黨要做到絕對統一支配，不容許有不按統一調動和分配，更不容許抗留組織上已分配的幹部，軍隊要列條規定，違者適當處理，以免本位主義的發展，一地一工作的局部利益，不能使大局全局的利益受到削弱和損失。”七大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部隊，在各個戰場發動了大反攻作戰。張經武繼續擔任晉綏軍區參謀長，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