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reference_book_ids\":[7311613343377132571,7078185405949938695,7294566470820826139,7314152233774353419,7316413818240781374,7316123652976544803,731612467768276074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70,\"start_container_index\":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65},\"quote_content\":\"《百家姓》reference_book_ids\":[7078173540083567623,7312746418358193203,7298291904951635006,7315417161135033356,7311623165728263202,7311269975581297726]}]},\"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甘泗淇（1904～1964），原名薑鳳威，曾用名薑炳坤，湖南省寧鄉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獨立1師黨代表，中共湘贛省委宣傳部部長，湘贛軍區政治委員，湘贛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部長兼國民經濟部部長。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紅18師政治委員。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紅二方麵軍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陝甘寧綏聯防軍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晉綏軍區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軍區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戰軍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北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甘泗淇，1904年12月出生於湖南省寧鄉縣溈山區段溪南竹山村一個農戶家庭，1964年2月5日病逝於北京。他自1931年到紅軍工作後，曾在人民軍隊的師、軍團、方麵軍、野戰軍、誌願軍等機關的政治部任過主任，一直升任到總政治部副主任，人們讚譽他當了一輩子主任。
甘泗淇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前麵有三個哥哥，在他之後又添了兩個弟弟。父母身體不好。薑家雖有幾間舊房屋，10餘畝瘠田，由於人口多，缺少勞力，一年之中主食是紅薯、雜糧，過著緊巴巴的日子。
甘泗淇7歲多才在南竹山村私塾讀書。教書先生是薑姓本族人，叫薑穀風，是一位守正不阿、思想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除了教授學生《三字經》、《百家姓》之外，還經常給學生講嶽飛、聞天祥、戚繼光、林則徐、關天培等被後人稱頌的民族英雄的故事。先生每次講這些人物的事跡時，甘泗淇總是全神貫注地聽，被他們的事跡所吸引。他十分崇拜這些不畏強暴，愛國愛民的英雄人物。
甘泗淇在私塾讀了三年，由於家庭越來越貧困，隻好輟學了，在家裏邊勞動邊自學。他在自學中碰到許多不認識的字，想去學堂請教先生，也想去看看很久沒有見麵的先生，聽先生講些新故事，可是幾次去學堂都沒有見到先生。經打聽，他得知薑穀風先生被鎮上惡霸楊致澤告犯“通匪”罪，慘遭殺害。
甘泗淇在一位好友處了解到薑穀風被押送刑場的情況，為先生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凜然正氣深深感動。他眼含悲淚抄下了好友保留的先生臨刑前作的：“口喊一聲冤，天上風雲都變色；霜飛六月獄，路旁草木也含悲”的絕命聯，作為自己緬懷先生，激勵進步的動力。
甘泗淇正為失去敬佩的老師而苦痛時，父親的身體越來越差，積勞成疾，麵黃肌瘦，手無縛雞之力，拖了兩年，便離開了人世。父親死後，家裏經常並日而食，生活更加困難。
薑姓宗族中威望素著的老者，看到甘泗淇經常手捧書卷，目不窺園地閱讀，認為他人小誌大，若仗義培養，將來可望是宗族中有為的人才，於是，由薑族祠堂出資供其繼續讀書。甘泗淇有幸進入了縣立第二高小。
甘泗淇十分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更加刻苦鑽研，成績是全校的前一二名，在同學中威望高，也深得老師們的讚賞。
縣立二高校長王淩波、教務主任謝覺哉（兩人後來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具有先進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由於學校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執教，師生們思想活躍，關心國家大事。甘泗淇在這種環境中學習，如魚得水，進步很快。在學校作文競賽中，他寫了一篇題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作文，謝覺哉看後評語：“語思破石，煉句成金”，甘泗淇受到很大的鼓舞。
高小畢業後，甘泗淇考入省長郡中學，有機會接觸更多的先進知識分子，受到更多的新思想影響。由於他在中學帶頭參加五四運動以及驅逐當地張姓軍閥的“驅張運動”，祠堂停止了對他的資助。甘泗淇不得不又一次輟學，回家種地。一年後祠堂恢複了資助，他才得以繼續上學。
中學畢業後，他考入長沙省法政專門學校（今湖南大學）。在法專，他積極參加五卅運動及學生組織的各種活動，思想有了更大的進步，於192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冬，學校放假，甘泗淇回到家鄉。他聽到鄉親們紛紛反映鄉紳楊致澤，幾年來惡習愈演愈烈，發展到私設公堂，侮辱民女，敲詐鄉民，妄圖私吞省裏撥下欠民眾的金庫券款，百姓對他的劣跡敢怒不敢言。
“金庫券是大家的血汗錢，是省裏兌還給大家的，大家應該找楊致澤要！”甘泗淇啟發鄉親們說。
“楊致澤是鎮長，又是團防局的頭子，誰敢去找他要！”群眾深感無奈地回答。
“明天我去找他！”甘泗淇決心伸張正義，為民眾要回血汗錢。
第二天，甘泗淇約了幾位好友和放假回鄉的同學，找到楊致澤。楊致澤斜眼看了一下來的人是一些小青年和還在念書的學生，便大聲訓斥說：“這管你們牙崽什麼屁事！”
甘泗淇以自己學到的知識為武器，要滅一滅楊致澤的淫威，於是，他當場曆數了楊致澤老罪行、新劣跡。楊致澤被揭痛了瘡疤，便惱羞成怒地動手打了一名同學，還大喊大叫要他的團丁抓人。甘泗淇立即叫來在外等候的民眾，大家紛紛闖到楊致澤處，與他進行說理鬥爭。
隨後，甘泗淇組織民眾遊行，關店罷市，並將楊致澤的新老罪行印成傳單，到處散發、張貼，還向省法院送了告楊致澤的狀子，向長沙《通俗日報》投稿揭露楊致澤的罪行。
在人民群眾和宣傳輿論的壓力下，楊致澤不得不為民眾兌換了金庫券。由於楊致澤強奸民女、濫殺無辜等罪行被徹底揭發了出來，省法院為了平息民憤，處決了楊致澤，為民除了害。
通過這次鬥爭的勝利，廣大民眾稱讚甘泗淇，說他越大越懂理，敢為民眾伸正義、辦實事，將來一定會有出息。
1931年8月，國民黨軍兵分多路向蘇區進犯：郭華宗率一個師以“狼奔豕突”之勢，向湘贛省政府所在地永新進犯；陳光中以一個師進攻茶陵的堯水；公秉藩的先頭部隊的一個團已到吉安的永陽。從各方麵偵察得到的情況表明，敵人氣勢洶洶，妄圖一舉摧毀湘贛紅色根據地。
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被派到獨1師的黨代表甘泗淇，積極與師長李天柱、政委譚思聰等師領導研究對敵鬥爭的戰略戰術，決定利用少數部隊對進占永新城的敵人進行晝夜騷擾。具體做法是：白天，采用遊擊戰術，把出城辦事的、搶糧的、捉雞鴨的、奸淫婦女的敵人擒獲，切斷城內敵人與城外聯係，斷掉敵人的供給線，使永新城成為一座孤城；晚上，在永新城周圍的山上燃起火光，放飄帶有宣傳品的土製燈箱。敵人看到周圍山上、高地到處都是遊擊隊的火光，加上紅軍派出一些小分隊摸到城牆附近鳴槍，敵人摸不清周圍到底有多少紅軍，夜不成寐，非常疲勞與恐慌。
采用這些戰術打擊敵人，果然奏效了，沒過多久，敵人終於承受不住，準備將人馬撤走。
獲悉敵人要撤的情報後，甘泗淇及時與師領導研究對策，決定追擊敵人。甘泗淇和師長、政委率領部隊尾追敵人至安福金田附近時，安福獨立營已按命令，在有利地段堵住了敵人的退路，並打垮了敵人的前衛分隊，繳獲敵人一挺機關槍和一些槍支。敵人遭到阻擊，丟下一些死傷人員，竄到安福城內。
敵人進城後，部隊在安福洲湖休息，半夜接到吉安縣委報告，敵人挨戶團到了永陽，請求獨1師去打擊。
甘泗淇和幾位師領導研究後，決定立即率部出發，消滅立足未穩之敵。
當天晚上，微雲遮月，還下著毛毛細雨。甘泗淇和師領導連夜率部冒雨進發，第二天中午到了吉安田東。偵察人員回來報告，敵人沒有變，仍是挨戶團。幾位師領導商量後，召集部隊就地開了一個動員會，要求大家在戰鬥中比賽。指戰員們信心很足，吃過自己帶的冷飯後，繼續前進，下午3時到達永陽附近，進行戰前準備。指揮員們查看地形，進行兵力部署。
永陽的東南麵是贛江上遊的支流，叫禾水河，靠河邊有一大塊田壩；北麵是小鬆山，在山上，部隊靠近了敵人，卻沒有被敵人發現。幾位師領導分路率部隱蔽前進，並派人命令安福獨立營在龍碧橋設伏，準備截擊潰逃的敵人。
李天柱師長一聲令下，戰鬥打響了。部隊展開猛烈的進攻。戰鬥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敵人仍十分頑固，火力不減。怎麼一回事？師領導感到奇怪。不久偵察查明，敵人不是挨戶團，而是公秉藩部的正規軍一個團。
紅軍參加戰鬥的隻有獨1師第1、第2團，配合戰鬥的有安福獨立營、湘南遊擊隊、第三軍團特務營的兩個連。
鑒於敵情變化，師領導又重新部署兵力。經過兩小時的鏖戰，部隊攻入敵陣，打死打傷大批敵人，還有一些跳河淹死的，其餘的全部當了俘虜。戰鬥中，紅軍一名團級幹部負傷，死傷了幾名連長與指導員，傷亡100多名戰士。
這次戰鬥繳獲敵人很多步槍、手榴彈。部隊換上了漢陽造步槍和木柄手榴彈，戰士們非常高興，有了這些部隊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武器，大大增強了指戰員的戰鬥勇氣和勝利信心。
部隊在永新休息幾天後，得到茶陵縣委的報告，敵人陳光中部正在進攻堯水。甘泗淇同李天柱、譚思聰立即率獨1師1、2團奔向茶陵，參加攻打陳光中部的戰鬥。茶陵縣政府主席譚餘保、縣委書記曾毅之，已領導地方武裝和群眾對敵人進行了偵察、監視，對戰鬥進行了周密部署。
部隊到達茶陵，稍事休息，便開始了行動。這時，天還沒有亮，伸手不見五指，部隊在黎明前趕到堯水附近，拂曉前發起了攻擊。經過兩個小時的攻擊，打垮了敵人，俘敵200來人，抓到敵一名連長，繳獲兩挺機槍和其他一些武器。
至此，紅軍打垮了三路進攻湘贛蘇區的敵人，成功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甘泗淇也在這次戰鬥中初露鋒芒，顯示其能打善戰的指揮藝術和領導才能。
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陳紹禹（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為旗號，指責李立三的錯誤是在“左”的詞句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提出了一係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並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
四中全會後，“左”的路線影響到湘贛軍區的軍事行動和軍隊的發展，甘泗淇隻好在逆境中工作。
紅三軍團攻打贛州沒有成功，中央命令湘贛軍區部隊向北發展，與湘鄂贛連成一片。因為這兩個區域有浙贛路橫貫其中，又有袁水的分隔，難以實現中央的命令，但為了執行命令，張啟龍、甘泗淇研究後，決定由張啟龍、王震率領獨立1師、獨立3師的一部，向北運動，攻打分宜。由於張啟龍、王震的靈活指揮，打了一些勝仗，還抓到敵團長朱耀華，籌到了一些款。但不能從根本上打破敵人的攻勢，自己卻死傷了幾百人，王震也負了傷，獨3師2團政委趙克強負重傷後犧牲。這時，正值炎熱天氣，瘧疾、痢疾、腳潰爛等病不斷發生，病員日漸增多，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工作也不好做，不斷發生士兵逃走事件。
留守在湘贛蘇區的部隊數量少，武器差，經常與敵作戰，常遭敵人襲擊，處於被動地位。
由於形勢所迫，甘泗淇和張啟龍在軍隊內部，也曾一度執行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路線，在肅反問題上出現過一些錯誤，誤傷了一些人。然而四中全會精神並沒有完全貫徹到部隊中去，特別是自王震從中央蘇區回來後，在主要幹部中停止了肅反，保護了一些幹部，如有一次，在永新河橋頭，甘泗淇和王首道、張啟龍、王震等一起商量，抵製國家政治保衛局無端下達的對湘贛蘇維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的逮捕令。
由於湘贛省委沒有完全貫徹執行四中全會“左”的做法，被王明“左”傾領導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
1933年，王明派劉士傑、陳洪時到湘贛，宣布徹底改組湘贛省委，撤掉了省委書記王首道、湘贛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湘贛軍區總指揮張啟龍的一切職務。陳洪時逼迫甘泗淇揭發王首道、張啟龍所謂的“右傾”錯誤。甘泗淇嚴正拒絕，並且讚揚王首道、張啟龍在遊擊戰和建設蘇區中做出的貢獻，結果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指責甘泗淇對肅清AB團不積極，撤銷了他在紅軍中的職務，調到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做財政經濟工作。
甘泗淇在逆境中沒有消沉，而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心，積極克服一切困難，努力工作，對蘇區的建設做出了自己的積極貢獻。
由於王明的“左”傾錯誤，紅軍未能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處境十分不利。敵人企圖圍困紅軍於狹小地區，最後用飛機、大炮、毒氣來消滅紅軍。為了保存實力，不中敵人詭計，1934年8月，根據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紅六軍團退出湘贛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到湘中創建新的根據地，並進至黔東與賀龍、關向應領導的二軍團會合。
紅六軍團的番號是1933年夏在湘贛兩蘇區開始出現的，是接受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的命令，將紅16軍編為第16師；紅18軍編為第17師；湘贛獨立團擴為第18師，組成紅六軍團，但一直沒有正式設立領導機構。
部隊接到轉移命令後，全體指戰員幾天幾夜沒有睡覺，整夜行軍，跋山涉水，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疲勞，連續幾夜把敵人嚴密部署的重重堡壘攻破，衝破了敵人道道封鎖，進入湘南，1934年8月11日到達桂東縣寨前。第二天，在寨前召開大會，中央代表任弼時正式宣布紅六軍團的成立。紅六軍團下轄第17、18兩個獨立師，共計9000多人。任弼時、蕭克、王震組成軍政委員會，任弼時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蕭克任軍團長兼17師師長，王震任軍團政治委員兼17師政治委員，李達任軍團參謀長，張子意任軍團政治部主任，袁任遠任副主任，龍雲任第18師師長，甘泗淇任第18師政治委員，譚家述任師參謀長，方禮明任師政治部主任。
由於任弼時到紅六軍團後，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方針政策，甘泗淇才得以重新回到軍隊任職，在部隊處於危難的情況下，讓他挑起了重擔。部隊轉移到湘鄂川黔後，甘泗淇又升任為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和龍雲率領18師為軍團前衛，繼續西進，經過五六天的行軍，攻占了新田縣城，在新田隻休息了一天，又繼續向永州（今零陵）挺進。為了搶渡湘江，師先頭部隊以一天一夜走120公裏的速度趕到湘江邊，經偵察了解河寬水深，又有敵人堵擊，隻好又讓部隊折回。
這時國民黨軍王東元部窮追不舍，紅軍被迫翻越陽明山。部隊爬到山頂，那裏隻有一座小庵，大家已很疲勞，隻好露營，用鐵桶、臉盆煮了些稀飯、燒了些開水，為大家解解饑渴。第二天，部隊下了山，到了白果市，吃了一頓飯，休息了幾個小時後，得知敵人又追來了，部隊又連續幾天急行軍，經寧遠，又轉回到新田，然後到了嘉禾，這才把敵人甩在後邊。
部隊在嘉禾休整了幾天，甘泗淇組織部隊積極做群眾工作。根據上級的指示，留下了一些幹部和傷病員以及一些槍支，幫助當地建立了一個區委和一支小遊擊隊後，部隊又繼續挺進，泅水過瀟水，到了湘桂交界的永安關。
部隊在永安關打退了敵人一次進攻後，進入了廣西，經全州進入湘西南，占領了通道，渡過渠水河到達新廠。部隊雖然極度疲勞，但仍擊潰了何鍵的湖南補充縱隊。部隊在供給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翻高山、繞小道，克服重重困難，向黎平、俞河、台拱之間挺進，衝破了清水河、施秉等敵人設置的封鎖，占領了黃平縣城。
甘泗淇在轉移途中，不斷找幹部和黨團骨幹談話，鼓勵他們帶好部隊，戰勝困難，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一路上，部隊除了與敵人戰鬥外，還要同各種困難做鬥爭。這裏大部分地區山勢險峻，人煙稀少，物資奇缺，部隊有時隻能吃上一頓稀飯，經常是餓著肚子行軍打仗。有時在懸崖峭壁上攀行，馬匹、物資不得不丟掉，要用時又沒有。有許多人沒有鞋子穿，赤著腳在深山密林中行軍，曆盡艱辛。全體指戰員如果沒有對革命的堅定信念、頑強的意誌，是無法戰勝這重重困難的。甘泗淇深感自己肩上擔子特別重。
部隊從黃平出發繼續前進，經甕安的河壩，渡過餘慶河，向石阡開進，在甘溪與敵遭遇。紅六軍團在糧彈嚴重不足、部隊疲勞、傷病員多、掉隊人員多的情況下，被截為三段，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敵軍24個團的包圍中。
為了擺脫嚴重的被動局麵，17師的49、51兩個團的一部，由49團特派員譚善和、51團的一個營長負責組織部隊，在軍團參謀長李達率領下繼續前進，到了黔東沿河根據地，與紅三軍團一部會合。17師的50團、49團的另一部，與18師、軍團部在轉戰中遇到嚴重困難。當部隊從朱家壩向南轉移時，擔任後衛任務的52團又遭敵截擊、包圍，全團指戰員雖英勇奮戰三晝夜，但終因敵眾我寡，彈盡糧絕，受到慘重損失。師長龍雲被捕，不久，在長沙被軍閥何鍵殺害。
甘泗淇率領18師餘部，在軍團首長的指揮下，衝出敵人包圍，於10月24日到達貴州鬆桃的石雲場與紅二軍團實現會合。
李達率領的紅六軍團部分人員與紅三軍團會合後，賀龍、關向應聽了李達的彙報後，得知紅六軍團處境困難，立即率紅三軍團和李達率領的部隊兼程南下，接應紅六軍團北上。
1934年10月24日，紅三軍團與紅六軍團主力在印江縣的木黃勝利會師。兩天後，部隊到達四川酉陽的南腰界，在這裏舉行了會師大會。會上，任弼時宣讀了黨中央發來的電報。
會合後，部隊沒有統一的番號，各自仍用原來的番號，也沒有統一的領導機構，但在行動中已形成了以賀、任、關為核心的統一領導。為了統一行動，便於工作，不久，在組織機構和領導人員方麵作了一些調整。紅三軍團番號改為二軍團，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任軍團政治委員，關向應任副政委，李達任參謀長，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六軍團仍由蕭克、王震任軍團長和軍團政委，譚家述任參謀長，張子意任政治部主任。這樣，在任、賀、關領導下，“八千健兒，揮戈東向”，發起了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湘西攻勢。
由於紅軍人數、武器裝備、各種物資條件都遠遠不如敵人，而所遇到的困難卻又遠遠大於敵人，在這種情況下，紅軍為什麼能不斷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政治工作，是紅軍真正的優勢所在。作為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他主要抓了以下幾項工作：確保黨中央製定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在部隊得到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始終保持著正確的方向；通過各種政治思想教育，使指戰員樹立堅定的信念，激發頑強的鬥誌，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戰勝了人間罕見的艱難困苦；不斷維護和增強革命隊伍的團結，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隊伍不潰散；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正義主張傳播開來，在紅軍經過的沿途撒下革命的火種；他認真貫徹落實軍團首長交給的各項工作。甘泗淇把黨的革命政治工作視為紅軍建設的生命線。
甘泗淇到二軍團任政治部主任後，幫助指導各師、團先後建立了政治機關，配齊了營、連政治幹部。他從六軍團抽調一批幹部到二軍團擔任各級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工作人員，如李貞任軍團組織部長，餘秋裏任第18團總支書，使二軍團政治工作製度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健全。
1935年1月，紅二、六軍團從慈利返回湘鄂川黔根據地永順、大庸後，甘泗淇領導二軍團政治部工作人員，積極投入領導人民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廣泛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展擴大紅軍隊伍的工作。經過擴編，紅4師新編了第11團。
1935年2月起，湘鄂兩省敵軍集中10萬兵力，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圍剿”。這時，遵義會議以後新的黨中央發來重要指示，要求建立湘鄂川黔革命軍事委員會分會，以賀龍為主席，任弼時、關向應、蕭克、王震、夏曦為委員，加強對兩個軍團行動的領導。
麵臨嚴峻形勢，兩個軍團的領導總結教訓，統一思想，加強政治思想工作，部隊團結一致，增強了戰鬥力，先後取得了陳家河、桃子溪兩戰兩捷，殲敵第58師（欠一個團）；在忠堡全殲敵第41師師部和第121旅，活捉敵縱隊司令兼師長張振漢；在板栗園全殲敵第85師，斃敵師長謝彬，俘敵1000餘人；在芭蕉坨戰鬥中，擊潰敵陶廣縱隊10個團，粉碎了敵人的“圍剿”，並乘勢轉入了反攻。
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的同時，兩個軍團在政治上也獲得了很大進步，二軍團結束了長達數年的“左”的路線統治。
甘泗淇深知革命隊伍中團結的重要性。二、六軍團會合後，他大講兩個軍團團結重要性的道理，狠抓在一個單位來自兩個軍團幹部之間的團結工作。因二、六軍團會合前，分別生活戰鬥在湘鄂西和湘贛邊根據地，兩個軍團指戰員除了關向應與任弼時曾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過一段時間外，其他人都沒有見過麵，也沒有通信聯係，因此，兩個軍團在作戰、指揮，工作、生活等各方麵都有不同之處，連服裝、語言也存在差異。二軍團大部分指戰員穿家常衣服，用青布纏頭，就連賀老總也常穿一件長衫。六軍團幹部戰士統一穿灰布軍裝，戴綴有紅五星的八角帽。二軍團絕大多數是兩湖人，六軍團則以江西籍人為主，剛見麵時，許多人相互講話都聽不太懂。這些差異，不僅通過各級政工人員積極做工作解決了，更重要的是通過政治教育，使大家懂得了兩個軍團過去雖然不在一起，但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武裝，都是為工農解放而戰鬥的，部隊的宗旨完全相同，目標完全一致，隻有團結起來才有力量。大家還懂得了不管由誰來指揮，實際上都是靠黨的領導，不管誰打了勝仗，都是革命的勝利，誰打了敗仗，都是革命的損失。
甘泗淇強調革命隊伍裏要講團結，不能分你我的思想，在連隊，在幹部戰士思想上、行動上得到了落實。兩個軍團會合後團結得很好，大家越來越感到誰也離不開誰，二軍團需要借助六軍團的幫助解除“左”傾路線的統治和影響；六軍團需要依靠二軍團人熟地熟的有利條件謀求立足和發展，大家認識到，隻有團結起來，相互學習和幫助，才能共同進步。
1935年元旦，在湘西永順縣塔臥紅二軍團軍團部外，鑼鼓聲響，爆竹聲脆。
“今天是我們二軍團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誌和組織部長李貞同誌結為伉儷的喜慶日子，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表示衷心祝賀！”任弼時政委話音一落，室裏室外掌聲四起。賀龍、關向應、蕭克、王震等首長和同誌們向新婚夫婦熱烈慶賀！
甘泗淇和李貞是在特殊的環境下，有著特殊經曆後結為終身伴侶的。
李貞1908年生，湖南瀏陽人，是從童養媳成長起來的經過生死考驗的女中豪傑。她參加過瀏陽秋收暴動，參與組織瀏東遊擊隊，擔任過縣委軍事部長，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紅六軍團組織部長等職。1932年她曾和張啟龍結為夫妻。在那艱苦的歲月中，夫妻倆同生死，共患難，有著深厚的革命情、夫妻愛。李貞十分敬重和愛戴張啟龍，因為張啟龍不僅是她的入黨介紹人，更是她的革命引路人。在革命鬥爭中，他們由相識、相知，到相愛，終於成為誌同道合的革命伴侶。
他們婚後生活甜蜜，卻非常短暫。就在李貞慶幸自己掙脫童養媳陰影，有了一個自己的家的時候，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張啟龍被劉士傑等人誣陷迫害，被開除了黨籍，並撤職關押。
張啟龍被陷害，令李貞想不通的是張啟龍工作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何罪之有？
張啟龍被關押後，給李貞寫信，要她放心，自己能正確對待逆境，絕不會自殺。劉士傑等人給李貞施加壓力，要她與張啟龍在政治上劃清界限，在生活上也不能含糊，暗示她要與張啟龍離婚。李貞表態堅決不同意。他們又逼迫張啟龍，說他不配做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的丈夫，要他與李貞離婚，不要連累李貞。張啟龍經過反複思考，認為劉士傑一夥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怕他們借自己的事陷害李貞，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含悲忍痛，在劉士傑等人事先準備好的離婚書上簽了字。
李貞被迫離婚兩年後，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十分關心李貞的生活，覺得應該找一位好同誌照顧她，認為甘泗淇年齡也不小了，應該有個家了，於是，她熱心地為他倆牽了線。
李貞在湘贛根據地就一直在甘泗淇領導下工作，對他很了解，很敬佩。在她的腦子裏，他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幹部，思想理論水平高，有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胸懷開闊，關心人，善於團結同誌，陳琮英大姐把自己介紹給這樣一個同誌，是自己又一次幸運。於是，她與甘泗淇的婚姻逐漸走向成熟，終於迎來了今天的喜慶日子。
甘泗淇與李貞十分珍惜他們經過特殊經曆後的婚姻，婚後互敬互愛，一同走完了長征路，又一同奮戰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的戰場上，在戰火中和人民軍隊建設中凝結了永生的感情。
1935年下半年，形勢越來越嚴峻。一天，下著秋雨，紅二、六軍團在桑植縣劉家坪召開了師以上幹部會議，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在會上講了話，會議作出了關於突破敵人“圍剿”，撤出根據地，實施新的戰略轉移的決定。
甘泗淇領導的二軍團政治部，在部隊轉移中，緊密結合部隊實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首先，在部隊中大力宣傳全國抗日反蔣的形勢和紅軍在反擊敵人中所取得的勝利，讓廣大指戰員從中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的前途。其次，解決好部隊的現實思想問題。要離開根據地了，針對一些人所產生的留戀之情，甚至不想走的思想，要求各級黨組織進行深入的動員教育，由各單位的主要領導做好解釋工作，保證這些同誌離開根據地後思想通，能堅決完成黨交給的新的政治、軍事任務。
部隊穿過滇中向金沙江西進，沿途田園平闊，人口稠密，物產豐富。戰士們看到這番景象，一些同誌產生疑惑，問領導：“天天喊建立蘇區，到了這樣好的地方，為什麼不建立呢？”“天天走，走到何時才是盡頭？”當時為了不讓敵人知道我軍意圖，在部隊中還沒有提出北上的口號，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工作人員采用曆史和現實的事例教育部隊，要求大家堅信上級指示是正確的，要求大家自覺地服從領導、聽從指揮。
部隊到達中甸後，二軍團和六軍團一部，召開了活動分子會議，正式向全軍提出了實現與主力紅軍會合西北，創建全國抗日根據地的任務。甘泗淇要求政工人員組織部隊認真學習北上的重要意義。通過學習，使廣大指戰員很快從思想上跟上了新的戰略轉變，保證了北上的順利進行。
部隊轉移時，為了避開敵主力阻擊，經常在狹路僻地中行動，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集中進行政治教育，甘泗淇要求政工人員密切關注國內外發生的大事，如每攻下一座縣城或一個集鎮，立即派人進占郵政局（所），命令去的人不準動郵件，不準動彙票，隻將白區出版的報紙，不論新舊統統搜集起來，從中了解祖國哪個地方又遭淪陷了，哪個地方的民眾又燃起了救亡的烈火，把一些大事及時告訴廣大指戰員，再通過他們傳播給沿途民眾。更為主要的是通過報紙，可以從國民黨軍“剿匪”動態中推測敵人的動向和其他紅軍的行蹤，為自己的行動提供情報。
1936年1月中旬，二軍團攻占石阡城，從收集到的一些報紙上看到，從1935年12月9日以來，北平、南京、上海以及全國許多城市相繼爆發了學生救亡運動。
甘泗淇利用收集到的材料，在二軍團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上，對全國政治形勢作了分析，以新的有利形勢武裝黨的活動分子頭腦。會後，各師團又利用休整幾天的時間，對部隊進行形勢教育，使大家認識到共產黨員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正確主張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民眾同情和支持，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賣國政策遭到越來越多的人反對和不滿，一個全民族抗日救亡的高潮正在到來。這些教育，使指戰員深受鼓舞。廣大指戰員了解全國的鬥爭形勢後，對大轉移的勝利前途更加堅定了信心。
在大轉移中，部隊經常遇到的最實際問題是打仗、走路和吃飯三個問題。政治工作如何保證部隊解決好這些實際問題呢？
甘泗淇作為二軍團政治部主任，始終把保證部隊打好仗作為政治工作中心任務來抓。他要求各部隊在每次戰鬥前，都要進行思想動員，如果時間來不及，就進行三言兩語的講話，目的在於使指戰員們明確敵情、我情和戰鬥方案；明確怎麼打法；明確取得勝利的條件和存在的不利因素。戰鬥開始後，要進行戰場鼓動，激發指戰員的鬥誌。初戰獲勝後，要迅速互相傳送捷報，以不斷鼓舞士氣。在戰鬥失利的情況下，政工人員更要注意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以達重振軍威，以利再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