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子彈穿過身體的那一霎那，譚司令說他聽到了死亡的聲音。像一首戰歌在耳邊環繞，最終走向理想的終點。我想象，疼痛到了極點會讓人產生幻覺。但是他說，其實根本不覺得疼痛，對於一個革命軍人來說，死亡就是一種榮耀。
我想盡可能地遠離他的回憶。那時候我剛剛進入社會，周圍的一切都新鮮而且充滿激情，我們試圖要改造這個社會並認為這是我們的使命，因而我不可能認為我的未來會像我身邊的這個人一樣——他曾經確信自己是為了一種神聖的使命而來到一個在我們看來毫無關係的地方流血，而在歲月飛逝理想消退之後，他隻感受到那種徹骨的疼痛，以至於會將死亡視為一種榮耀。
對我來說，他的經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跟我的距離遠到超出了我應有的價值判斷。直到在我跟他第一場酒局之後即將到來的黎明。
果敢街上的薄霧開始掩蓋路燈的昏黃。他蜷縮在沙發裏麵，像一隻冬眠的蛇。他對我說，他跨越界河的那一天，同樣是薄霧籠罩，但卻遠遠的有歌聲傳來。
我想讓他盡可能還原那一天的早晨，我甚至慫恿他，試圖讓他有著一種切·格瓦拉那樣的光輝——那種革命和青春以及膠著理想的光環——但他確確實實地告訴我，在那個清晨，他隻是聽到了一陣歌聲。
就是那個《國際歌》。歌聲嘹亮，霧色低沉。這個重慶少年躲在界河的一邊開始思考他的使命——有人告訴他，那個叫沈從文的文人曾經說過，一個男人，要麼奔向戰場要麼回到家鄉。他不由自主的相信，戰場就是家鄉，就在那條不過百米的界河的另一側，跟他的距離近到隻需要小跑幾步。
歌聲越來越遠，再不跟上就要徹底遠去的時候，天光逐漸像箭矢一樣穿透清澈的界河。界河對麵就是“終將被紅旗插遍”的外國領土。譚司令說，就在天空亮起來的那一刻，他不知道為什麼卻依然覺得在百米之外的那邊，天空依然黑壓壓的，那邊的人民活在黑暗之中，仍在受苦受難。
而就在這個時候，一麵遊擊隊旗開始在界河對麵升起，劃破天際，那簇鮮豔的紅色像火苗一樣點亮他的眼睛。他一下子感覺到，他的生命注定是為紅色而燃燒的，革命理想的颶風促使他必然奔向戰場。
於是，在1969年的6月17日，當天色最終變暗之後，這個16歲的少年偷偷越過了界河。他說壯麗的戰場和鬼魅的血色就像是那麵旗幟，促使他加速奔跑。
在我第一次聽他說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根本就不相信會有這樣的場麵出現。對於一個已經不太習慣去討論信仰的年輕人來說，譚司令所描述的一切實在太過於儀式化以至於不太真實。
直到後來，我開始越來越多的接觸到他們那群人，跟他們每一個人聊當他邁出第一步時發生的一切，很多人都告訴我，要麼是聽到歌聲要麼就是看到搖曳的紅旗，或者就是遊擊隊得勝歸來時的歡聲笑語——每一個人都真真切切地告訴我，他們看到過這樣的場景，而後來者也必然是跟隨著這個場景而來。
對於一個局外人來說，試圖從這種回憶中還原那種場景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於是，剩下的故事就隻能通過一個又一個場景串聯起來，直到譚司令不能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