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在很多中國知青猝不及防的狀況下突然來臨。趙力回憶說，那是一個暴雨之後的傍晚。在緬甸一個名叫捆馬小蘭寨的地方，緬共中央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連級以上的軍官們都被要求列席。
在這次會議上，最核心的議題是如何在軍事鬥爭不利的情況下更有效的團結隊伍，以及清除隊伍中不堅定分子——在後來有關緬甸共產黨的記錄中，這個會議被定義為“整風”——很多軍事指揮官被要求集中學習，交出手中的指揮權——而那些一直在總部的政治幹部們則開始進入基層指揮係統。
事後很多人認為，這是緬共大規模潰敗的開始——隻不過在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對隊伍進行及時的政治教育以及部分清洗是應該的，因為隨著一連串的失敗，動搖和叛變的思想開始露出苗頭。趙力說，當時他曾經舉手讚同，並率先交出他的獨立連連長職務，參加學習。
但後來的形勢顯然發生了變化。最早的學習是圍繞著如何更好的革命開始的，但之後路線有所轉移——“失敗的原因沒有人在意，更多的焦點集中在是不是有山頭主義和修正主義上”——趙力說，這顯然是針對某些特定政治對象的，而中國知青毫無疑問的是其中的一個。
一個眾所周知的原因是，從1968年開始的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是以地域為特征展開的，這導致一個城市的知青往往會被下放到另一個山區，他們地域和語言相近，所經受的運動以及教育程度都相似，毫無疑問他們更具有親近性，在進行戰鬥時，這種以老鄉和友情為紐帶的組織關係能夠有效的凝結戰鬥力，“甚至超過了某些政治口號的驅動”。
相對應的，在中國知青的隊伍中，也存在以雲南、北京、重慶等知青為團體的鄉幫，而在和緬共本地組織配合作戰時，他們又往往被視為“中國”——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這種架構很明顯的被定義為“山頭主義”。
而問題的核心在於，當軍事鬥爭開始潰敗、政治運動升溫的前提下，這種無法判斷對錯的定位很快就被稱為一個“替罪羊”——這就是緬共文件中所提到的“戰鬥力和革命意誌分散，並導致戰鬥失利”的根源。趙力承認說，這種判斷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政治運動得當的話，仍然有可能扭轉”。
但事實上，另外的一個極端開始出現：整風帶來的清洗運動開始席卷軍隊——幾乎每個指揮官都被要求向組織交心，由政治官員們進行審查——如果被認定為隱瞞動機或者出現動搖，等待他們的下場就是撤職、關押，甚至是槍斃。
趙力回憶說，一開始的鬥爭仍然是趨向於口頭教育，但半個月後，當一個中國知青對所謂的教育表示不滿並試圖帶著隊伍獨自戰鬥時，轉向了體罰層麵——這位知情很快被當眾審判，並被槍斃——而且更具震懾力的是，他的屍體被吊在黨部門口，風吹日曬。趙力說，會議持續了整整一個月，那個戰友的屍體也就被懸掛了一個月。